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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中孙夫人宋庆龄手捧拾获的日军炮弹在残墙壁下留影，以示不忘国耻。 淞沪抗战中我军大刀队奔赴前线时留影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淞沪抗战中我军的高射机枪在射击敌机 淞沪抗战中正在指使杀人的日军刽子手 停泊在上海黄浦江面的日本军舰1937年8月13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日军11月12日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这是中国八年抗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历时三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五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共七十余万人，伤亡达十余万人。据当时一位日本随军记者的《上海通讯》，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大肆屠杀中国人，上海血流成河，黄浦江中鳗鱼围啃尸体。 淞沪抗战中掷弹焚烧江湾跑马场后的日军 8月23日，日军援军在上海登陆 旧书店里发现《上海通信》　 上海收藏家王毅2004年5月7日一家旧书店发现一本日本旧著《上海通信》，第一页上就印着一幅日军绘制的京（南京）沪地区军用地图。《上海通信》为日文版，32开本，用道林纸印刷，共354页。该书于1937年11月5日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发行。这是日本人自己写的纪实文章，属世界媒体最早报道日军大规模入侵上海的新闻作品之一。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上海之战如今已经可以与西班牙内战中马德里市的攻防战，日俄战役中旅顺要塞的肉搏战相媲美了。希望它（指该书）是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令人刺激的上海现在及将来的考察评判。” 全书三十多万字，记载详尽，还配有当时拍摄的23幅黑白照片，包括日军登陆、进入阵地、日军舰在上海外滩黄浦江江面炫耀武力、占领吴淞镇合影和战俘照片等。 8月23日在吴凇、川沙镇不幸被捕的我军士兵，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惨遭杀害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被我击伤的日军 《上海通信》的作者 王毅经过考证，查明了《上海通信》作者的身份。此公名叫木村毅，为日本著名作家，1933年2月曾赴沪采访。1937年8月21日（淞沪战争爆发后第八天），他作为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的从军记者奉派到上海采访战事，此后亲历淞沪战争，几乎每天一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 《上海通信》出版时淞沪战争即将结束，该书在第一时间完整地记叙了这场战争，具有史料价值。王毅购得的《上海通信》一书，最早由日本人内野收藏，后来他将此书卖给开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流入书市。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登陆中的日军 头可以随便砍 木村毅1937年8月21日抵达上海，并开始上海从军记者生活。到达上海时正好在码头上看见日本人处决中国人，“当时一群人被绳子如念佛珠般绑着行刑。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的血流成河。” 木村毅在《上海通信》中写到：“头可以随便砍，还挺有趣的。正如曾在高知商校担任剑道教师现在官至准尉的××说，他曾一气砍掉四十个人的头，砍到后来他自己也麻木得不知砍了多少头。恒冈队长也曾用佩在腰间的传家宝刀砍死三十余人。据他夫人讲，恒冈队长是一个喜欢收藏刀剑的人，他曾说，一生中只要一次，让他来试试这些刀剑砍人。现在他如愿以偿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敌在泗塘桥施放大量毒气，伤我官兵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内景 黄浦江鳗鱼啃尸体 “也有烧鳗鱼，但是我已经没有吃的勇气了，因为我在黄浦江的下游看到了许多鳗鱼围着尸体啃食的情景。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浦江，那浑浊的江水是最适于鳗鱼生长的。而那些江面上漂下来的已经腐烂的尸体，被桥墩和芦苇搁住，如果你用棍子悄悄拨一下的话，大致都会看到鳗鱼依附在尸体旁。看到这些，我大约在二、三年内不敢吃鳗鱼。” 上海变成庞贝废墟 《上海通信》包括多篇文章，其中有《战死不一定荣誉》、《空前绝后的白刃大战》、《十里风飘腥臭味的吴淞镇》等文，作者写道：“到处是废墟、断墙残壁，毫无生气，只有家与家之间的草地上传来一些虫鸣声……以租界为中心，上海到处是被烈火吞噬的地方。在云高月明之夜出门所到之处，到处是断墙残壁。如同站在古代千年废墟庞贝一样。” “在上海公共租界中主要是支那人商店街，那里会随时出现许多便衣队，混在老百姓中朝我们日本人开枪，所以在20日我军一把火将它们全烧了。大火足足烧了有十天。”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在前线视察 中国士兵不喊救命 《上海通信》谈到被俘的中国士兵时说：“俘虏中很少有人会喊‘救救我’，许多人有很强的抗日意识。……从支那人口袋里搜出的信件（我有几封）中频繁使用抗日杀敌之词，就是‘杀仇敌立新功归来’等，是俘虏的亲人们来的信。” 书中记录了作者与日本《少女之友》杂志编辑这样一段对话： 问：听说支那兵比想象的要强。（“支那”是对中国的蔑称。——编者注） 答：非常强。 问：以前说到支那就是弱国，支那军队是一支软弱的队伍印象……现在说他强大是科学训练的结果呢还是因为支那人特有的抗日感情? 答：当然不能轻易断定，但是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普及教育的结果。 在《上海通信》刊印的照片中，有被俘的中国空军士官阎海文半身照和身份证明等资料。阎海文被俘后宁死不屈，自杀身亡。 掩盖侵占事实 木村毅在《上海通信》中清楚地说明了日本当局对侵略事实的蓄意掩盖，“吴淞镇虽然占领了，但是某某总部还不允许上街，因为还要对中国的便衣队实行扫荡，也就是施行例行公事，烧光政策。我在发给报社的电文稿件中对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使用了‘如×××般恶臭’，结果被武官室删除了。他们说，皇军绝对不允许使用这种词汇，即使这种刺激性词汇只是用来形容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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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５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６２周年纪念日。在抗日战争中，一批被我俘虏的日本兵，经过八路军耐心地说服教育，终于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良心发现了、觉醒了，自愿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他们组织了“反战觉醒联盟”，印传单、写标语、做慰问袋、到炮楼前喊话，对瓦解日军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笔者在日本通过多种途径寻访到十来位依然健在的日本八路，本文介绍其中３位。 