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希特勒利用时机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那天晚上，巴伐利亚邦政府的部长和高级文武官员们在市啤酒厅的地下室内举行了一次支持卡尔的“忠于祖国集会”。晚上九时许，正当卡尔宣读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报告时，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们以及戈林突然破门而入，冲进了会场。希特勒首先朝天花板放了一枪，遂使大厅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尔后他纵步跨上了讲演台。

希特勒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喊道：“国民革命开始了！大厅现在已被包围，任何人也不得擅离一步！”紧接着，他宣布巴伐利亚邦政府已经垮台并且命令卡尔、洛索和巴伐利亚警察局长赛塞尔跟他一起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中去。与此同时，戈林则指挥着冲锋队队员们将大亍里的其他与会者看押了起来。希特勒要求他的三个“俘虏”人伙，并在国家主义政府和军队中许给他们以不同的职务。然而，这三个人却不肯轻易就范。希特勒又一次拔出了他的手枪，“这里面有五粒子弹”，他用沙哑的嗓音威胁着说，“假如失败，其中四粒将是给背弃我的人准备的，最后一粒将留给我自己。”这时，卡尔要求知道，鲁登道夫对这一事件究竟持何种态度，但鲁登道夫此刻却还没有到达。希特勒把手枪交给了他的私人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一个从前的屠夫），自己则进入大厅之中；大厅里，开始变得狂躁的人们用愤怒的喊叫和不绝于耳的口哨声在迎接着他。

“如果不立即肃静，我就下令在阁楼上架起一挺机关枪。”希特勒咆哮道。接着，他开始了一个演说。当演说达到高潮时，希特勒说：“德国国家主义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这个国家的所有力量……开始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去拯救德国的人民！”最后，希特勒发问说：“外面站的是卡尔、洛索和赛塞尔那些先生们，他们是些瞻前顾后、议而不决之辈。难道我可以对诸位说，请您们站在他们的后面吗？”“可以！可以！”下面的人群中响起了一片讥诮和愤怒的呼声。

鲁登道夫终于出现了，赛塞尔和洛索宣誓同他站在一起，卡尔在稍事迟疑之后也这样做了。他们一行人重新回到了大厅，人们狂呼着欢迎他们，一个兄弟般亲密无间的场面出现了，人们唱起了德国国歌，然后，宣布散会。

在此期间，罗姆指挥冲锋队占领了路德维希大街上的巴伐利亚军区司令部，然而除此之外，政变者们并没有去占领象政府大厦、电报局和火车站那样一些要害部门。他们迷信刚刚归顺的“三驾马车”。

但是，卡尔、洛索和赛塞尔根本无意去履行他们在胁迫下许下的诺言。洛索下令奥格斯堡、英戈耳施塔特和累根斯堡的军队向慕尼黑进发，并于凌晨三点通过所有的德国电台发表了一项呼吁，呼吁明显地表明了，他本人以及卡尔和赛塞尔都与希特勒的政变保持着距离。很快，在慕尼黑所有街道的广告柱上都张贴出了卡尔的声明，声明中写道：“假如这种既无意义又无目标的叛逆企图一旦成功，德国就会堕入深渊，巴伐利亚也在劫难逃。”声明宣布取缔纳粹党和其他极右派组织，并声言将对策划这场政变阴谋的首犯给予严惩。

希特勒想通过突然袭击来制服慕尼黑的那些具有“国家主义思想”和“爱国热情”的大人物们，使之受自己驱使的企图失败了。然而，他却并没死心。他决定，与鲁登道夫一起在前面开路，率领冲锋队和其他战士联盟的队伍从市啤酒厅向慕尼黑内城进发，以期唤起居民们的支持。他们认为，“三架马车”之流目前还没有胆量用机关枪来对付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近正午时分，游行大军出发了，队伍头前走着希特勒、鲁登道夫、朔伊贝纳法官和戈林。后面紧紧跟随的有冲锋队、巴伐利亚南部联盟、战斗联盟的队员和参加政变的陆军学校的士官生们，总共约两干人。游行大军沿路德维希大街向北前进，在路德维希桥上制服了一个警察小队，然后队伍通过伊萨尔城门继续奔向议会大厦前面的马林广场。过路行人此时开始向游行大军欢呼，并且纷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队伍在马林广场开始向右转弯，奔向座落在奥第昂广场上的统帅府大楼，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支人数较多的巴伐利亚警察局的部队。

突然，政变者方面有人开了一枪，对方的一名警察应声中弹。立时，警察们开始射击。有几个政变分子开枪还击，大多数人却准备逃跑，游行至此陷入了一片张皇失措的混乱。只有鲁登道夫将军一人镇定泰然、目不旁视地穿过了交火线，被警察逮捕。枪战中间，政变者方面首先倒下的人中有朔伊贝纳法官和希特勒的私人卫士乌尔里希·格拉夫。格拉夫在倒下时把希特勒也拖倒在地，致使后者的左膀脱了臼。枪战过后，统帅府前面留下了十四名希特勒党徒和四名警察的尸体。希特勒则逃往施塔弗尔湖畔的乌芬去投奔他的朋友埃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十一月十一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投进了兰茨贝格的监狱。

