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

又是一年“8·15”，走近抗日老兵，听他们讲述历史，追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无数中华儿女火速加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以生命谱写乐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隔62年后的今天，抗日英雄们再一次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尽管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尽管他们听力下降口齿不清，尽管他们记忆力已大不如以前，但从他们只言片语的描述中，记者仍能感受到“老战士”们的沸腾热血。 赵贵：没有扛过枪的抗日战士 “13岁就当上了部队卫生员，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救护伤员……”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西北、华北、西南战斗，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的赵贵是河北省蔚县人，1983年从东坡区人大离休。83岁的他笑着告诉记者，“一生参加过的战役不少，就是没扛过枪、负过伤。”作为第二梯队的卫生员，赵贵为没能亲手杀敌感到遗憾。 1938年夏天，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对日伪军的战斗中，他在一线负责受伤战士的简单包扎，再转移到离前线不远位于山腰隐蔽处的卫生所。赵贵回忆，当时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地上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耳边擦过，尽管知道子弹不长眼，可此时的他已顾不了自己的安危了，只考虑如何尽快为伤员止血，为他们争取一线生机。 战斗中，战士的外伤最多，当时缺少绷带、夹板，他将自己的被子撕成布条做绷带，用树枝当做夹板。有的战士胸部被炸开了口，血流一地，有的缺胳膊少腿，肠子暴露在外面……看着战士们血肉模糊的身躯，当时年仅14岁的赵贵没有害怕和退缩，勇敢地进行包扎。 在战斗前沿最危险的地方抢救伤员，许多卫生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想起当年战友熟悉的面庞，赵贵不禁泪流满面。 王明义：我亲手缴获了敌人三八式步枪 1924年5月出生于山西省安邑县的王明义，17岁在闻喜县斧头镇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晋南支队，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不久，聪明好学的他被支队长赵川送到了晋南分区教导队学习文化和军事。游击队当时缺少枪弹，主要负责破坏日军铁路、打埋伏和搞袭击。 1942年5月，敌人扫荡晋南准备抢粮。当地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五月端阳日军抢粮”。游击队为了阻止日军抢粮食，让担任班长的王明义带着8名战士插到日军战区斧头镇，袭击日军的碉堡，目的是用“一点两面”的战术，活捉哨兵，把去抢粮的鬼子引回来。 当晚，乘着夜色的掩护，王明义和战友们冒着小雨，一路泥泞卧伏前进，掩藏在碉堡不远处，忍受着蚊虫叮咬，一动不动观察敌人动静。半夜时分，他看到哨兵放松了警戒开始打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他率战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在外面站岗的3名哨兵生擒回了游击队，还缴获了几把三八式步枪。日伪军知道游击队善于打夜战，不敢贸然出碉堡追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凯旋而归。这次偷袭成功，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摸清了敌人的作战计划，还使王明义在游击队名声大震。 如今，83岁的王明义双腿上还留着被日本鬼子刺刀刺伤的痕迹，头顶上被炮弹擦伤不长头发的伤疤，被重机枪连中三弹、打断了四根肋骨、子弹从肺部穿胸而过，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一直没接上的肋骨。九死一生的王明义1983年从眉山收容遣送站离休，一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西南、西北、华北、中南、西藏的战斗，获人民功臣奖章。 刘守阵：继承父亲遗志参军抗敌 1993年从东坡区科协离休的刘守阵，是陕西省神木县人，烈士后代。父亲曾任八路军警备第六团副团长，东渡黄河时在岚县对日军作战中光荣牺牲。为了继承父亲遗志，把小鬼子赶出去，1944年，年仅11岁的他在老家参加了革命，分在晋绥军区政治部纺织合作社。 1945年，部队把他送到了干部子弟学校，一边学文化知识一边搞文艺宣传演出。学习完后，部队把他分在卫生队当卫生员，可他不干，坚决要求扛枪上前线打鬼子，“父亲和表哥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我对日本鬼子怀着深仇大恨啊，我要上前线亲自杀敌，为他们报仇。”刘守阵激动地说。由于年龄太小没能如愿，后来到冀南分区文工团当了一名文艺兵。 当时演出的节目大多都是揭露日本兵烧、杀、抢和动员老百姓参军打鬼子的，他把演出舞台当作了“战场”，手中的道具枪当作真枪，演得高亢投入，胸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每一句台词，都化作了一枚枚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每演一场下来，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国仇家恨，让他心中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震撼多人试玩《使命召唤4》演示放出，查看全部图片请点击 这里 。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汉奸们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抗战胜利，这些民族败类被押上了审判台。 汉奸丑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出现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组织的汉奸集团。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这些汉奸集团的规模与人数也在不断扩大与增长,并且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伪政权,为日本对华侵略服务。 1932年2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3月9日,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伪满洲国执政的宝座,并在1934年自称为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从陪都重庆出逃，公开叛国投敌，打出“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号，做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汪精卫投敌之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小汉奸更是如过江之鲫。他们有的贪生怕死、变节叛变，有的为一己之私利卖身投靠。他们或在伪政权里为日军的侵华政策服务，配合日军的侵华战争；或加入伪军队伍，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灰；或为敌人通风报信，引狼入室，出卖、残害我抗日军民。提起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抗日军民无不痛恨切齿。 难逃法网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饱受伪军迫害和蹂躏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在战后迅即审判和惩治汉奸，清算他们的罪行，伸张民族正气。 然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首先考虑的却不是惩治汉奸，而是如何利用汉奸为其看守住东南沦陷区这块地盘。这样，一大批汉奸伪职还未解除，又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耀武扬威地发号施令，乘机为非作歹。随着国民党势力逐步进入华中、华北沦陷地区，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汉奸的利用价值也很快消失。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 逮捕汉奸的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的。在京(南京)沪一带，军统编了一本《汉奸题名录》，利用汉奸的侥幸心理，让他们办理自首登记，随后分期召见，予以扣留。1945年9月26日晨，军统局南京区以宪兵南京司令部与警察厅名义逮捕了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伪教育部长李圣五等23名大汉奸，另以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名义逮捕了汉奸陈昌祖、葛世平等24人。 华北地区捕捉汉奸更有戏剧性。1945年12月5日，平津两地同时开始逮捕汉奸。这天下午，北平的伪军政要被邀赴宴，晚上在宴会上开怀畅饮时，戴笠拿出一份名单，照单点名，宣布逮捕。座上客当即成了阶下囚。 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审判随即展开。 无耻狡辩 1946年4月15日，设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汪精卫早死数月，逃过了审判。 这天，陈璧君着意打扮了一番。在法庭上，陈璧君态度傲慢，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破口大骂蒋介石。