前田光繁在中国 第一个日本老八路 前田光繁 日本老八路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田光繁先生。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９日，他被八路军俘虏，被连夜带到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他痛苦、挣扎，千方百计想逃跑，也想自杀。但是，八路军亲切热情地对待他，自己吃玉米饼子、野菜汤，给他弄来馒头、烙饼、白菜豆腐，有时还有肉。１２９师敌工科科长张香山用流畅的日语，耐心地给他讲解战争的本质，讲历史上中日友好的故事；还带他到被日军“三光”扫荡后一片惨景的村庄参观，访问被害者家属，他的心被震动了。在八路军中生活了几个月，前田光繁终于觉醒了，他亲身体会到八路军是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所以决定参加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在山西省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部召开的庆祝新年的联欢大会上，前田光繁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成为第一个日本八路军战士。朱德总司令走上台，用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握着前田光繁的手说：“欢迎你参加我们八路军，你是第一个，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正是日寇侵华最凶残最嚣张的时期，前田光繁参加八路军给敌人极大的震惊，就像放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他在八路军部队里积极工作，进步很快。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在前田光繁的带动下，“反战觉醒联盟”在辽县麻田村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反战觉醒联盟”。到１９４４年，全国发展到１３个联盟，盟员有２２３人，后来又在延安成立了反战同盟。１９４２年春天，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工作，直到１９４５年“８·１５”日本投降。一个月后，他又奉命带领２００多名反战同盟成员日夜兼程徒步奔赴东北，积极投入遣返日军战俘和日侨的工作，随后被调到“东北老航校”任政治科长。 前田光繁在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工作了２０多年，直到１９５８年才回到日本。他回到日本后，成为日中友好的带头人，通过讲演、作报告、写文章、出版自传，以他的亲身经历讲述日军侵华战争犯下的暴行，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介绍中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 １９８６年，前田光繁和几位日本老八路，应邀来北京和延安访问。 ２００５年８月，十几位日本老八路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庆典，受到胡锦涛主席和唐家璇国务委员的接见。特别是前田光繁，因为在山西省武乡县战斗过近４年，武乡县政府邀请他到阔别６０多年的第二故乡，参加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庆祝大会，到他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探访。在枣林村与乡亲们座谈时，得知乡亲们的收入还很微薄，前田光繁还给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又与县委书记商谈如何发展老区经济。 从山西回到日本以后，前田光繁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为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２００６年夏，他还组织商贸代表团到山西省与官员商谈贸易事宜。 如今的前田光繁已是９０岁高龄的老人了。当初刚回日本时曾一度被日本警视厅人员跟踪盯梢，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一直未能找到正式工作，以打零工为生。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是惦记着中国，惦记着山西。前田老人说：“我欠中国的太多太多，是中国使我得以新生，我应该多多补偿中国人民……” 日向胜在接受采访 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 日向胜 在日本神户市日向胜先生家中，笔者采访了这位当年的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如今，日向胜已８６岁高龄，回忆起当年参加新四军的经历，感慨万千。 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清晨，新四军一师在江苏车桥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车桥战役”，此役，新四军大获全胜，共歼灭日伪军９４０人，俘虏２４人。日向胜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俘的，同时被俘的还有他手下的１４名士兵。他是炮兵中尉，在被俘日军中职位最高。 刚被俘时，“我很坚决，绝不投降”，日向胜回忆说：“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加入新四军。”他还极力劝说部下也加入新四军。于是，１５个日本战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是日向胜的１４个部下都同意加入新四军。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这是抗战以来，日本战俘加入八路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那个年代，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笔者问日向胜。他沉思了一下说：“有两件事。一是我在新四军炮团当作战参谋时，受到了新四军最高将领陈毅的接见和表扬。一个日军战俘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着实让我激动。另一件事就是难忘一位警卫员。在一次战役中，我在前线指挥战斗，一发炮弹突然呼啸而来，这位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将我推倒，飞扑到我身上。爆炸声传来，弹片四飞，惊险过后，我安然无恙，警卫员却受了伤。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却笑笑说：‘这是应该的，您是指挥员，不能少。为了保护您，我就是死了也不打紧……’” １９５８年，向日胜回到日本。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了一家旅行社工作，往返于日中之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利用“职权之便”，向他的游客们宣传中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 山下好之在写回忆录 培养“中国通” 山下好之 日本“八·四会”（八路军、新四军协会）成立于１９５８年，会员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人。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在世的只剩１０余人，且大都年过八旬。