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失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这反映了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开始稳定，这种稳定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八年。

通货膨胀结束之后，战争赔款问题也于一九二四年根据美国人戴夫斯的一个计划和一项八亿马克的国际公债而相继得到了解决。戴夫斯计划使得美国货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工业和商业又繁荣起来。一九二五年七月，法国人撤出了鲁尔。洛迦诺条约的签定以及德国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国际联盟似乎发出了德法之间紧张关系开始解冻的信号。这时，甚至连资产阶级保守派们也可以与共和国妥协共处了，尤其是当原德皇的陆军大元帅、德高望重的保罗·冯·兴登堡于一九二五年被选为国家总统以后。由于有了这个“代理皇帝”，满足了那种对于权威的希冀。此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从表面上来看继续有着起色。

就连“国家主义”的反对派们到了此时也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希特勒从失败的政变中悟出了一点，即不能够通过政变去夺取台上统治者们的权力；相反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才能够取得政权。希特勒现在所要采取的策略是明白无误的，即充分利用共和国宪法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牟取政权，去铲除共和国。

在这样一条新的合法路线上，希特勒所迈出的头一步是一帆风顺的。挣脱囹圄后的头几天，希特勒就去找了巴伐利亚的总理赫尔德，向他保证，今后行动一定循规蹈矩、恪守法律，并且答应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向这位总理提供他的支援。赫尔德因此产生了一种印象：这头凶兽现在“驯服”了，人们可以松一下锁链了。是年二月，巴伐利亚政府撤销了对纳粹党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市啤酒厅地下室中举行的一次激动人心的会议上，希特勒重建了纳粹党，并且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党内作为独裁元首的身份。希特勒露面后的首次公开之举自然引起了反应。一九二五年五月，巴伐利亚邦政府下令禁止他在公开场合下进行演说。随后，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希特勒最为重要的宣传手段由此而被剥夺，剩下的只能是在与外界相隔绝的党内会议上去试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特勒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党在组织方面的发展建设之中。

一九二五年，纳粹党的成员人数又恢复到了二万七千人，一九二六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一九二七年继续上升到原数字的三倍，到了一九二八年则达到了原来的四倍。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由缴纳党费给党带来的进款额也随之上升。党的经费来源还包括了出售《人民观察家报》和《我的奋斗》所赚得的收入。到了此时，就连希特勒在他那些阔绰的追随者家中召开“政治茶会”和“政治社交晚会”的费用都可以用党的经费来支出了。来自慕尼黑社会工商界的资助金钱这时又开始重新缓慢地向纳粹党流来。除了失去军队的支持以外，此刻的希特勒又赢回了绝大部分昔日的支持者。

希特勒依靠他的组织工作：并主要是以其“运动和一九二三年政变献身者”的光荣资历，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依然是纳粹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纳粹党在巴伐利亚邦以外建立的地区性组织越多，这些组织同慕尼黑中央的关系就越松弛：希特勒对它们所施加的影响也就越小。尤其是希特勒现在仍然象以前一样被剥夺着作为宣传演说家的权力，而且，作为一个外籍人他也被褫夺了作为国会和邦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希特勒在他的权力要求中视为最大威胁的人物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此人来自兰次胡特，从前是一个药剂师，大战期间任过陆军中尉。作为国会议员，施特拉塞尔享有豁免权和免费乘车证。从一九二四年起，施特拉塞尔一直奔波在德国北部，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进行游说宣传并且得到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 ——一个极端派记者的支援。施特拉塞尔兄弟对于纳粹党纲领中“社会主义”的成分比希特勒看得远为认真。他们宣传把大地产和重工业收为国有，此举令希特勒疑虑重重，因为这样的一种宣传无疑会毁掉他从工业界获得金钱的来源。希特勒所谓的反对资本主义说到底是与他的那个反犹主义同出一辙的：他所领导的运动只反对 “贪婪的犹太资本”，而绝对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

一九二六年一月，施特拉塞尔和其他二十五位党的基层领导人在汉诺威开会，决定支持剥夺前德意志王公贵戚庄园地产的社会主义运动。消息传出，希特勒大为震惊。二月十四日，希特勒赶往南德的班贝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施特拉塞尔派居于少数。经过会议长达五个小时的辩论之后，终于以会议多数通过了反对剥夺王公贵戚的议案，并迫使施特拉塞尔本人屈从于慕尼黑领导的意志。