当陈骂到蒋介石时，旁听席上时而一片笑声，时而一阵掌声。这笑声和掌声，反映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而陈璧君还以为是人们对她的同情和支持，骂得更 加起劲了，并为自己的汉奸行为极力辩白，不仅不承认卖国，还把自己和汪精卫打扮成爱国英雄。陈璧君的话还没有说完，旁听席上顿时嘘声四起。一周以后，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 周佛海是当时的高等法院所审判的最大的汉奸。此人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汪精卫病死后，又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46年10月21日，初次公审周佛海，南京市民1万多人赶去参加旁听。在法庭上，周佛海大谈自己早于1942年起就与重庆政府暗渡陈仓的经过。原想以此表功，减轻罪责，不料却惹恼了蒋介石，法院于1946年11月7日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不服，上诉于最高法院。周在上诉状中听取了别人的主意，只讲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维持治安”的所谓“功劳”，其他一概不提。这一手果然生效。在蒋介石的包庇之下，此案由最高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 褚民谊，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此人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任秘书长，在汪伪政府里任过“外交部长”、“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1946年4月15日，中午12时刚过，苏州市万民空巷。江苏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一案这天首次开庭，人们聚集在一起，争看汉奸丑态。褚民谊在法庭上拿出事先拟好的答辩书，开始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他先是对汪精卫的投敌行为大加吹捧，接着又宣扬起“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来：“抗战是救国，和平也是救国。和平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土地、主权不受损害，又使国人减少受日人直接统治，免除诸多痛苦。”褚民谊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报效国家的英雄，称“本人在担任外交部部长任内，曾着力收回租界。本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民兴利，还主持修葺过总理陵园，又曾在沦陷区恢复党部，宣扬总理遗教，检察官指控我通谋敌国，实是为党为国效忠”云云。 受审汉奸无一例外都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百般狡辩，其丑恶表演激起人们更强烈的愤慨，招来耻笑和嘘声。 可耻下场 对汉奸们的量刑，当时有一定的尺度。与日本合作的傀儡组织，如伪维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精卫政府的最高首领都判了死刑。 伪省长原则上处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至15年，伪局长为3至5年有期徒刑。普通通敌的，概处以2年6个月的徒刑。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竭力鼓吹“抗日必亡”，散布“亡国论”。汪伪政权成立后，他任立法院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成为汪一人之下、群奸之上的“汉奸权贵”。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感到日暮途穷，遂于1945年8月25日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逃往日本九州，在日本编造了“自杀身亡”的假消息，也未能逃过被审判的命运，10月3日被强行引渡回南京。1946年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 梁鸿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伪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1946年6月21日，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华北临时政权和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那些侥幸逃过审判的汉奸，也无一人有好下场。汪伪政权头目汪精卫1944年旧伤复发去日本就医，手术后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下肢麻痹，无法坐起。后又得了肺炎，呼吸困难，11月10日在痛苦万状中死掉。尸体运回中国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将起出的棺木装上大卡车，运到清凉山焚尸扬灰，坟地被铲平。 特务头子李士群，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在汉奸们的狗咬狗中，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死后尸体缩得像只猴子，也算罪有应得。 苍天有眼。不管这些汉奸罪恶的生命如何结束，他们最终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出入口、出击口、翻口、陷阱、暗枪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哈里逊·福尔曼怎么也不会相信，静谧的村庄下，竟有一个庞大的阵地体系。 福尔曼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1944年9月中旬，他随采访晋绥根据地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观摩了八路军发起的汾阳战斗。 “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只要一根垒球棒就够了。”福尔曼用美国式的想象对地道战赞不绝口。 “地道战最初出现在艰苦的冀中敌后。”昔日驰名冀中的“吕司令”吕正操，正是这一特殊战法的倡导者。老将军回忆，日军在占领区大筑碉堡、炮楼和公路，冀中根据地军民“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结果创造出了这种特殊的战法。 1938年前后，冀中的蠡县、清苑等地出现了地道。 “开始是只有一个洞口两三米深的地洞，修建在野地，俗称‘地窨子’，或‘蛤蟆蹲’。”地道战模范村——河北省清苑县冉庄原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92岁的老人李恒太介绍说。 地道越挖越深，防护越来越强。1942年,地道战在平原上星火燎原般地开展起来。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超过了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 今天，走进以地道战著称的冉庄，游人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亲自走入地道体会当年地道战的神奇。 地道里甚至还有工厂、医院、报社、电台和看守所。 这，在电影《地道战》里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作为教学片而制作出的《地道战》，却成了中国抗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打动了千百万中国人。 “1942年，我们在宋庄利用地道，打死打伤日伪军1200余人，包括真渤特区新任司令官坂本旅团长。我军仅阵亡32人,伤41人。”今年102岁的吕正操将军回忆说。 大地变成了死亡陷阱。日军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冉庄附近的日军经过多次失败后哀叹：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 采访过晋察冀根据地的美国记者亚·诺尔曼在文章中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战争是一种坦克、飞机、舰船和大炮的史诗式的斗争。我却从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归来，在那里，他们是从布满机关门洞和秘密入口的隧道进行战争的。” 谁也没想到的是，不出10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也遇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道战”——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并用一篇《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推动过地道战发展的杨成武，又把这一战术用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挖了长达1250公里的坑道和6240公里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在阵地战中歼敌53.32万人。