对日本和中国来说，他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亲历和掌握日本侵华暴行及证据的日本人。山下好之先生就是“八·四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我对山下先生的采访是断断续续完成的。每次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总是笑眯眯地一再说：“参加八路军，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山下好之１９４４年４月从日本山口县宇部市工业学校毕业不久，便被强征入伍，被送到日军驻上海第一海军军需部服役。８月的一天，他与９名士兵奉命乘船运送枪支弹药到青岛，不料途中遭遇台风，船在靠近山东海阳县海岸时触礁。眼看就要没命，大家只好跳海逃生。１０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岸，却当场被八路军武工队活捉。 这些丢了武器的日本兵吓得浑身直抖，因为他们听长官说，一旦被八路军生擒，肯定会被杀掉。可八路军不但没杀他们，还给他们发服装，让他们吃热馒头、喝鸡蛋汤。于是，山下明白了，八路军是不杀俘虏的。几天后，山下等人被送到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 １９４５年５月，他被送回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东北的１００多万名战俘和日本侨民需要安置，急需会说日语的人。山下随即奉命火速赶往东北，帮助做安置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下又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过黄河、跨长江，一直打到广州，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至今还记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那一天，他和大家一样兴奋得热泪直流。１９５３年，山下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和政治经济学，１９５５年又到复旦大学学习中文。 １９５８年，山下回到日本。为了让更多的日本青年学说汉语，他相继开办了两个中文班，自任老师，培养了不少“中国通”。笔者到位于江户川区的中文班采访时，负责人平泽一二说：“山下老师不仅教我们中文发音和写作，还组织学员重游他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地方。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如今，山下先生的中文班仍在招生，在日本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像其中一个中文班的负责人所说：“日中友好是个长远的事业，必须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想后继有人，必须从年轻人抓起，所以山下好之先生还在江户川区里的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孩子们讲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育孩子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殷占堂 图/文）

抗战前的中国陆军精锐部队 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淞沪会战中，由于战略指导思想错误，大批精锐部队陷入了“绞肉机”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黄金年代”的阴影——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主笔 蔡伟） 抗战前，中国国民政府抓紧时间完成了全国军队的初步整编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士兵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一号轻型坦克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 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论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中国从德国引进过一批37毫米反坦克炮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淞沪会战中被击落的中国“霍克”式战斗机，阎海文烈士就是在被击落后拔枪射杀多名围上来的日军后牺牲。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中国海军在短短数月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图为9月24日被日机炸沉的“宁海”号巡洋舰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壳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此地，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当时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日机拍摄的正在遭到轰炸的“平海”号巡洋舰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真诚帮助。资料整理:实习记者葛维缨) 在断壁残垣中行进的侵华日军 1937年8月20日: 各路人马，中国将领布局上海 司令长官的“大刀战术” 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冯玉祥就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情绪中。 1937年8月20日，冯在无锡锦园就职，多年来与蒋介石的恩怨似乎已经一笔勾销，“七七事变”后他一直主战尤力，外界甚至谣传他在中央会议上因抗战要求为蒋所不赞成而欲拔枪自杀。 “他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在当时，可以作为民众的一种抗战精神偶像而存在。因为1933年他就组织了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抗击日军。他出任第三战区长官，对社会上一般民众情绪影响很大。”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忻平教授说。 冯玉祥近几日一直在激战的前线视察，要不就是慷慨演说“牺牲小我”。16日，他写下了遗书7条留在家中，根据他的参谋部人员葛云龙记录，当时冯在视察中听到前线炮声，非常激动，说:“我年来奔走抗战工作，今日始听到我民族的怒吼声，何等痛快。” 日军飞机在上空一直跟踪着冯这群人，“势极危殆”。冯玉祥大怒着与张自忠等人说:“敌机如果投弹，自难幸免，我当呼‘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虽以身葬，必留着壮丽口号作为我民族企求解放的最后呼声。” 听到消息的蒋介石致电冯，告诉他要“多多指教前方将领，因为将领普遍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冯一直被献身的慷慨精神所驱使，当时他的回答是:“我的生活有二，一是骑自行车和打猎，二是等死。现在我们前方将领都是有血性、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南京大本营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淞沪一带的军事部署多有建议，战争中他来拜访前线的冯司令长官，提出多研究现代化作战方案，早做应对之策。