现在，十六岁的希特勒开始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父亲和学校已经沦为往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去选择工作了。母亲对他总是让步，家里提供的食宿费足够支付他的花销。克拉拉．希特勒在此期间带着全家搬到了林茨市内，父亲前妻的女儿安格拉也出嫁了。

从——九零五年到一九零七年的两年半光景中，希特勒在林茨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贪婪地涉猎书籍，大量作画，欣赏歌剧，参观博物馆，但所有这些几乎都搞得冷冷清清，似乎他对于进行社交活动没有丝毫兴趣。他是一个生活在梦幻世界中的落落寡合者，憧憬着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大艺术家。仅仅是在一九零五年的秋天，他总算是遇到了一位能够与之攀情道友的同龄青年奥古斯特·库比切克。库比切克也怀着同样的梦想，即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库比切克和希特勒对于市内上演的歌剧几乎是场场不落，夜间则没完没了地在林茨的大街上闲逛。这两个年轻人合作得真可谓天衣无缝：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库比切克专注无言地听。

毫无疑问，库比切克是希特勒在林茨的那些年月中最好的挚友。即使库比切克在他后来的那些回忆里也闻或出观过一些夸大其辞的地方，然而这些回忆仍然真实地反映出了十六岁到十八岁的希特勒的若干特点。这些后来日臻完善并在作为煽动家的希特勒身上体现出来的特点是：一种极端的落落寡合，一种带有自怜情调的唯我独尊和经常突发的一种压抑不住的演讲欲；此外，对于制定“宏大计划”抱有热烈的欲望，而对于任何一种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的活动则都嗤之以鼻。希特勒的话题当时主要是围绕着音乐< 他当时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崇拜者）和绘画，并且越来越多地谈到建筑。

他画了大量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的设计草图并且热哀于完成改造林茨市容的一系列计划。至于政治，他只是偶尔谈到。保拉·希特勒后来在回忆时说道，她和她的母亲常被她哥哥用冗长的历史报告搅得头昏脑涨，可是当时仍然毫无迹象可以说明，年轻的希特勒对于政治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同样，也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他在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或者说他对“犹太人问题”产生了一星半点的兴趣。当时，希特勒的母亲感觉到胸部作痛，曾到一位犹太医生爱德华·布洛赫博士那里去就医，这位犹太医生是当时林茨市里有名的“穷人的大夫”。布洛赫博士诊断她患有乳腺癌并劝她立即进行手术。当医生把病情的严重性讲给患者的子女们听时，她儿子那种悲痛欲绝的反应使这位医生深受感动。一九零七年一月十八日，克拉拉·希特勒做了手术。术后，她的恢复是缓慢的。

一九零六年春，希特勒生平首次来到了维也纳。一连四个星期，他只是进出于歌剧院、话剧院和博物馆，并且给库比切克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明信片。至少此刻令他深信不疑的是，假如他要想在艺术生涯中有所建树的话，那么就必须去维也纳求学。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劝说母亲同意他到维也纳的自由艺术学院去就读。克拉拉·希特勒在儿子的愿望和女婿——同时也是孩子们的法律监护人——让希特勒学一门 “正当”职业的建议之间曾经十分犹豫不决。最后，一九零 七年的夏天，希特勒终于说服了自己的母亲，允许他从父亲 的遗产中提取了七百克朗，这笔钱恰好可以支付他在维也纳 一年的学费和食宿费用。

一九零七年九月底，希特勒启程前往维也纳。十月初，他在那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希特勒名落孙山。当时，希特勒曾经试图让校方允许他做些解释，但却被告知，他的绘画技巧平平，实际情况说明他的天赋应该是在建筑方面。然而，要想进入学院的建筑系就必须出示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这种建筑学校的前提则又是必须念完整个六年制中学并获得毕业证书。此时，希特勒面前云遮雾障，似乎无法迈步。面对现状，希特勒束手无策，神情沮丧。他没有给家中写信，也没有旋踵而返，却独自留在了维也纳，闭门谢客，埋头读书，听听歌剧或在大街上茫然无主地游逛。

直到一九零七年十月底，他才乘车返回了林茨。他母亲此刻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他和妹妹一起承担了照料病人的义务。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克拉拉·希特勒离开了人间。圣诞节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一道拜访了布洛赫医生，付清了帐目并对医生为病人所做的努力表示了谢意。后来，希特勒曾经不止一次地给布洛赫博士寄去了自己画的明信片，还有一次寄去了一张自画的水彩画，借此来再次表达自己的谢忱。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人德国时期”，布洛赫和他的家庭被置于希特勒的特别保护之下，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离国旅行。

可以肯定，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思想绝非是由于他个人的经历所造成的，而是来源于其它渠道所造成的一种广义上的反犹成见，这种成见的力量大得足以抵消那种私人经历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