希特勒的政变失败了。然而，他却很快从失败中恢复了元气，甚至转败为胜，从这次失败中间为自己和自己的政党捞取了一笔宣传资本。

二月二十六日在慕尼黑人民法院开始的那场对他、鲁登道夫和其他政变参与者的叛国罪审判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审判一开始，希特勒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他承认了自己所为之献身的“国家主义”目标，并且阐述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政变活动中所奉行的意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危害而是代表了国家的利益。

各种报刊都详尽地报道了这次审判，希特勒用他的滔滔雄辩为自己赢得了一副十一月九日事件中真正英雄的形象。

希特勒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法庭，以致当他大谈“十一月罪人”和“凡尔赛暴令的奴仆”之时，守判长认为没有必要去指责他。

最能证明法庭与被告之间在“国家主义”思想上并无原则分歧的是首席法官提交给法庭的对希特勒的判决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对于他那个党的政策我无法做出判决，但他那种旨在受压迫、被解除武装的民众中间重新唤起对德意志事业之信仰这样一种其诚的努力，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功绩。”

法庭的判决和上述口径是一致的：根据法律中对于叛国罪的条文，希特勒被判处了最轻徒刑——监禁五年，在表现好的情况下则应酌情减刑。罗姆、弗旦克和鲁登道夫被宣布免刑开释（戈林已逃往国外）。

一九二四年春天，巴伐利亚邦议会和全国国会的选举证明了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和整个国家呻普遍存在着对希特勒奋斗目标的强烈同情。纳粹党被取缔以后借尸还魂的“民众联盟”于慕尼黑的叛国罪案宣判的五天以后，在有人弃权的情况下获得了慕尼黑的多数选票，在整个巴伐利亚也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十七。五月四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改头换面的伪装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一开始就赢得了比德国民主党还要多的选票，占据了国会白的三十二个席位，而后者经过了一番苦斗才得到了二十八个席位。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只呆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然后在那里被赦免。在巴伐利亚服刑期间，他非但没有被当作一个违法闹事的外籍人——他仍然是一个奥地利人——被驱逐出境，反而受到了优待，得到了较为舒适的住所和许多方便的特殊条件。他独处一室，房间有两扇窗户，室内阳光充足。中午，他则在休息室进餐时大吹牛皮，休息室的墙上悬挂着一面卐字旗。当他在这所看管监狱中“服刑”结束时，狱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变成了忠实笃信的纳粹主义分子。希特勒在这里享有着通信自由，经常接待着来访的宾客，他们中间有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和拜罗伊特音乐节的乐队女指挥维尼弗莱德。瓦格纳以及慕尼黑社交界中的其他女士们。鲁道夫·赫斯是自愿追随他所敬爱的元首前往兰茨贝格的，此刻，希特勒将他召来，口述了他的“ 伟大著作”——《我的奋斗》的第一卷(第二卷于两年之后问世)。

这部著作既不是一本回忆录，也不是一部体现希特勒世界观的作品，实际上，它是一种喋喋不休的陈辞滥调的堆砌。书中反复论述着同一主题，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斯轮老手的官僚主义风格。显然，希特勒认为此种风格足以体现他“教养有素”。《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毫无新颖之处，希特勒取材于他的那个时代，抛出了一个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对民主主义思潮于一体的大杂烩。

希特勒刻骨铭心的反犹主义是贯穿该书的一条主线，这种反犹主义的理论建立在世界历史上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进行的种族斗争以及优等人的权力这样一种伪科学学说的基础之上。正是出于此种种族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从它中间寻觅到的所谓合法依据，在希特勒看来，不论是反对民主原则、主张元首独裁，还是他的扩张纲领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扩张纲领的主旨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向东扩展德国的版图：“我们将停止向欧洲南部和西部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日尔曼征讨，并将把目光投向东方的那个国家。”

上述思想和东拼西凑的纲领尽管是如此的反动：但在希特勒那里却涂抹上了一层革命的色彩，因为他巧妙地把这一切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以及政治精华的极大蔑视联系在了一起。这部著作中充斥着对资产阶级、学究院土以及知识分子的攻击。正如他在字里行间中所述，他希望以此来争取日益贫困化的小资产阶级和青年人。

他对魏玛共和国、对民主体制、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的抨击迎合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愤懑情绪。正是这样一种盲目的愤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希特勒的大忙。希特勒只谈论那些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话题，并且将它们加以简化，单刀直入。

总之，“产生希特勒绝非偶然，而是德国现状的一种必然。” （康拉德·海登语）。

在统帅民众、组织民众和宣传民众的问题上，希特勒造诣颇深，有着独到的见解。《我的奋斗》第二卷中，他主要是以玩世不恭的语调详细论述了组织艺术、宣传鼓动和群众心理学。他主张，演讲者必须达到的演说水平是最大限度上的朴实无华和一目了然，十分简单地提出黑与白、友与敌这些对立面，经常地重复它们，并用无情的战斗语言去不断地强奸那些“女人们”——希特勒对他的听众所下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