冯很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工业赶不上日本，因此战术等项应不同于敌人。当年在喜峰口作战，我第29军的大刀也能特别奏效，又何惧敌现代化坦克。” 冯玉祥确实把重点放在了抗战情绪的鼓动上，据当时采访他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那时候我天天绕道公共租界去前线采访，在真如前线采访了冯玉祥将军，他身穿灰布棉军装，精神奋发，说:‘抗战不能单靠军队打仗，还要靠人民的支援。’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上海民众起的作用，又说苏州两位60多岁的老人来上海前线劳军的故事，他说自己被老人深深感动了。” “实际上，冯的职位是名义上的，他实际上并未指挥过淞沪抗战。”忻平教授说，“蒋介石稍后就调派了黄埔系的两个高级将领负责指挥淞沪战局:8月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26日，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9月12日，冯就被调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距离他上任不到一个月。 这批黄埔系的军官显然与冯玉祥有截然不同的指挥方略。 秘密战争准备 8月20日，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遭遇了淞沪抗战中最让他难过的事件:他让自己的学生——坦克连的连长，开着几辆破坦克(刚在厂内修理过，好的坦克全部运往北方前线)直冲杨树浦，结果连人带坦克尽数毁灭。“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张治中的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在1936年2月担任京沪抗战秘密指挥部负责长官以来，张治中一直到此时还在焦虑中，当时为止的淞沪作战方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在1936年受命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秘密工作，他在苏州留园秘密设立“高级教官室”。后来又用了更隐秘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之名，带领参谋人员布置抗日备战，当时不仅构筑了遍及江南平原的防卫攻势，还做成各种军事研究报告、战时外交报告等。“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张记录留园，是因为每块假山石畔，都“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当时一切都是隐秘进行，张的下属张柏亭回忆当时在沪郊区修建国防据点:“利用警察派出所的名义，圈好地点，围上篱笆，找几间平房，再在其中的一间造重机枪、小炮等掩体。平时派警察或保安队守卫，战时拆毁篱笆，打开射口，即可御敌。”这样的工事在上海一共修建29座，可惜的是，在靠近日军据点的江湾等处没有修建工事。 “七七事变”当日，张治中尚在青岛养病，第二天回到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区司令官一职。他将自己指挥的部队分批悄然调往上海。第二师的一团是化装为宪兵开进上海的。他的观点就是:“先发制敌打击日本。”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日军若有任何一点异动，则都应该主动发动打击。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此时的南京统帅部已经同意张治中的作战计划，11日深夜21时，张命令第87军的一部进至上海市中心区，其余各师编布上海郊区要塞，炮兵自南京向上海启程，江防主力控制于太仓附近。 他在夜半离开苏州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当日上海居民醒来，都问“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神速？”事先控制了交通工具的张治中就这样一夜之间进入上海阵地。曹聚仁记载当时88军进入上海，他得到友人电话通知，但当时普遍无人知晓，“午夜时分，一路灯明人静，连接到电话的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到早上，虹口闸北的居民才纷纷搬家，有如潮水，渐渐汹涌起来。公共租界的东区，就给搬家的狂潮淹掉了。西藏路上，车辆前挤后涌，杂以嘈杂人声，“有着世纪末的气象”。 8月11日南京统帅部的决定还是不够清晰的。研究本次淞沪抗战的学者江祖亮说:“规模是逐步扩大的，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投入几十万兵力打一场大会战。”是8月20日蒋介石扩大作战决策，将淞沪战场像火团一样进一步引爆。而其中陈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日，当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赴上海前线视察，20日返回南京，向蒋提出扩大作战的建议。陈的回忆资料记载:“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况，熊式辉云‘不能打’，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陈诚又要求向上海增兵，当日，大本营宣布陈诚为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队伍赴沪参战。 此时陈诚、张治中一批将领心中，不仅筹划着上海市区那楼宇之间的战地，更自恃上海郊外有“兴登堡防线”之称的“苏嘉”等几道防线。1935年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是个很了解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财力和官兵素质的人，他知道在中国要建立德国标准的陆军很困难，但是，建立“轻装快速部队”，依仗交通工具迅速集结是很有效的。 “当时的中央军校学员们很听从他的观点，法肯豪森称赞他的学员们是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台湾研究者文强很赞许法肯豪森当时起的作用，而这几条防线正是在法肯豪森指挥下修建的。 从1936年开始，法肯豪森就开始考察江南平原的防线，要求将暴露的武装全部转移到地面纵深处，由钢筋水泥筑成的防线围护着主要阵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当时的施工者全部是部队士兵。 “然而，许多工事层层转包，奸商趁机偷工减料，一些永久性的工事仅为孤立的小城堡。”忻平教授说。当时有人向军事当局报告:“进入这种工事，如同进入棺材，互相不能支援，除了与战地共存亡，别无出路。”日后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点。 但是，这些并不是张治中所能预料到的，此时，上海市区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中。从13日开始进攻的日军此时已经退缩，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北四川路到日海军司令部，呈长蛇状，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就是集中攻击其指挥中枢。 在废墟中运送伤员的中国担架兵 汇山码头的尸体 20日晚间，抵达上海后没有休息的宋希濂带领的中央警卫军改编的精锐部队36师接到命令，攻打汇山码头。第216团在白天侦察地形，夜间12点，炮火闪现在昔日的民房窄巷间，进攻开始，第一营的目的地就是汇山码头，但是沿路有两个日军据点。 据点在唐山路口的四五层楼上，日军一直向下俯射，居高临下的射击使中国军队无法前进。