“谢振平烈士就是从这里被捕的。“昨天下午，北新桥大头条二号破旧杂乱的院落前，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负责人向附近居民及随行人员介绍。当日，”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会“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前北平卫生局长谢振平遇害过程首次公开。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曾担任过二十九军军医处处长、北平卫生局局长等职务，七七事变以后，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北平。但最终为了掩护八百余名受伤官兵被日寇逮捕”。谢纪康介绍。1937年8月15日深夜，谢振平在北新桥办公室召开二十九军留平高级干部秘密会议时被捕。没多久便被秘密迫害。抗战胜利后，谢振平被追认为烈士，并入祀忠烈祠。但却始终未被公开。 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刘苏介绍，馆内一直保存着一张“敌人罪行调查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为掩护卢沟桥战斗中负伤未能及时转移的八百余名官兵而遭日军逮捕的北平市卫生局长谢振平，被敌人折磨两个月后惨遭杀害又掩尸灭迹的史实。但由于缺少史料，烈士的生平事迹、甚至相貌等一直不为人知。 为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研究室工作人员近日终于和谢振平的5位孙子女谢纪康等人取得了联系。谢纪康将谢振平的老照片、谢培英撰写的《追忆先父谢振平抗日壮烈牺牲史实》回忆录及烈士遗物等交给了北京市档案馆，加上馆藏档案中的谢振平履历表、任北平市卫生局长时所发训令，完善了70年遇害者的资料。(巫慧）

新华社济南6月26日电(记者梅世雄)驻守在豫西伏牛山下的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某团4连，每年都要从淮北一个叫“刘老庄”的村庄征兵。 4连又叫“刘老庄连”。用一个村庄的名称为一个连队命名，在我军历史上并不多见。其中的原委，是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壮故事。 1943年3月，日军突然集中兵力对我淮海地区展开大扫荡，妄图合围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奉命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枪声响起时，我们正在吃饭。”时任19团3连连长的霍继光回忆说，“我们边走边吃边战斗，4连留下掩护。” 此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敌军有1000余名日军、600多名伪军，4连仅有指战员82人。 众多的敌人，并没吓倒这支从陕北红军发展而来的英雄部队。“在苏北这样的平原水网地带，4连唯一可用来打阻击的工事就是交通沟。”霍继光回忆说，这种被当地群众称为“抗日沟”的交通沟，就是在地面上挖半人多深的沟道。 “4连是完全可以顺利突围的。”时任19团团长的胡炳云生前回忆说，为了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让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4连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经过商量，决心放弃突围，固守阻击敌人。 1943年3月18日，日伪军集中所有的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对4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 “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更好地保存自己，更大地杀伤敌人，最好是进驻刘老庄，以房屋院墙等有利地形、地物作掩护，据村固守。但他们考虑庄内还有不少群众没来得及撤离，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阵地选在刘老庄附近一片开阔地带的‘抗日沟’内。”胡炳云生前回忆说。 在强敌面前，4连82名勇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全连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晚霞褪去，夜幕降临。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了，群众转移了，兄弟部队转移了。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勇士们虽然全部为国捐躯，仍然保持着生前搏斗时的勃勃英姿：有的怒目圆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紧握着弯曲了刺刀，弓着一条腿斜靠在大树旁；有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敌人的头发；有的嘴里还狠狠地咬着敌人的耳朵…… 战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写道：“淮北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四里八乡的乡亲们为4连82位烈士举行了公葬，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10多高的纪念碑，并送来82名优秀子弟补入这个连。 4连在战后重新组建，并被新四军第7旅命名为“刘老庄连”。

太行山十字岭 65年前 一场鲜为人知的抗日战役 不愿被俘 没枪的八路军选择死亡 为什么数千人集体跳崖？ 事件：1942年5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分五路向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奔袭式“大扫荡”。 这是1942年抗日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一幕。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3万精锐部队包围了位于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基本都是后勤、管理、文艺兵和新闻记者，八路军只有几百将士与之对抗突围。那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次惨烈的牺牲，有近8000人跳崖身亡，而不愿做日军俘虏。历史上轻描淡写地带过这一笔，太多在太行山下牺牲的人无从知晓姓名。 作战双方实力太悬殊 日军：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诡异的日本杀人挺进队：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为队长，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为队长，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约100名士兵组成。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方向及隐藏的军需品。第36师团作为冈村宁次的骄兵悍将名不虚传，他们火力猛烈。武器先进，机枪、大炮、飞机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制定了从暗杀到围剿的周密计划，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 八路军：马自芳爱民模范团，一支不足300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太原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组织下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八路军129师派出了红军主力团的一位李姓军事干部，给这支队伍做营长。 自卫队武器简陋，每人三颗子弹还有一颗是瞎火的。工人出身的自卫队员，从来没打过仗，有的连枪都没摸过。 日军作战计划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 代号：C号作战(针对太行区和太岳区等) 时间：5月15日—7月20日 敌情：共军（八路军）第18集团军总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的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势力。 命令：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对涉县北面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团进其西面和南面，从而完成对共军的包围圈。 24日晨，各兵团同时开始进攻，在各地与大大小小敌人发生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光冈明中佐指挥的第29独立飞行队，进行地面攻击和搜索敌人，第一军战斗司令部从太原进驻潞安，军参谋乘作战飞机进行现场指导。 26日，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第36师团正面的敌人，已经击溃四散逃跑。 身在战场 讲述人：王俊，时任八路军某部通讯员 夺据点 惹恼日军报复性大扫荡 马坊镇北邻日军重要线路正太路,南靠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敌我双方的边界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 年10 月27 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由寿阳进驻马坊。同年12 月22 日，日军为争夺马坊，动用两千余人分四路进攻马坊。刘伯承指挥七七二团、七六九团等部队，与敌激战一天，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此后几年，八路军以马坊一线为依托，破击铁路，袭击车队，攻夺据点，先后对敌发起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行动。日寇惊恐万状，恼羞成怒，接连对马坊一带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而1942年5月发生的这次战斗就是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扫荡。 日军发动这次“大扫荡”非常突然，当时位于晋东南太行区根据地，离马坊很近的八路军总部只有两个临时组织的团守备。彭德怀、左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机关分路突围。