属于施特拉塞尔兄弟集团中的有一个名叫约瑟夫·戈培尔的莱茵兰人，他一只脚跛足，曾经获得过日尔曼语言学的博土学位。但是，不论是作为小说家还是作为记者，他都同样是时乖命蹇的。此时，他奔走于德国北部，从事纳粹党的宣传工作。在汉诺威召开的会议上，他异乎寻常地抨击了希特勒，称后者为“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班贝克的会议上他却是引而不发，持保留态度。一九二六年四月，希特勒以私人名义邀戈培尔前往慕尼黑会晤，并把他完全拢络到自己一边。从此以后，戈培尔变成为希特勒的一名狂热信徒，一种对于元首的崇拜从此浸透了他的骨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红色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

纳粹党在柏林命途多舛，处境十分不利。施特拉塞尔派在该区的纳粹党内占据着优势地位。戈培尔贯彻着希特勒的指示，在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中施展开他所掌握的新闻宣传的全部招数。

武斗队和暴力军人联合会的时代已经沦为往事。现在，希特勒坚持使冲锋队作为党的一种政治工具。罗姆的观点与此发生了冲突，他于一九二五年四月辞去了一切职务，并于一九二八年前往南美洲担任军事顾问（一直到一九三零年希特勒才重新将他召回）。冲锋队的职责名义上仅限于治安勤务，实际上，它则继续扮演着显示“褐衫党”的力量和“武德”以及充当纳粹党中纪律组织的角色，并继续在工人区举行挑衅性的游行，挑起街头斗殴事件。柏林的戈培尔尤其惯于使用此种伎俩，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流血斗殴事件来扩大纳粹党在舆论界的影响。

隶属于冲锋队管辖之下的有纳粹党的青年组织和大学生组织以及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建立起来的党卫军（ＳＳ）。党卫军由一批被遴选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青年党员组成。直到一九二九年，当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这一组织时，它才真正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价值。

希特勒并没有被纳粹党初期的弱小所迷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包括外交政策、新闻、农业、经济、内务、司法等各种不同的部门，另外还专门设有“种族文化部”和宣传部。纳粹党下辖的所谓组织有：希特勒青年团（ＨＪ）、纳粹党德国大学生联盟（ＮＳＤＳＴＢ）、纳粹党少年团、第一职工联合会（包括纳粹党教员联盟、纳粹党司法界联盟和纳粹党医生联盟）以及纳粹党妇女界协会。纳粹党意在通过建立这些组织机构使其成员变得无所不包，即网罗一切私业和公职人员，同时把那些对于入党尚存顾虑的同情者们，尽量不受年龄、性别和专业的限制，不断地争取到纳粹党一边来。

上述努力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要求是相互一致的。希特勒要求纳粹主义运动必须高度组织起来，以致使这一运动不仅仅“正在其内部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而且应该达到“业已拥有着自己的国家的全部现成体制”。

纳粹党的这些职能各不相同的权力机构一俟建立起来，就出现了一种各自独立和相互竞争的倾向，而只有通过“元首的存在”才能够把它们相互协调起来。希特勒所享有的这样一种协调职能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权力地位以及他在党内的权威。

政府：对于希特勒言论的禁止以及整个纳粹党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被取缔的威胁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化的努力加强了，希特勒事必躬亲，过问党的一切细小决定。纳粹党的信徒们都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感觉，并把他们的元首视为是众望所归的决策人物。党的机构的扩大和希特勒在党的内部会议上发言所灌输的思想影响使得纳粹党到了一九二八年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一批具有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队伍的政党”。只是由于党这一时期在共和国的议会斗争中尚没有取得任何带有实质性的成绩，因而它的内部力量与团结未露锋芒，普遍被外界所忽视。

一九二八年的国会选举期间，纳粹党获得了全部选票中的百分之二点六。获得选票情况最佳的地区是巴伐利亚、弗兰肯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最为糟糕的获选地区主要是那些大城市和工业区。

一九二八年，纳粹这个小党尚无力对立法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它的影响。其实，仅就施加影响而言，也绝非是纳粹党的目标。对于“我们在国会中的任务何在”这一问题，戈培尔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写道：“我们进入国家议会，是为了在这个民主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假如这个民主蠢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的帮倒忙提供免费乘车证和旅差补贴的话，那将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去革当今现状的命……我们是作为敌人才到那里去的！我们到那里去，就象是狼闯入了羊群。纳粹党员们，现在你们来打破旧日的小天地，鱼跃大海，鸟翔蓝天吧！” 戈培尔的一番话将希特勒合法策略的目标披露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