胡家骥团长在一小时的相持后带着部队逐屋争夺，他自己一直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两名卫士，一个牺牲，一个中了两弹，他自己受了五处轻伤，终于冲过了据点，过百老汇路，东熙华路，直逼汇山码头。马路上的日军于是纷纷逃跑到外白渡桥，向守卫英租界的士兵投降。 而汇山码头铁栅门内的日军却并没有投降的意思，借助江上军舰的炮击，他们坚决抵挡着中国军队。胡团长一度爬到铁门之上，士兵们更是层层跟上，但是军舰炮队的轰击和楼房上的日军放射的密集小炮弹更使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 此时张治中派遣的坦克出现。连长已经和张说过，车太坏，敌人的火力又过于猛烈，步兵也跟不上。但是张说:“那不行，你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坦克确实鼓舞了中国士兵的士气，两连步兵跟着坦克开始新一轮冲锋。可是一是没有经过步兵坦克的配合训练，一下子队伍陷入混乱。二是从修理厂出来的轻型坦克薄钢板根本没有阻碍炮火的能力，甚至经不起集束手榴弹的爆炸。结果坦克被击毁，步兵成群地被打死在坦克后面。 “我军官兵很多人壮烈殉国。”宋希濂认为这是中国军人的骄傲。当日汇山码头一战，36师伤亡570人，日军死伤400余人。 “这天虽然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张治中在记录当日战况时这样写道。而更深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落后装备无法击破日军坚固堡垒。张治中的战时“机密状况报告”中一再出现这样的记录:“命中虽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由于火力不足，我军激战终日，终未得手。” 但20日由王敬久带领的87师则自动将即将到来的胜利放弃。19日晚，四川北路阵地上的王敬久师在一居民带领下，通过一条无人看守的小路进入日租界，直逼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曾使中国军队兴奋不已。20日拂晓，张治中在南翔指挥所，很高兴地摊开地图，研究87师占领的街道名称，曾对他的参谋们说:“王敬久说部队疲劳，凌晨2点钟停止整顿，准备今晚猛攻，我允许了。”下面的参谋悄悄议论这不合理，如果白天日军调动，加上日舰支援反攻，则87师难以守住。果然，20日白天，部队退回原来阵地，损失颇重。 记录此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张柏亭后来听说，当日王敬久异想天开，将师部电话与租界电话接通，本人住进租界内用电话遥控指挥。师长如此，则下属当然不会力战，张治中劳而无功。 在日军抵达前，即被炸毁的桥梁 浦东竹林中的炮火 “我所指挥的右翼军的情况，是比较沉寂的。”当时国民政府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对自己的部队在战争初期的状况这样形容。但是，显然当时的上海市民不这样认为，右路军在战争初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浦东炮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誉之为“神炮”。 “当时领空领海已经为日本飞机和军舰所左右，敌人军舰在30艘上下，每舰有大炮12门以上，30艘军舰共有360门炮，力量比我们强得多。但即使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浦东炮兵仍沉着应战，先后击中敌舰在20艘以上，包括敌旗舰‘出云号’，可惜我们的炮口径小，威力不足，没能把它击沉，但在精神上已经给敌人以重创。”当时55师330团的团长孙生芝回忆。 所谓的劣势，是炮兵阵地使人难以置信的只拥有6门“卜福斯”山炮，这6门“神炮”的阵地隐藏在浦东洋泾的竹林、沟渠中，所以开战以来，日军的飞机不间断地出动，想击毁炮兵部队在黄昏和夜间的袭击，但始终无功而返。 当时在黄浦江对岸设立有秘密观察所，利用海底电线通信，协助指挥炮兵射击和修正弹着点偏差。“当时的战略，是要阵地和观察所绝对隐蔽秘密，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不盲目打击，提高命中率。我们支援浦西作战，不管白天黑夜，有求必应。”孙生芝回忆。 观察所设在浦西江边一所教堂的顶楼，辅助观察所设在英美烟草公司大楼楼顶，这些设备为保密全部用麻袋盖实，恐怕夜深人静时电话铃响，被停在同一大楼前面的黄浦江上的敌舰察觉。 “为什么敌人对这大楼不加以破坏呢？原因是‘出云号’经常停泊在楼下江面，这一位置是浦东炮兵弹道死角内，使敌舰有安全感，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浦东炮兵的观察所近在咫尺。”张发奎的回忆显得很兴奋。 炮兵们经常在夜间拖着大炮出动，8月战役初起时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是在浦东对日军机场的突袭，由于计算精密，8分钟打了800发炮弹，事后得悉，当夜击毁敌机5架。 身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很是钟爱这些炮，经常亲自去指挥射击。8月20日，在炮兵阵地附近，掩体工事正在加筑，几十名便衣岗哨不停地绕来绕去，严防一切闲杂人等的靠近。之所以加强防护，是因为阵地由于疏忽，差点毁在当时的上海记者手中，前些时候，一批记者来炮兵阵地访问，得到营长许可后，给竹林深处的“神炮”拍照。次晨，照片和访问详情刊登在报纸上。拿到了《时事新报》的张发奎大为震惊，迅速变换各炮隐藏位置，到中午，果然不出所料，日本飞机几乎炸光了洋泾附近的竹林，所幸各炮无恙。 8月20日，更多的中国部队正在赶往上海的途中，包括后来担任18军67师师长的黄维。8月13日，在柏林研究军事的黄维启程回国，由于国内战火纷飞，一路路程极为艰难，走走停停，到9月下旬才到上海前线。此时，15集团军的罗卓英部正在一个月后成为“血肉磨坊”的罗店布防，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士将在这里阵亡。 20日晨的《申报》及时地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昨夜的进攻，称“我军昨夜占领汇山码头，陆上残敌日内可告驱净”，并且声称这是“沪战以来大胜利”，很是欣慰。

抗战中，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淞沪会战是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会战之一。中日双方近百万兵力参战，而中国军队伤亡官兵竟达33.35万余人，“几乎一天要消耗一个师！” 今任江津市台联常务副会长、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老人，正是这场血肉会战的亲历者、幸存者之一。陈老是江津德感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还曾参加襄河冬季攻势等大战役，后随印缅远征军赴云南参战。1980年进入江津市政协工作至今。 6月10日，在江津几江镇滨江路一栋简易楼房里，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时而满腔义愤，时而泣不成声，回忆起68年前那场无法磨灭的血火记忆———淞沪会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陈老谈起淞沪会战，“我们装备不如日军，我方空军只有250架飞机，敌机有3000多架。在上海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还有4艘航空母舰，100多条军舰。” 陈怀礼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也是淞沪战役的主力军之一，战前3万余官兵，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陈怀礼当时在税警总团政治训练处任职，他至今对1937年11月1日残酷异常的苏州河战斗记忆犹新。 “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受到中国守军沉重打击后，又依靠增援部队再度发动进攻。苏州河两岸枪炮齐鸣，50多米宽的河面被燃烧的烈火烧红了！” “入夜，日军在周家桥一带架浮桥偷渡，与驻守的军税警总团激战。总团长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反击，敌军炮火异常猛烈，掩护步兵渡河，阵地被日军突破。天色渐渐发白，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岸，双方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血流成河！”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税警总团阵亡2000多人，当天天降大雨，战场血水、雨水汇流成河。”陈老说，国民党将领黄维曾用“一寸河山一寸血”来形容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啊！ 两位老友饮弹殉国 陈老回忆起牺牲的两名老战友阎启辉和饶国华，“他们与我相知多年，每想到他们饮弹殉国，我就心生悲痛！” 阎时任国民党空军一支队长，所驾战机被日军大炮击落，阎迫降敌占区，被敌人发现，威胁要他投降。“当时，阎启辉面无惧色，掏出仅有6发子弹的手枪，一枪击毙一个鬼子，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在杭州广德保卫战斗中，饶国华的145师担任正面防守任务。11月30日，广德失守，饶国华率仅存的一营士兵顽强反击，最终被敌军包围。日军派人劝降，饶写下绝命书，饮弹报国。（记者王大伦） 淞沪血肉抗战三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随后准备进攻上海。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两名官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军队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两官兵击毙。日本以虹桥事件为借口，令大批日军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 张治中率军抗敌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八·一三”事变爆发。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次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地中国驻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奋勇抗击日军侵略。 8月14日，日守军总攻上海。15日，日军两个师团又开往上海。张治中指挥对日军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激烈战斗。 淞沪抗战3个月 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英勇战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敢发动群众抗日，反而妄图借抗战消灭异己，使得中国军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撤离上海。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张治中被免去各种职务。（记者王大伦整理）

卿伯金 国军重机枪手老兵卿伯金档案： 1910年生于湖南邵阳洞口。原名卿直南 1933年12月8日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第4路军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 1937年9月随28军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1937年9月-11月参加淞沪会战金山卫、宝山争 夺战 1937年底-1948年参加程潜保安12团，开往湘西剿匪 1948年底至今在家务农，居住在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胡塘组 淞沪会战中的机枪手卿伯金：“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 如果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摆在面前，现在，卿伯金还能在15分钟内拆开又重新装好吗？ 太阳沉到雪峰山的尽头，热气慢慢退去，闻着空气里火烧稻秆的味道，卿伯金昂着头说：“(马克沁)机枪有117个零件，分为枪架、枪案、枪身三个部分，其中枪身有10个零件。枪的口径7.9毫米，长1.198米，重49公斤，这比之前用的水机枪重20斤，但比起较轻的水机枪，它的好处是中途不用添水给枪管降温，可以连续射击4个多小时。” 卿伯金曾是一名机枪手。战争过去了60多年，他现在是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一个95岁的老人，头发花白，纷纷脱落，13条皱纹将额头占领。 “文革”中，他将所有士兵凭证以及一箱子功勋奖状都付诸一炬。但记忆，以及士兵的声望，卿伯金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它们，“我20岁吃粮(当兵)，打了半辈子仗，从最初的‘水机枪’，到‘马克沁’再到‘双十节’，从没离开过重机枪，我是一个机枪手，是专门负责射击的上士副班长。在我的枪下从没放过一个敌人，凇沪抗战战场上，我们团在宝山打落三架日本人的飞机，有一架就是我打的。” 打开了通往记忆的那扇门，思绪便如泉水般涌出。现在，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黄的灯光引来了成群的蚊子，头上的风扇呼呼地转动。但对老人来说，黑白更替已经不重要了，他患白内障的眼睛几乎失明。“在宝山，我们曾消灭日本鬼子的一个机枪连，部队毫发无伤。”那场战斗使得他所在的团扬名上海滩，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团覆没，到凇沪会战的后期，他们整个团都被日军打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生死患难的兄弟。 枪声自动将你卷入战争 连长命令把刚被冷枪打死的士兵抬到边上，大家转过身又继续吃饭 卿伯金蹲在马路上吃饭，机枪连176个战士全都蹲在马路上吃饭，6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路边，被柳条儿和稻草掩盖着。正午12点，太阳很大，端着饭碗，卿伯金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在灰尘蓬松的路面，汗水顺着钢盔内侧从脸颊上滴落，溅起尘土。突然，“啪嗒”枪响，蹲在对面的一个士兵双手往后一仰，饭碗撒向空中，哐当一声砸成粉碎，“饭粒和菠菜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身子几乎和饭碗同时摔在地上，这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一枪毙命。 离死去的士兵只有一米，几颗饭粒砸在卿伯金的脸上，这是他随部队开进上海后，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战友。他下意识地挪动身子，但四周“几乎没有多大的骚动，连长喊来两个士兵，把尸体抬到边上”，士兵们转过身，又蹲在另外一边继续吃饭。 这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凇沪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甚重，因此决定继续由国内增派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作战。 