两个团在东西两头阻击掩护，战斗由左权负责指挥。 十字岭、铜家峡、南艾铺，是战斗的主战场。站在南艾铺的山岭上，崇山峻岭一览无余。南艾铺一线，扼守着总部机关冲出包围圈的唯一通道，日军两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对南艾铺一带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 1942年5月24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一晚上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第二天队伍正在十字岭吃饭，突然两翼受到近两万日军的包抄袭击。左权指挥队伍顽强抵抗，掩护机关撤退。在崎岖的山道上，流动着辎重、驮队和人群，有医院伤病员的担架队，有报社、银行和学校的同志。 遭突袭 保辎重避被俘数千人跳崖 遭到突袭，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红色和黄色，地面在爆炸声中不断的颤抖，日本兵黑压压的，漫山遍野地拥过来。可我们这支被总部临时发现的作战部队，还不足300人。我们的阵地就像海面上的一叶孤岛，我看见日本兵在追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志。 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战士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几次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 八路军129师769团的李营长，是从大别山区出来的，可是老家没人了，都让白崇禧杀光了，突围时身负重伤，腹部被炸开，肠子都流出来了，但仍然指挥战斗。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检查部队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箱的人还没上来，这时警卫员让左权赶紧离开，但他决心率领最后一批人撤退，却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由于敌众我寡，八路军的队伍步步向后撤退，身后就是万丈深渊，为了避免被俘和辎重落入敌方，有人说：“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于是，他们从悬崖纵身跳下。深谷接连不断的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还有身怀六甲的母亲、敦厚平实的工人。几千人马，除了战死外，几乎全部跳崖。 战争故事 跳崖前给她留下了一张照片 人物：培蕊，山西人，女，突围时年仅17岁，鲁艺文工团成员。 据当时的战地记者穆易回忆：我是那年（1942年）5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时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可没多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跳崖牺牲了，只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战士语录 ★培蕊：“到前线见。” ★李营长：“王俊，来点精神！” “我们的人全冲出去了没有？” “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 王俊：“都冲出去了，营长，真的，我骗你一句枪毙我。” “我一生就骗过你那么一次，原谅我吧，营长。” ★马来亚的归侨青年：“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随后和辎重一起跳崖）

如果不是李鸿斌老人的回忆，记者尚不知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中，尚有一群学生兵英勇杀敌的身影。 在好不容易查到的一段资料中，文章的作者如此描写学生兵：“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1937年7月27日黄昏，17岁的李鸿斌第一次跨入战场，埋伏在一人多深的战壕内，除了一把大刀、一支长枪外，随身携带的还有3天的给养，都是些大头菜、饼子、馒头之类。 这是一个抗战老兵有关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回忆的开端。87岁的李鸿斌现住南京市建邺区文体西村，70年前参加了卢沟桥事变中的南苑血战。5日下午，经《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作者方军的引荐，李老用他那双当年和日军拼过刺刀的双手为记者打开家门，在家中首度向外人完整讲述那场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著名战役。根据方军的调查，当年参加那场战役的中国军队第29军中，在祖国大陆目前被发现的在世者只有7人，南京已知的仅李鸿斌一人。 老人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仿佛又回到当年浴血的战场。 热血初中生成29军学兵团团员 李鸿斌出生地是山东德州市，日军对华步步紧逼之时，李鸿斌在北京念初中。1936年12月，一腔热血的李鸿斌参加了29军军事训练团，从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变成了这支著名学兵团中的一员。“听闻29军中的大刀队厉害，让日军闻风丧胆，那时一心报国，就投笔从戎了，”李鸿斌解释自己当年入伍的动机。 李鸿斌介绍，不少同学都和他一样参军，被分到29军学兵团。学兵团分为三个大队，李为3大队一员。李老告诉记者，所谓“学兵团”多是刚刚招进的一些知识青年，以平津地区的大学生、中学生为主。因为知识分子难得，29军军长宋哲元将他们组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29军未来的干部。 “主要科目有步兵操练、射击、阵中勤务令等”，李鸿斌介绍在学兵团里的生活，“那时吃饭、出操、睡觉都要唱歌，学员们一个个爱国热情高涨，每天都想着杀敌报国。”李老表示，吃饭歌印象较为深刻，但因已隔许久，也只记得第一句了：“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至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1700多个学生兵也被派往作战前线，李鸿斌随之一起，拿起刚发的枪和大刀，跨入战壕，等待生平的第一次战斗。 无畏学生兵拼刺刀十命换一命 “当时天还没黑”，李鸿斌清楚地记得进入南苑阵地的时间：1937年7月27日黄昏。 南苑，在北平(北京，以下同)正南，是北平的南方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其时，北平的东、北、西三方实际已被日军控制，因此南苑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军首先在北平之南的卢沟桥挑起事端，零星战斗一直持续，直至7月28日的南苑之战，中日两军全面交火。”李鸿斌告诉记者，7月28日拂晓，日军陆空联合部队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早晨6时左右，日军首先出动一二十架飞机，对我方阵地轮番轰炸，营房、库房被炸为平地，阵地上一片火海；接着，敌机开始低空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不一会儿，太阳刚出来，日军发动地面进攻，前面是坦克，后面跟有大炮、步兵，如狼似虎地向阵地扑来，阵地前方200米范围内，全部都是敌人”。 老人告诉记者，和他一样，大多数学生兵不仅是第一次拿枪。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埋伏在战壕里时还相当恐惧，但第一声枪响之后，就念着一定要守住阵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从清晨到中午，日军发动了三到四次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李鸿斌目睹众多同学被日本兵刺中，鲜血淋漓，却仍奋力抱着敌人厮打。“同班有个同学叫赵世荣，嘴唇四周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抱着枪拼命射击。”李鸿斌向记者比划着手势，描绘同学赵世荣的奋不顾身，神情略显激动。 当天下午1时许，日军以大部队，向南苑阵地东西两侧迂回包围。此时，29军伤亡惨重，1700多名学生兵剩余不足三分之一。因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军长宋哲元不得已下令撤退，学兵团1、2大队向北京方向撤退，李鸿斌所在的3大队向南撤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抗日战场上，最先殉国的两位将军)，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如果不是李鸿斌老人的回忆，记者尚不知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中，尚有一群学生兵英勇杀敌的身影。 在好不容易查到的一段资料中，文章的作者如此描写学生兵：“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侥幸活下来结缘南京近六十载 李鸿斌告诉记者，学生兵撤出阵地后，南苑战事已经传开，学兵团队伍受到沿途百姓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给官兵提茶倒水、奉送干果饼干者，不计其数。国难当头，不少百姓和幸存的学生兵抱头痛哭。 李鸿斌向记者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战斗场景。在撤退的路上，李鸿斌看见了北京报纸上登载的消息：“29军军事训练团学生兵英勇抗敌，全团覆没，壮哉！” 事实上，南苑之战后，学生兵生还者尚有六七百人。“那种情势下，活下来真是侥幸。”随后，李鸿斌随部队边战边退，1938年元月，部队撤至河南新乡。正是在那里，李鸿斌听到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李鸿斌形容战士们听闻此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已经是无可名状的愤怒了。