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八月，专门负责在希特勒举行集会时维持“秩序”的那些武斗队演变成为一个身着戎装的准军事化组织。这个组织最初起了一个旨在避免招风惹眼、引来非议的名称，叫作“体育运动队”。两个月以后，“体育运动队”在其体育的原意上将名称做了微妙但却更为符合实际的改变，换作“冲锋队”，简称为ＳＡ。

冲锋队主要招募不能进人十万常备军的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也招募那些此间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一些军人。恩斯特·罗姆担任了冲锋队队长。冲锋队起初只是执行维持秩序和警卫任务，因而它从一成立起就被看成是一支党的军队。根据希特勒的“必须用暴力来清算暴力”这样一句格言，这支党的军队应该用武力来对付党的政敌。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观察家报》在一篇题为《致我们的德国青年》的文章中这样号召说：“冲锋队将把我们的青年党员团结起来，作为一支钢铁队伍为我们为之冲锋陷阵的整个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冲锋队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民族的国防意志的体现者，应该成为领袖们所领导的开拓工作的一面盾牌。”

毋庸置疑，冲锋队当时对于青年党员们具有着一种强烈的、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员们入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浯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吹奏乐的旋律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以及乘坐着敞篷卡车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魅力和冒险的色彩。此时希特勒的政党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和“入时”。党的领导人们年龄都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他们相互之间用战壕中士兵的那种粗犷的语言进行交谈，以汽车或者摩托车代步，巧妙地利用游行和集会来进行显示其“军事锋芒”的示威，并以旌旗密布和火炬林立的盛大场面把游行和集会装点成充满庄严色彩的神圣时刻，他们的演说也绝不象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些研究顾问和司法顾问那样以咬文嚼字使得听众们感觉到索然无味。

希特勒的“御林军”十分有意识池刺激着自己的政治对手，策划一次又一次的会场斗殴和马路武斗事件，以期引起舆论界的轰动。冲锋队的此种战术反复使用于出现政治暴力事件的气候中，在魏玛共和国初期的那些危机年代中则表现得尤为露骨。一九二一年八月，国家财政部长、停战协定的签署者埃茨贝格被人暗杀。一九二二年七月，旧志愿团的成员们枪杀了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拉特瑙是一名犹太人，仇犹煽动者们谴责他既准备把德国出卖给“国际交易所的资本家们”，又准备把德国出卖给“布尔什维主义”。

一九二二年初，纳粹党拥有六千名党员。除慕尼黑以外，纳粹党还在斯图加特、普福尔茨海姆和哈雷各邦建立起党的地区性组织。此刻，纳粹党主要还是在慕尼黑取得了地区性的多数。希特勒的运动只是到了一九二三年才真正有了突破，使党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群众性政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拥有党员五万五千名）并开始涉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当时，魏玛共和国正在经历着它历史上最为黯淡的年月。

为了结束对那笔德国永远无法偿清的战争赔款的争执，同时也为了给法国提供一种在德国面前的安全感，——九二三年一月，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下令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出兵占领了鲁尔区。德国政府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号召进行一场消极抵抗，即由国家出钱资助鲁尔区的工人们进行一场总罢工。对于鲁尔斗争的金钱资助使得德国货币一落千丈，全面崩溃。

还是在战争当中，通货膨胀就已经开始，战败后日益加剧，现在则达到了高峰。一九二三年十月，仅一只鸡蛋的价格就高达三千万马克。美元对马克的兑换比率则扶摇直上，其速度是按照小时来计算的。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马克暂时稳定时，每美元的兑换额竟相当于四万二干亿马克，达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为了使货币赶在继续贬值之前能够尽早地变成为日用消费品，薪金和工资是按天发放的。

所有领取薪金和工资的人们，—切靠养老金为生以及将攒下的钱投资于国家和战争的人们都变成了这场灾难性事变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纸币还不如那些被用来印它们的纸张值钱。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破了产的中产阶级就成了象希特勒那样的极右派鼓动家们轻而易举的猎获品，希特勒把发生这次灾难的原因同样归罪于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和约，归罪于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造成中产阶级此种贫困的真正原因从始至终都恰恰是被这个阶级所盲目美化了的那个帝国奉行的战争政策。

一九二三年八月，这场罄耗血本的鲁尔斗争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正当德国新任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九月间结束了这场斗争并且准备设法同法国达成和解时，死硬的保守派——德意志国家人民党（ＤＮＶＰ）和所有的极右派团体发起了一场愤怒的抗议运动。同历来一样，这场旨在反对值得诅咒的共和国的抗议运动集中在了“秩序之邦”——巴伐利亚。

由于发生了反对结束鲁尔斗争的抗议风潮，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巴伐利亚邦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处于紧急状态，取消了宪法，任命古斯塔夫·里特尔·冯· 卡尔为全权代表。同一天，德国中央政府也宣布了非常时期法。埃伯特把执行的权力委托给国防军的首脑冯·泽克特将军，后者则立即派出军队去解散图林根和萨克森州由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对于巴伐利亚的极右势力，他暂时没有采取行动。

只是当希特勒的《人民观察家报》连篇累牍地刊登出反对国家政府和泽克特的措辞激烈的煽动性文章，抨击他们在鲁尔斗争中背叛了民族事业之时，才爆发了国家政府和巴伐利亚之间的冲突。于是，泽克特下令取缔《人民观察家报》。

而负责这一事务的国防军的冯·洛索将军和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冯·卡尔却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总统埃伯特取得了泽克特的认可，罢免了冯·洛索将军的职务。卡尔并没有退却，他打出巴伐利亚政府对柏林全国政府享有自治权力的旗号，并且任命刚刚被国家政府革职的洛索将军为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这是一场明目张胆的叛逆。

卡尔和洛索内心中梦寐以求的是复辟巴伐利亚王国，因此他们一直同从前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鲁普雷希特王子保持着联系。但是，要想达到复辟王朝的目的，就必须推翻共和国，而推翻共和国则需要得到慕尼黑国家主义战斗组织的支持。

在上述背景下面，慕尼黑的国家主义战斗组织实行了联合，成立了“祖国大同盟工作联合会”（亦称为“战斗联盟”）。这个组织挂上了鲁登道夫将军的招牌，但它的领导权实际操在希特勒的手中。鲁登道夫对巴伐利亚的分裂主义计划并没有多少兴趣，他所追寻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军人专制的政权。而希特勒则既不赞成卡尔的分裂主义，也无意于鲁登道夫的军人政权，他所致力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由自己亲自领导的专制政权。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一年以前就已率领他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向罗马进军并接管了那里的政权。在纳粹党和战斗联盟的内部，“向柏林进军” 已经变成了公开的话题。当然，希特勒此刻也有他自己的顾虑，一方面他担心卡尔和洛索会卸磨杀驴，最终将他遗弃；而另一方面“向柏林进军”又毕竟不是件儿戏，他还没有胆量去冒这样的风险。于是，希特勒制定了自己的策略：尽可能地使卡尔和洛索出丑，迫他们陷入窘境，以致使他们除了同自己合作共事以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