9月21日，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第3战区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划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为中央作战地区，朱绍良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和另2个师；左翼军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新增援的部队)编成，陈诚为总司令；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原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部队编成)、第10集团军(由湖南调来)编成，张发奎为总司令。 卿伯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0集团军。他是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的上士副班长。月初，这支部队随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吃完饭后，恐惧还未退去，连长甘阳生命令卿伯金马上回到金山卫的阵地去。阵地是3天前挖的壕沟，与日军阵地隔着一条小河，河水六七尺深，河面有一座小木板桥。机枪连被安插到阵地两翼，负责掩护冲锋部队。 战斗在下午1时打响。冲锋号吹响后，从壕沟里，从隐蔽点，16师1万多名士兵猛虎般冲向已经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阵地。这是16师开进上海后与日军遭遇的第一场战斗，炮弹从停泊在几公里外的吴淞口的三艘日军巡洋舰上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这些“不明方向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两个时辰，小河道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敌人机枪火力严密封锁。 此时已是午后3时30分，中国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16师官兵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这时，对面沙滩地突然爬出了大量穿黄色军大衣的日本兵，像蚂蚁般涌出来，卿伯金盯着前方这片开阔的沙滩，顺着测量员指定的方位，他紧扣扳机，“嗒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出去，总有一小排鬼子兵倒在地上。他叫嚷着，旁边的装弹员赶紧将一排排土黄色的子弹推在枪膛的卡口里。 “战争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卿伯金说，“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块的泥巴溅到脸上，你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战斗持续到傍晚6时，日军阵地没有拿下，以16师的伤亡惨重告终。清点战场时，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里，16师死了4000多人。 草鞋反成了“先进武器” 日本人穿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很难拔出，步伐笨拙成了刺刀靶子 卿伯金记得部队开到上海时，是个金灿灿的日子。在离市区还有3公里的城郊，他看到了一片田野，在金灿灿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很多穿碎花布衣服的姑娘在田野里摘棉花。 28军是湘军主力部队，出发前，部队在金华充实装备，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全部换上了新式国产“马克沁”重机枪。这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在对“马克沁”机枪进行一系列改进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批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兵工厂给重机枪制造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 装备一新的28军士兵脚上穿的却仍是草鞋。这些从湖南跋山涉水到上海的由稻草编制而成的鞋子，日后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用。“下雨路面泥泞，泥土被炮弹炸地稀松，一脚落地则深深地陷进去。日本人穿的是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里很难拔出来，鬼子走一步，我们已经移动了10步，步伐笨拙的日本兵自然成了刺刀的靶子。”后来，鬼子兵学聪明了，战场上，凡是遗落的草鞋，都收缴回去，穿在自己的脚上。 9月下旬，91团的任务是守护宝山城。宝山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连。在宝山和吴淞口交界处有个小山包，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过。整个山体却被挖空了，到处是工事，日本兵一来攻，里面的机枪和炮弹就响成一片，交织成一片火海。 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士兵都在休息。突然，凌厉的警报声响起，日本人一个中队九架飞机，分三排俯冲过来，卿伯金赶紧架起“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5名同伴的协助下，1分钟后，他们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卿伯金扣动了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你就打不到了。有时候这需要运气，以及高度的镇定和绝好的枪法。”一梭子弹打出去后，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坠在空地上，一名受伤的日军飞行员爬了出来，“是个胖胖的日本鬼子”，喝过一碗白开水后，卿伯金说，“飞机俯冲过来时，上面坐着的人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射飞机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没用，只有打它的油门阀门，打中了，它立马栽下来。” 这次，91团共击落3架日军飞机，有一架是卿伯金击落的。战果给全团士兵带来了两三天内都享之不尽的食物，“都是罐头，有牛肉、羊肉，但都不怎么好吃。”卿伯金说。 扎西瓜一样向鬼子捅去 “日军机枪连偷袭未成，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 一个月后，宝山第二次失守，日军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依旧穷追不舍。在离宝山有10公里的地方，91团就地宿营。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卿伯金和一名新兵放哨。在离部队1公里处，是一片10多亩的稻田，晚稻还没收割，稻田里养着1寸深的积水。夜深12时，新兵走在前面，他听到稻田里哗哗的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在晃动，“班长，班长你快过来”，新兵胆怯而低声地叫着。卿伯金仔细一看，“妈呀，稻田里到处匍匐着日本兵”。 卿伯金马上报告了上级，营长罗鹏云下令，每个连派出一个加强排，全用刺刀上。5分钟后，4个加强排200名士兵枪口全部上了刺刀，从后方绕到了鬼子的屁股后面。