此后，李鸿斌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即黄埔17期)步科，两年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西北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49年，他随部队到达南京，被安排至华东军政大学，成为该校的一名战术教官；后来，李到南京工程兵学院任教，直至1956年转业到地方，此后一直定居南京。在李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为1955年李老任教官时所摄，照片上的李老身着军服，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照片的背面写有一首小诗，为李鸿斌自己所作：祖国建设正方殷，大搞建设时需人；为了响应党号召，脱去战袍看英豪。李鸿斌老人告诉记者，这是他时隔这么多年后，第一次向外人回忆这些事情。“这么光荣的事，为什么不和家里人多说说？”记者感到很是不解。“俱往矣”，李鸿斌老人微微一笑，那份淡然让人肃然起敬。 脊梁和眼泪都不该忘记 本月初，如皋的九旬老妇周粉英说出了70年前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屈辱伤痛；近日，南京87岁的李鸿斌老人说出了70年前抗日杀敌的光荣记忆。70年来，他们一直将记忆深埋于心底，历史没有消逝，就在他们心中。作为那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以“活证人”的身份站出来口述历史，不仅令人动容，价值更弥足珍贵。 开口并不容易。因为许许多多的抗战老兵和慰安妇，生前没有留下任何人证及物证便悄然离世，连同他们的经历，永远地消逝了。即便是周粉英和李鸿斌两位最新被发现的“活证人”，他们的开口也都带着一点偶然。如果没有南京那位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的死，如果周的家人没看到报道雷桂英死讯的那张扬子晚报，周粉英是否真的能下定决心，将封闭了70年的屈辱记忆之门勇敢打开；如果没有记者获知线索后的登门寻访，连“家人都不甚清楚其往事”的李鸿斌，其70年前年方十七便浴血杀敌的壮士荣光，也许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的大事件中，就缺少了这样一个极其鲜活的个体记忆。 李鸿斌挺立的脊梁和周粉英带血的眼泪，一半是荣光，一半是屈辱，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这些历史的“活证人”，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保护。因此，抢救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抢救那些当年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受害者，礼遇并保护抗战老兵，就显得那么重要和必要。 目前已知健在的29军老兵 张可宗 88岁重庆市 韩立才 96岁河北省邯郸市 马步先 88岁北京市朝阳区 孙敬生 94岁天津市河西区 崔金品 91岁河南省项城县 李鸿斌 87岁江苏省南京市 刘钧铭 94岁四川省成都市

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人在卢沟桥旁的一声枪响，划破了一座城的宁静，激起一支愤怒的军队，更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七七事变”，一个耳熟能详的事件，中华民族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8年。 70年过去了，那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已逐渐走向时光深处。当年在卢沟桥的石狮注视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的10万国民革命第二十九军将士，如今在全国也仅剩下7名，而这7部已届耄耋之年的“活历史”，也在渐渐消逝。 时值“七七事变”70周年来临之际，本报寻访了国内最后7位“七七事变”老兵以及著名“七七”将领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的后人，意在记住他们的名字，留下他们的记忆，缅怀那段英雄的历史。 李鸿斌 87岁，祖籍山东乐陵县，现居住于南京建邺区文体西村。 1936年年底，初中毕业的他投笔从戎，加入了29军军事训练团。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南苑军营。由于29军对战事形势的错误估计，调动不及，作为宝贵军事后备人才的军训团也被拉上战场，李鸿斌的1700多名同学战友折损过半。 南苑失守后，17岁的李鸿斌跟着队伍往河北固安县撤退。此后，李鸿斌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步科，两年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西北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李鸿斌一共育有4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崔金品 90岁，祖籍河南项城，出生于破落的地主家庭，读过8年私塾。1935年加入29军37师特务团，因枪法出众，成为团长张振华的随从副官。“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曾冒着炮火开摩托车到卢沟桥上给镇守其上的219团团长吉星文传达师部命令。后随军撤退到河北保定。 此后，崔金品先后当过77军(由原29军37师改编而成)参谋处徐廷玑处长和77军副军长田春芳的随行副官，还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枣庄会战”等战役，是目前仍在世的7名29军老兵中官阶最高的。 1948年崔金品随军投诚起义参加陈毅的华东野战军，但终因腿疾而退役返乡，务农谋生，共育有1子4女，现在与九旬老伴生活在一起。 赵金典 88岁，祖籍河南西平。1935年他随乡亲北上参加了29军37师特务团手枪营，负责在师部所在地颐和园大门站岗守卫。“七七事变”中，他曾两次随手枪营护送师长冯治安到卢沟桥督战。29军撤出平津地区后，赵金典先后转战河北、山东、湖北等地。 解放战争时期，不愿帮蒋介石打内战的赵金典卸甲归田。1949年建国后在老家谭店乡和张村当会计，上世纪80年代退休，共育有3子1女。去年一次脑溢血使得赵金典目前行动不便，记忆也渐趋模糊。 张可宗 87岁，祖籍河北南皮，现住重庆市九龙坡区。1934年5月参加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可宗随军从河间府急行军奔赴南苑支援。7月28日南苑失守，张可宗所在部队撤退至大红门附近时遭到日军伏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及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在此役殉国。其中，赵登禹牺牲前，张可宗一直陪伴身边，并听他留下了“尽忠不能尽孝”的遗言。后来，张可宗在撤退中腹部中流弹受伤。 张可宗随后参加了徐州战役、台儿庄会战等。1949年6月，张可宗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1949年建国后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共育有3子2女，现在生活贫困，和老伴靠低保过活，且体弱多病。 b]孙敬生 93岁，祖籍河北藁城，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参加29军前曾是一名小学教员。1935年，孙敬生投笔从戎，加入29军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驻扎在保定。“七七事变”爆发后，孙敬生随217团奔往长辛店支援正与日军激战的219团。敌军用大炮攻击 29军阵地，而孙敬生所在部队只能以机枪和迫击炮还击。孙敬生和战友死守阵地达半个多月，后终南撤至保定。 后来，孙敬生还参加过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淮海战役中，随队伍投诚起义参加解放军。解放后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后来到天津市工作，共育有3子1女，现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曾患有冠心病。 马步先 87岁，曾用名马胜云，祖籍河北冀县，现住北京市朝阳区。17岁时来到北平加入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12连。“七七事变”时，他曾在卢沟桥上阻击敌人进攻。仅靠步枪和大刀，马步先和战友死守卢沟桥达20天之久，7月27日后撤到良乡。 之后，马步先随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脱离国民党军队退伍，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中从事后勤工作。战争结束后，马步先一直在人大附中当财务人员，“文革”期间挨过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近年来心脏一直不好，耳朵也接近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但他仍坚持资助两名华北的贫困大学生和上海一名孤寡老人。 马玉槐 90岁，河北任丘人，原29军109旅217团1营4连7班战士，现住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37年7 月初，平津形势紧张，马玉槐随部队开赴宛平驻防。“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玉槐在宛平城外担当前哨，他和来犯敌人展开白刃战，大显“大刀军”神威。29军撤退后，马玉槐留在冀中地区抗战，后参加解放军。 解放后，马玉槐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机关干部，中间曾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1937年7月7日，北平大雨初停，闷如蒸笼。 那一天，来自河南项城的崔金品在37师师部如常值班，当天的电话和电报奇多；17岁的张可宗则在河间府听闻北平局势紧张，忧心忡忡。 那一天，18岁的赵金典在颐和园大门前站岗，瞪圆的双眼怒视着招摇过市的日本兵；21岁的马玉槐则在长辛店照常练习他的4式枪、4式刀和4式拳。 