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至九月十日纽伦堡召开党代会期间，希特勒在盛大的场面中庆祝他对罗姆的胜利以及在国防军帮助下自己权力的巩固。他任命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为党代会的组织者。施佩尔让人在纽伦堡前面的蔡波林广场上建立起一个长四百五十米，高二十七米的巨大巍峨的主席台。主席台用长方条石建成，上面仿照出土的古代帕加马王国的浮雕进行了雕刻，顶巅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展开的翅膀竟达三十三米。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卐字旗迎风招展，在三十三米的鹰翅周围装满了空军的探照灯，灯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八千米。这些探照灯在夜间所造成的效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们给人带来一种感觉，仿佛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大厅中间一般。

九月七日，二十万名纳粹党员排成密集的队形集会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希特勒在演讲结束时，用既对未来充满胜利信念而又不无威胁的口气地说道：“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必将更加强大！”鲁道夫·赫斯宣布道：“纳粹党是希特勒，希特勒则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万岁——希特勒！

万岁——胜利！万岁——胜利——希特勒！！！”狂热的人群一齐跟着振臂高呼，他们被这样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欢庆气氛所陶醉，所激动。

这种空洞的激情和民众的狂热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与会者发生了效力，使他们感到阴森可怖，毛骨悚然。通过广播和每周新闻简报，党代表大会立即加强和扩散了它的宣传效果。希特勒为了达到进一步宣传的目的，还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女导演莱尼·里芬施塔尔拍摄了一部反映这次群众集会场面的新闻影片。这部定名为《意志的凯旋》的影片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到处为希特勒德国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作着张目宣传。

这些没完没了的群众游行和宣誓效忠的盛大集会是戈培尔为希特勒精心设计的元首个人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希特勒本人对此也感到极为赏心悦目。元首个人崇拜很快便波及了整个国家，它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希特勒式的致意，大街上的人们以“万岁——希特勒！”来相互问候，商人们通函亦以“万岁——希特勒！” 来作为落款，孩子们在校学习颂扬希特勒勒的诗文并为元首祈祷。党的元首现在成为“德意志人民的元首”或者被简洁地称之为“我们的元首”。对于希特勒的正式称呼并不是“国家总理先生”，而要称“我的元首”。元首个人崇拜把希特勒变成了一个神胎圣育的化身，他没有私生活，而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为整个国家、各族民众造福的事业。元首不吸烟，元首不沾酒，元首三餐简单并且长斋戒荤，元首至今未婚没有家室。

一九四五年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听说过埃娃·布劳恩这个名字。一九三零年，希特勒在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结识了她，布劳恩当时是那位摄影师手下的一名职员。她满头金发，漂亮秀美，不十分聪慧，对政治毫无兴趣。她后来成了希特勒的情人，起初她常怀醋意，因为希特勒经常羁旅途中，她担心会失掉他。一九三二年，她自杀未遂。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变得日益亲密起来，但是，布劳恩却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那种风流逸事当然与希特勒刻意在公众心目中被大树特树起来的形象不甚合拍。希特勒自己在慕尼黑有一处一九三三年以后——直保留下来的寓所，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山上他亦用《我的奋斗》一书所赚的稿酬置建了一处寓所，他主要是在以上两处寓所中与埃娃·布劳恩相会。

虽然希特勒的私生活很少为时人所知，但它对于元首个人崇拜却实在是无关轻重的。希特勒的私生活说到底是索然无味的。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希特勒便已不复存在：后来从一九三三年起才又重新脱颖出了作为政治家和“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生活的全部含义对于他来讲只有一个，这就是政治。希特勒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因为他不需要所有这一切。至于谈话，他总是千篇一律，区别对象是没有意义的；说到信任，他从来没有把那些顾问们真正放在心上。他和纳粹党的其他领袖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之间的关系也绝无个人友情和绝对信任可言，有的只是象他同党和国家的关系中的那个相同原则，即元首领导部属的原则。希特勒贴身的小圈子由属员、副官、司机和女秘书们组成。在这个“小家庭” 中，他既不必担心会出观异议：也不必害怕会发生反抗。他事事随心所欲，经常讲起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那些年月中所经历过的往事。这些“饭桌上的信口开河”清楚地说明，希特勒既不具备自我批评意识也没有幽默感，反而倒暴露了他在艺术、音乐、婚姻、家庭、教育和宗教问题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偏见。

希特勒的个性自从在林茨和维也纳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前线生活中形成以后便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一个想下笔描写积极投身于政治后——一九一八年以后——的希特勒的传记作家来说，只能够是去刻划那个政治家希特勒，而不是普通人希特勒，以及去研究政治家希特勒所做出的各种决策和它们所产生的后果（推断希特勒心理方面的研究则应除外）。

一九三四年的纽伦堡党代会召开后的第三个星期，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秘密手令：将国防军由十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军备预算也将继续提高。希特勒还向公众许了愿，要进一步地推动经济发展并彻底根除社会上的失业现象。重整军备是他创造就业场所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通过一场侵略战争来实现他主张中的“必须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前提。当希特勒出任国家总理之际，形势对他相当有利，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接近了尾声。除此以外，关于采取何种手段去扩大就业面的问题，他则可以继续他的前任所制订好的那些计划和措施并可以借鉴与效法国外的那些成功者们。现在，希特勒开始把在布吕宁领导下业已制订好的建造高速公路的计划付诸实行并且明显地扩大了这个计划。除了修建高速公路之外，扩大计划中还包括了修建新机场，兵营以及排干沼泽地中的积水。上述所有工程一律不使用机械而代之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目的是使众多的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的机会。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的国家劳动服务局在减少失业率方面——首先是在青年人中间——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减少失业率的另外一个间接措施是发放婚姻贷款，日后多子女的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偿还。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促进德国居民人口的增加。同时，婚姻贷款还可以作为一种刺激鼓励妇女结婚育子并放弃她们的职业，这些空出来的职业正好由失业的男人们来从事。