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后门着火，在这片稻田里，并排50米距离架着一挺机枪，然后步步逼近，企图对困顿至极的91团施行围攻。很显然，这个阵地还未完全部署，加强排的士兵冲上来，扎西瓜一样，向趴在稻田积水里的鬼子捅去，到凌晨5时，稻田里躺满了鬼子的尸体，“这是日军的一个机枪连，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卿伯金说。 夜袭一战使得91团军威远扬。次日，战报雪花般飞往各地，上面写着：昨夜，28军91团出其不意歼灭鬼子一个加强连，共缴获12挺轻机枪，70多条三八大盖步枪，30多把手枪。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这么幸运，“在战场上，你随时都会把命丢掉。”有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时，连长命令他下河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卿伯金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冷枪射在钢盔上，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被震地响起一阵嗡鸣，取下来一看，钢盔右边打出了一道指甲块大小的凿痕。 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炮弹一响，整个团都溃散了，在宁波街头被警察抓住差点被当逃兵枪毙 10月过后，淞沪会战局势急遽转变。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当日上午袭占了杭州金山卫镇。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一年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蒋介石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最大的挫失”。 卿伯金随16师各部队从金山跑了三天三夜，撤到苏州附近。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张发奎3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心灵上的焦虑”似乎仍未抹去：“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溃败后，机枪连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集合，大部分枪械被丢进苏州河里。卿伯金拢着一袋子25斤重的机枪零件，躺在作坊里的一条凳子上睡着了，士兵们在外面做饭，兵败如山倒，这时的机枪连甚至连站岗的人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张张惊慌失措和极度困顿的面孔。突然听到上海方向密集的枪响，这群惊弓之鸟竟然四处逃散。 醒来后，卿伯金发现连长、排长都不见了，连士兵都没有几个。他在路上碰到其他7个逃难的士兵，穿越铁路时，卿伯金看到沿路贴了好多标语：湖南4路军第28军到五坑集合。士兵心里总算踏实了，撒腿往五坑方向奔去，到了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眼前一片狼藉。于是，8个懊丧的士兵决定向宁波方向逃去。跑了一天一夜，在萧山县城的街头，一个士兵捡到了一辆丢弃的自行车，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街头时，碰到了当地巡逻的警察。 一听是逃兵，警察马上将8个人绑了。逃兵，按规定是要枪毙的，卿伯金暗自叫苦，“这下完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同胞枪下！”关了一天禁闭，警长说，“我也不打你们，现在举国正在抗日，还是把你们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被卸下钢盔和机枪零件后，卿伯金和同伴在宁波火车站却意外碰到了团长钟子奇，“整个团都被打散了”，团长告诉他们，“听说28军开到了江西，我准备去找他们，你们也一起去吧。”于是，8个走失的士兵跟着团长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风烛残年小山窝 女儿说，如今已没人愿面对一个枯槁老人，倾听那些与生活无关的故事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机枪手卿伯金“行军走遍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再也没出过这个小山窝”。 解放前夕，在一个太阳快下山的黄昏，他提着一木箱奖章和立功证书，走了380公里山路，回到家乡――雪峰山脚下洞口县一个小山坳。从淞沪会战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回湖南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跟土匪周旋了8年。 当年的机枪手身高1.83米，如今的老人不到1.60米，近乎160°的佝偻让他看上去象一只晒干的虾子，不得不靠一根棍子撑着行走。他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军绿色解放鞋，5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现在，鞋子有些不合适，太小了――从脚踝以下部分开始水肿，青黑发紫的脚背鼓鼓地涨在鞋子里，像两条鼓满风帆却又搁浅不能动弹的帆船。 “70岁，80岁，92岁那年，他各得了一次重病。”随年龄而至的白内障、高血压、水肿、心脏病等等病症困扰着老人的生活，十年前，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走路是这样，说话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饭团不断的从老人碗里筛落下来。 “他有些昏老了”，儿女和邻居说。早在10年前，他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今，他慢慢地也跟别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已经没人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坐在用三根杉树支撑起来的土坯房子前，卿伯金搂着拐杖说，“如果早10年，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在宝山战场上，他有四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新宁县的杨义春、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人杨松岳、祁阳人黄卓昆。“杨义春、曾云定两人是上士排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商定，不论谁战死，余下的人都要设法通知他家人。”在部队溃散时，乃至后半生，5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是死了没有，就算活下来了，也都到年龄了，不想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老人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拄着拐杖坐在土坯房前，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稻田，金灿灿的稻子攒在田间，到处散播着浓郁的香味。再推进是一片竹林围起来的土黄和翠绿层次分明的村落，之后便是黛黑色的远山――那是雪峰山，抗日战争的终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