那一天，219团3营战士马步先在宛平城内听着日军近乎挑衅的演习声，紧张得连刀柄都攥出了水；217团机枪连班长孙敬生则与战友高唱了一遍《八德军歌》和《吃饭歌》。 那一天，17岁的军训团学员李鸿斌在南苑军营温习刚学过的军事理论，对面200米处是日本欧亚航空公司，日本兵频繁穿梭其中。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一阵鸣响于卢沟桥的枪声，将这7个素不相识的29军士兵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70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共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大都已相继离去，存活者也都是耄耋老者。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然而，再顽强的生命也难敌岁月的消磨。前些年，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在国内还能找到18名，但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便骤减为9名。随着今年上半年天津冯义田老人和河北韩立才老人的先后离世，如今仍在世的29军老兵在国内只剩下7名，他们大多已是年逾9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为保存下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记忆样本，本报记者辗转找到7名老人，记录下他们当年所见证的“七七事变”，并还原7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战事的部分细节。 每天抱着枪睡觉 赵金典记得，北平的气氛，从1937年6月就开始紧张起来。日军陆续入关，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与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29军成对峙之势。 当时的赵金典是颐和园的一名门卫。年仅18岁的他体格过人，参军不久便被选入特务团手枪营—— 一支专门负责保护师部的精锐部队。白天站岗时，赵金典时常能看见日本兵排着方队，喊着听不懂的口号穿街过巷。有时候甚至还有坦克车跟在后面。这阵势惊扰了不少北平市民，但日军却美其名曰为“演习”。生性耿直的赵金典看不惯日本人这副嚣张嘴脸。每次有日本部队经过时，赵金典都把身体挺得笔直，瞪圆了眼睛。师部首长好几次称赞他“没给中国军人丢脸”。 与此同时，29军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各种演习，若是迎面遇上日本兵，战士们就与对方互顶肩膀。“29军武风盛行，日本兵扛不过我们。”一天上午，两个日本兵要求进入颐和园，但遭到赵金典的拒绝。日本兵开始无理挑衅，赵金典一言不发，把背后的“大片刀”抽了出来。看着刀身上的寒光，日本兵吓得转身就跑。赵金典露出一丝微笑，对着对方的背影做了两个劈刀的动作，手上青筋暴突。 当赵金典为他的“大刀吓鬼子”的故事而沾沾自喜时，驻守在宛平城的37师110旅219团3营士兵马步先正感受着战争临近的气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演习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以宛平城和卢沟桥为“假想敌”，没日没夜地练习着攻城。开始还是空弹训练，后来干脆变成了实弹演习。 这让这位17岁的河北青年在一个多月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都抱着枪睡，有时候半夜被日本人的叫声惊醒了，就紧紧握着刀把，双手很快就汗水淋漓了。” 此时29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已势如棋盘，当日军频繁“走子儿”时，29军却对形势的判断一错再错，为日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1937年5月，军长宋哲元携家眷回山东老家，他过分乐观地认为此行将“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 7月6日，北平大雨。日本人当晚把大炮和战车推到了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火车站，气氛骤然紧张。马步先和衣躺在宛平城内一个叫“崔家店”的旅店内，黑暗中，他把步枪和大片刀放在身旁，双手紧握，如临大敌。 “是日本人先开的枪” 1937年7月7日，暮色降临，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在大瓦窑一带的日军迟迟不撤。宛平方面也开始有所警觉，天黑前，县警察局下令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上10点40分左右，一阵枪声从宛平城外传来。正在卢沟桥下永定河岸布防的马步先惊得从地上跳了起来，推弹上膛，对准前方。“是日本人先开的枪。”时过70年，87岁的马步先仍能清晰记得当时枪声是从城东北方向日军阵地那儿传来的。 枪响后，日方称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进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双方僵持到8日凌晨5时左右，几枚炮弹突然飞越宛平城墙，正中金振中营营部，日军开炮了。 “位于卢沟桥北面的铁路桥最先发生战斗。”马步先回忆说。当时29军在桥上只有两个排共80人左右的兵力，由于寡不敌众，仅仅坚持了15分钟，就被日军占领了铁路桥和回龙庙，扼住交通咽喉。 此时，马步先所在的12连正往南支援卢沟桥阵地。此时镇守卢沟桥上的一个排已经打剩为8个人，排长也牺牲了。 敌人密集的炮弹将天边照得白亮，宛平城东顺治门城楼也被击毁。马步先不时在卢沟桥和沿河战壕间换防，敌人来犯时，就用捷克式步枪射击。按照训练要求，本来要待敌人进入200米范围内才能开枪，但有些战士还是太紧张，敌人远在六七百米以外，就早早扣动扳机，浪费了不少子弹。 双方在卢沟桥阵地陷入胶着状。马步先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过觉了，枪声停下的时候就靠着掩体小憩。战士们轮流站岗，一炷香一换。炊事兵也分散到各个班战斗，战士们只得自己动手做饭，多是些烙饼、面条等东西。 7月8日拂晓，北平又下起了滂沱大雨，战壕里一片泽国，马步先站在泥泞中，被雨水模糊了双眼。 “七七事变”迅速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双方接火后数小时，29军军部就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次日，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表宣言疾呼全国人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当时将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涨。铁桥失守后，镇守宛平的3营营长金振中决定组织敢死队去收复，结果群情汹涌，一下子去了几百人，把桥上的鬼子都给赶跑了。”马步先回忆说。 大刀的刀刃都砍卷了 当马步先和战友在战壕里坚守了一夜后，援军37师109旅217团在7月8日早上赶至卢沟桥。他们的到来引起一阵欢呼。217团1营4连7班战士马玉槐和战友赵书云随即被命令为前哨，到宛平城外观察敌情。 中午时分，10多个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进入马玉槐的视线，马、赵二人边打边撤，敌人恃着人多，叽咕着就扑了上来。马玉槐抽出背上的大刀，一个横劈，刚好磕歪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对方露出空当，马玉槐趁机向前一刺一拧，日本兵在惨叫中倒下。 阵地上别的战士听到声音，都纷纷赶过来支援，日本人丢下几具尸体就跑了。这样的白刃战时常上演。29军人手一把大片刀，连伙夫都有。刀长三尺，七斤重，耍起来风快。 大刀在卢沟桥守卫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19团团长吉星文就数次脱下上衣，带领战士冲进敌阵，回来的时候刀都卷刃了。“日本人很怕跟29军打白刃战。”马玉槐说。 “七七事变”3天后，为声援“大刀军”而作的《大刀进行曲》闻世。这首歌琅琅上口，很快便传遍全军，开头第一句歌词便是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大刀仍然无法扭转敌我装备悬殊的局面，守卫卢沟桥的219团伤亡惨重，团长吉星文不得不向37师师长冯治安求援。 而另一边，开战后，赵金典曾护送37师师长冯治安两次上桥督战。他记得当时卢沟桥和宛平城墙都已是弹孔累累，城内有些地方还冒着青烟。阵亡士兵的尸体被战友冒险拖了回来，个别新战士没见过此场面，禁不住哭了起来。 “北平城里的反日游行多了起来，城里也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品。”赵金典在颐和园站岗的地方，已经少有日本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抗战情绪高涨的大学生和各式救亡团体的到来。 时为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班长的孙敬生也在此时随军驻扎进长辛店。日军的大炮雨点般地落在他们的阵地上。“附近菜田里的蔬果叶子都被震掉了，很多战士都被炸成碎片。” 在随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孙敬生所在的连队仅靠6挺机枪和6门射程极短的迫击炮还击敌人，场面非常惨烈。 学生军十命换一命 当卢沟桥阵地烽火连天的时候，离北平20多里远的南苑军营仍是一片平静。17岁的军事训练团学员李鸿斌在这里如常训练，如常学习。他和其他1700多名知识青年一样，将被训练成未来的指挥官。 炮声日隆，但在每周一的训话课上，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佟麟阁除了鼓励同学们尽早学成报国外，并不提及北边战事。一些心急的同学跑去问教员，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很快会和谈解决的”。 当时抱有这种乐观心理的29军将士并非少数。“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企图将战事控制在局部范围内。7月 7日至7月25日期间，事端4次被日军挑起，冀察当局又4次与对方坐到谈判桌旁。此时期双方处于拉锯阶段，战事时断时续。 