在这一系列有着相互关联的努力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是希特勒于一九三四年开始着手的重整军备。军火工业，兵营、飞机场和军工设置的建造立即为百万失业大军提供了就业和工资。第三帝国最初两年中间，失业数字便从六百万下降到了三百万。一九三五年，失业数字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之中继续下降到一百七十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德国已不再有失业者，相反倒出现了劳动力匮乏的现象。

一九三五年春，希特勒公开宣布了重整军备的计划。同年三月十六日，他宣布恢复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并规定把德国国防军在和平时期的兵员额提高到三十万人。这是一个公开违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行为。当法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时，希特勒安慰他说：“这样做纯属一种防御性措施；法国毋需担心，我们主要的敌人是苏俄和布尔什维主义。”英国和意大利也提出了抗议，并且和法国达成了共同承担义务的协定，一同来对付德国今后单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步骤。然而，这一切却都只不过是停留在纸上，它的后面则掩盖着勾心斗角和瞻前顾后。

反德统一战线之中，作为第一强国的英国是头一个中途变卦的，它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海军协定。两个军事大国一致同意在水面舰艇建造方面保持一百比三十五，在潜水艇建造方面保持一百比四十五这样一个比例。海军协定成了英国“绥靖”。政策的开端。英国的目的是想通过让步使希特勒“安静” 下来，并在一种双边结盟的体制下把纳粹德国建成向“布尔什维主义危险”开战的 “桥头堡”。这种绥靖政策的鼓吹者们为此专门引证了希特勒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和波兰签立互不侵犯与友好条约这件事作为自己政策正确的佐证。在历届魏玛政府都坚持要求勘正东方边界的情况下，正是这个希特勒表面上将此放弃。

实际上，希特勒所怀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使他的军备计划继续发展完善，另外一个目的则在于以此来长期欺骗世界舆论。

“绥靖”政策这一外交政策方面的畸形产物和巴本的“驯服计划”一脉相承，纯系一路货色，二者失败的命运也毫无二致。因为，希特勒把西方列强对他单方面解除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与英国签立海军协定看成是西方软弱的一种表现。希特勒现在更加确信：这里出现的又是一帮和他昔日国内政敌一样不中用的家伙，只要他坚决、突然地把既成的事实摆在这些家伙们的面前，他们势必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希特勒取得最初这些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之际也正是他在国内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之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新的法律。

法律重新褫夺了犹太人自从十九世纪开始以来所享有的公民平等权力。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再是“国家公民”，而使他们沦成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属民”，他们不得担任官方职务。法律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严禁犹太人与德国公民以及与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发生非婚的性关系”，同样禁止四十五岁以下的非犹太女性在犹太人家庭中受雇。犹太人甚至不允许使用德国人使用的颜色和旗帜。

在纽伦堡法律的基础上，在而后几年中，国家又颁发了十三条补充法令。这些法令强迫犹太人离开他们所从事的自由职业并逐渐剥夺了他们在德国谋生的权力。犹太人不允许当医生、兽医和药剂师；不允许作法官，专利律师、经济事务检查员和税务顾问；也不允许作房产住宅的经济人和婚姻介绍人。

纽伦堡法律在国外引起了一场愤怒的轩然大波。然而，这既没有丝毫改变外国政府对接收犹太流亡者所持的审慎态度，也没能使希特勒的官方政策产生一星半点儿的回心转意。

一九三六年三月——与往常一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日子里——希特勒以他拿手的一击使得西方列强瞠目结舌。他不顾军人们的劝告，下令军队开进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这又是一个违反凡尔赛和约与洛迦诺条约的行为。法国和英国完全有理由进行一种军事干预来对此作出回答。事后不久，希特勒对他的译员说，进军莱茵河以后的四十八小时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紧张时刻”。假如法国人稍有动作，“我们就只好带着唾骂和耻辱夹起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里赖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即使用来稍事抵抗，也完全是无济于事的".然而，希特勒使用的这样一种虚声恫吓的手法却颇为奏效：西方列强的反应仅仅是些有气无力的抗议而已。希特勒的自我意识加强了，“我万无一失地走上了预感为我指示的道路”。他在慕尼黑如此吼叫道。他产生了一种经验，即他的政治直觉远远地胜过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经验和考虑。从此以后，他所信服的不再是这些人，而是他的那种直觉和他的那种“预感”。

时隔不久，希特勒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惊人之举：作为对法国恢复实行两年制义务兵役制的一种回答，希特勒下令把此刻已正式更名为德意志国防军中的义务兵服役期同样延长为两年。希特勒——同样也是在一个周末——又一次令西方列强目瞪口呆。就在一周以前结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纳粹组织者们还曾经煞费苦心地试图向全世界表明；希特勒德国是多么地爱好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