事实上，29军已经被日本人的烟幕弹所迷惑，“和谈”实则日军的缓兵之计，在双方僵持之际，日军大批入关。至7月25日左右，日军集结在平津地区的兵力已超过6万，还运来飞机坦克，实力已在29军之上。 “7月26日气氛开始不对了，学校也停了课。”这一天，李鸿斌领到一把铁锹，被安排到军营四周挖战壕。同学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要上实地演习课。就在这一天，华北驻屯军突然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完成调动布防的日本人准备发起北平总攻，攻击重点正是李鸿斌所在的南苑兵营，由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的南苑守军仓惶应战。 战壕挖好了，军营四周200米范围内的高梁和玉米也被砍掉，各主要路口还放置了圆木作路障。27日傍晚，李鸿斌领到了一杆步枪，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外加3天的干粮。有些同学知道要打日本了，兴奋得一个劲地拍掌。 在战壕里候了一夜，28日天刚亮，一阵轰鸣声由远及近，10多架日军飞机飞至南苑上空，洒下大批炸弹。教员刚喊完“同学们趴下”，爆炸声就此起彼伏。营房起火了，阵地到处是两三米深的弹坑。 轰炸稍停，李鸿斌抬起头，有炸弹直接落入战壕里了，残肢断臂布满一地。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学生兵，还没来得及开第一枪就丢了性命。飞机走后，大批日本兵开始缓步前进，前面还有坦克开路。当时李鸿斌还没有见过坦克，只觉得那些“铁砣”势不可挡，子弹打上去一点作用也没有。而南苑守军缺乏重型武器，威力最大的也只是手榴弹和迫击炮，敌人打到跟前了，就跳出战壕用大刀砍。 交火中，李鸿斌看见旁边一个学生趴在土堆上一动不动，于是上前推了一下，结果粘糊糊的满手是血，他已经牺牲了。一位叫赵世荣的同学下颚被炸弹炸飞了，仍抱着机关枪射击，滴下的鲜血染红了整个胸膛。还有些同学被弹片穿透了肚皮，肠子流出来了，用手捂都捂不住。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李鸿斌扔完了四颗手榴弹，就用大刀砍，刀刃上满是敌人的鲜血，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颜色。到下午2点左右，学生军打退了敌人3次进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700多人剩下不足三分之一，而敌人仍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军训团只得下令撤退，1、2大队向北平方向行进，李鸿斌所在的3大队向南撤离。7月28日傍晚，南苑失守。 “敌我悬殊，加上作战经验不足，我们学生军几乎是十命换一命。”李鸿斌后来在撤退的路上看到北平报纸上登载了消息：“29军军事训练团学生兵英勇抗敌，全团覆没，壮哉！” “我看着赵将军咽气” 28日下午，守军从南苑撤退后兵分两路，一南一北。佟麟阁和赵登禹选择了往北平进发的路线。 17岁的张可宗时为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他的任务是要保护师长赵登禹安全撤离。当时南苑至北平的路，都是三四米宽的沙石土路，两旁是比人还高的青纱帐。很快，仓惶北逃的士兵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日本的飞机追赶至上空，投弹扫射，地面上又是一片血肉横飞。沿途的老百姓已经听说了南苑战事，他们纷纷从家中拿出馒头、窝头，西瓜、酸梅汤等东西，送给29军将士。 行至半途，佟麟阁和赵登禹都从汽车里下来，一是汽车目标太大，二是要亲自疏导混乱不堪的部队。张可宗和特务团的战士紧紧跟着赵登禹，赵一手拿手枪，一手执大刀，看着溃军，眉头紧皱。 途经大红门时，两边的城楼突然出现日本兵的身影，他们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29军。赵登禹一边组织四处逃窜的士兵，一边用手枪向敌人还击。张可宗和几名战士上前想把师长拉到掩体处，但赵拒绝了。很快，赵登禹腿部中弹，他坐在路边，继续指挥战斗。张可宗的腹部也中了流弹，但他不敢离开，他蹲在师长旁边用步枪向高处的日本兵射击。 战至下午4时左右，赵登禹身上已经多处中弹，成了一个血人。他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了地上。张可宗和几名特务团战士马上把他扶住。此时的赵登禹已经气若游丝，他抓住张可宗他们的衣服，说：“回去告诉我母亲，儿子尽忠不能尽孝了。”不久后，赵登禹断了气。这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名将，死时仅39岁。 此时，有些战士也跑过来说，副军长佟麟阁也被机枪击中头部，壮烈殉国了。是年，佟45岁。 张可宗和部分战士最终突围，把两名将军的死讯带到了北平。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佟、赵二人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 大撤退 南苑失利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不但折了两员大将，还迫使29军撤离北平。7月28日后半夜，37师特务团团长副官崔金品接到命令，准备随军南撤。 崔金品感到很为难，他刚获得消息，当年一起来北平参军的同村兄弟赵学珍在一次偷袭日军时不幸牺牲了。崔金品想，老乡的尸体一定还暴露旷野，如果不帮忙收拾一下，以后就没法跟人家爹娘交代了。 战友们开始收拾东西了，崔金品偷偷来到机械房，拿了一支美式枪和一把铁锹，直奔日军大营。日本人已经转移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29军战士的尸体。当时天很黑，风把周围的树刮得呼呼作响，他根本无法辨认哪具才是老乡的尸体。 稍作思考，崔金品决定把所有29军战士的尸体都安顿好。院子里有个废弃的地窖，他一边喊着“赵学珍”的名字，一边把能看到的战士都拖进里面，处理了20多具尸体后，天边已经发亮。 崔金品立即跑回团部，此时部队已经撤退。他从厨房背了两袋子白馒头南追而去。此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进入北平城，崔金品跑了没多远，敌机就在上空投弹了，迫击炮也在身边爆炸。崔金品一路狂奔，中午时分，他终于赶上了部队。 29军撤离后，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38师从天津撤退，30日天津失守。平津地区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 崔金品、赵金典、马步先、马玉槐、孙敬生、李鸿斌、张可宗，这7位士兵各自跟着所属部队南撤，一路上，失望情绪在军中弥漫。他们后来大多到了河北保定，经休整后又奔赴各地继续抗战，8年后取得胜利。 “虽然‘七七事变’最后以29军撤退告终，但也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自此以后，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李鸿斌说。 70年后的军礼 在此后的70年间，曾因“七七事变”而走到一起的7位29军老兵，命运各异。7人后来全都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其中李鸿斌、崔金典、孙敬生、马玉槐更起义投诚，加入共产党的军队。 建国后，7人大部分都退伍另谋出路，只有李鸿斌和孙敬生还继续在军队工作。尤其是孙敬生，曾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李鸿斌则是部队里一名普通的教员。现在孙住天津，李则在南京养老。 马步先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但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主动请缨，参加了志愿军的后勤部队。战争结束后，马步先在人大附中从事财务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兵”身份而饱受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前不久他接受了心脏手术，耳朵也几乎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 和马步先一样，马玉槐建国后也去了北京，50年代还当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算是7人里仕途最顺的一位。后来，他还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 与其他几位不同，崔金品和赵金典退伍后并没有选择城市，而是回到河南老家，务农为生。崔育有1子4女，生活小康。赵金典却没这么好，他曾当过村里的会计，80年代退休后就一直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去年中风后，记忆力越发衰退，连村里的一些熟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张可宗的遭遇可谓7人里最潦倒的。1949年6月他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还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但均无积累。现在他和老伴每月只靠领420元的低保过活，且老病缠身。 7位老兵虽际遇不一，但现在，他们都在共同期待一个重要的时刻。前不久，在一群民间爱国人士的筹划和帮助下，7名老兵将于今年7月7日重登卢沟桥。这些幸存的历史见证人，在那一天，将举起布满皱纹的右手，向70年前并肩作战的29军将士们行最后一次军礼。

“抗战的记忆我一点儿都没有丢！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感受，大家一起冲锋陷阵的英勇……一切的一切都在脑海中打上了烙印！” 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到来前夕，记者来到家住本市河西区的老战士孙竞生(原国民党29军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的班长)的家中，听老人讲起抗日战争的故事。今年93岁高龄的孙竞生老人希望广大青少年勿忘国耻，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如果历史可以“翻回” 希望还是29军一员 虽然已经93岁高龄，但孙竞生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谈起过去，老人时常挥舞起手臂，表现出振奋的样子。当说到自己和战友们冒雨滚爬在泥泞的战场上侦察敌情、扣动扳机消灭敌人的一幕幕场景时，老人难掩激动多次流下热泪。“70年前的‘七七事变’我是见证者。革命胜利后，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是见证者。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所有的人都应珍惜。”孙竞生老人说，如果历史的一页还可以翻回去，他希望自己还是29军的一员，继续披荆斩棘、奋勇杀敌。 血雨腥风的战场上 战士们频频“亮剑” 70年过去了，孙竞生老人仍能清晰地讲述部队作战时的情景。 “‘七七事变’发生前，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经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侦察地形。一次，日军故意挑衅，突然冲进我们的队列，听到连长下达的‘上刺刀’的命令后，战士们齐刷刷地扬起白晃晃的刺刀，日本鬼子当时就给吓蒙了。他们心里很清楚，29军不好惹。” 长城喜峰口一战，当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鼓舞士气，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手令，传达到全军。“日军因胜而骄，夜间脱光了衣服睡大觉。29军探明情况后，组织大刀队夜袭。由当地老乡做向导，大刀队顺利地‘处理’了执勤兵，进屋一通砍杀，打死打伤日本鬼子6000多人。” “七七事变”时，孙竞生所在的29军37师109旅217团与敌人在卢沟桥一带展开了激烈交火。当时，师长冯治安下达命令：“全体官兵要坚决抵抗……誓与大桥共存亡！”战士们高喊着“保卫祖国”一次次地冲锋。虽然当时的武器很差，但战士们没有退缩，顶着敌人的重机枪弹雨往前冲。“手枪打红了，换把枪继续打。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顶上去……”想起曾经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孙竞生老人泪流满面。 岳飞的《满江红》 当年最嘹亮的军歌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孙竞生老人用高亢的声音唱完这首根据岳飞的《满江红》改编的29军军歌。 老人说，除了这首军歌，29军的战士们在每天吃饭前、睡觉前、起床后还要高唱《吃饭歌》《睡觉歌》《起床歌》，“这些歌曲都是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每当唱起这些改编歌和自编歌，战士们都情绪激昂。我老了，这些歌不能一口气唱完，但咱可以在心里唱，那都是抹不去的回忆啊！” 寄语年轻一代 创造美好明天 孙竞生老人如今和同龄的妻子以及4个儿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抗战的故事一次讲不完，革命的事业永远干不完，祖国的美好明天靠年轻一代去创造，一次次地讲起抗战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记住那段历史，更希望年轻一代珍惜今天，继承‘抗战精神’，为祖国的明天去‘战斗’。” 【孙竞生档案】 孙竞生，河北人，1914年7月出生。参军之前，曾为小学教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迅速沦丧。1935年，孙竞生与另外3名小学教员毅然投笔从戎，带着中共地下党员卢金堂的介绍信参加了抗日劲旅29军，并跟随29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保卫武汉战役。（北方网-城市快报 ）

故事导读 后天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日。目前，全国仅存六名亲历当年事变的老兵。 他们将相聚卢沟桥，其中有我市（重庆市）87岁的张可宗。昨日，他登上北去的T10次列车。 昨上午8时30分，离T10次列车出发还有1小时40分，菜园坝火车站贵宾候车室就出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老人胸佩3枚军功章，始终不肯坐下，一个劲地在候车室踱来踱去，不时追问陪伴的人，怎么还不上车？ 老人就是87岁的抗战老兵张可宗。陪同张可宗去北京的是他48岁的儿子张家卫。 后天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目前，全国仅存6名亲历事变的老兵。中华抗日同盟网邀请这6位老兵北京聚会，相聚卢沟桥，以纪念牺牲的抗日英雄。这6位老兵分别是：重庆，张可宗，87岁；北京，马步先，87岁；天津，孙敬生，93岁；河南，崔金品，90岁；河南，赵金典，91岁；南京，李鸿斌，88岁。 张可宗1920年4月出生在河北南皮县，14岁时与本家一位哥哥一起加入国民党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三连，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29军大刀队成员之一。张可宗亲历了七七事变全过程。 张家卫说，得知要去北京的消息，父亲这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 前天，听说主办方接待志愿者已经来到重庆，张老更是亲自拄着拐棍，独自一人步行一公里多，来到石桥铺一飞机票销售点，询问到北京的打折机票价格。 张可宗说，1949年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重庆后，他和河南开封出生的老伴只在1991年回过一次河北老家和北京。年龄越来越大了，他和老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再回一次北京，到卢沟桥上纪念牺牲的战友。 　 登车时刻到了，老人甩开搀扶，佝偻着腰匆匆往火车上赶。 火车出发后，乘务员登记身份证了解到张可宗竟是一位亲历过“七七事变”的抗战老兵后，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车厢。年轻的列车长随即赶到，向老兵问候致敬。 前来看望敬礼的旅客络绎不绝，一路上11号车厢被挤得满满的，人们都要听老人讲述亲历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 一天砍死八个鬼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县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事变爆发前夕，张可宗在132师28旅684团做团长的随从，驻扎河间，主要负责命令传达。他听见时任师长的赵登禹将军告诉团长韩永顺，和日本人这仗非打不可，叫每个战士准备5天干粮，擦好枪，磨快大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张可宗所在旅由师长赵登禹带领，奉命开赴北京南苑作战。张可宗说，当天下午两点，部队距离南苑两公里时，与鬼子相遇，双方展开激战。 张可宗说，师长带头扛着大刀冲向敌人，团长则一把抢走他的大刀，紧跟师长冲锋。他背着一柄大刀、提着两支手枪在后保护团长。当时，日军人数虽然不占优，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29军士兵士气如虹，鏖战至夜里10时，消灭鬼子500多人，终于打退敌人。那场战斗，张可宗说他击毙砍死了8个鬼子。 部队随后南撤山东、湖北等地，当时几乎天天下雨，行军途中辎重丢弃，部队陆续又和鬼子几次相遇，发生多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 9岁的陈一豪非常崇拜张可宗爷爷。小一豪就读于江北华新小学3年级，随外公到天津舅舅家过暑假。 听说张爷爷受过两次伤，11年亲手击毙44个鬼子，小一豪惊呆了…… 爷爷的叔叔是张之洞 张可宗说，他的爷爷的叔叔就是张之洞，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爱国，爱中华民族。从1934年参军抗日算起，11年里，他亲手消灭了44名鬼子，“每消灭一个鬼子，我就在步枪的枪把上刻上一道。” 张可宗说，他所在的29军经过数次改编，随后被调至湖北、贵州、湖南等省10余个县，镇守进出陪都重庆的各处通道。 张可宗说，鬼子鬼得很，像耗子一样，明明看到中刀或中弹倒下，但一转身，他们其中一些就会爬起来拔腿就跑或凶狠地扑上来。有了经验后，倒下的鬼子他都记得补上一下。张老说，鬼子虽然凶恶，但我得比他们更凶猛。 每次和鬼子拼刺刀，他就专找那些当官的，看上去很凶的，身材高大体力好的，冲上去抡起大刀就砍，直到把敌人消灭。与鬼子斗得久了，以后上战场一拼刺刀，他就大叫着，挺起大刀前冲，鬼子被其气势所吓，往往转身就跑。 8年抗战中，张老两次受伤，右手臂上子弹穿过后留下铜钱大小疤痕清晰可见。第一次受伤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在北京大红门外与日军遭遇，腹部被流弹击中。当时天下着大雨，伤员太多，军医切开伤口取出弹头后给他缝合伤口。张老继续投入战斗。 第二次受伤是1940年。当时，他在湖北锺祥县与日军激战，子弹从他右臂穿过。还有从北京退守到山东德州时，他实在太累，睡在一个棉花堆里，脱离部队，险些被日本兵抓住。说起受伤和种种惊险，张可宗叹了口气说：“无数战友牺牲了，很多人就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我能活到今天，已非常幸运。” 列车从重庆出发后，张老就兴致勃勃地给前来看望的旅客讲述这段历史。直到下午4时列车已过四川万源时，老人家依然还不觉疲惫。 　 他思维清晰，甚至能准确地说出购买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需要5元手续费。张家卫说，父亲精力好得很，到重庆五六十年来，从来没患过什么大毛病。 在重庆的六十年 1943年10月，张可宗从黄埔18期毕业后，回原部队，驻守当阳，扼住进犯重庆的日军。 1945年6月，张可宗调运输兵29团当连长，专门从湖北恩施运送盐、粮食等物资到重庆。张可宗说，那6年里，几乎没有吃过一点油腥。 1948年，他到河南开封，与时年20岁的当地姑娘申秀容结为夫妇。随后，回到重庆，拒绝了国民党军官去台湾的要求。1949年6月，落户歌乐山新开寺做小生意。张可宗说，自己勤快，有的是力气，他背着香烟，逢一、四、七赶白市驿，二、五、八赶含谷场，三、六、九赶西永，生意很好，带头纳税。 文化大革命后，他被作为“伪军官、反革命”批斗，被送往松山化工厂等处打石头，一打就是15年。张家卫说，那时候父亲都是凌晨四时就起床打石头，晚上八九点才回家。直到1980年被平反。 张可宗随后开了一家副食门市，同时积极倡导成立个体劳协会，被选为沙区山洞、歌乐山两街道个体劳协主任。张家卫说，父亲当上个协主任后，就放下自家事情不做，全都帮助派出所、工商所甚至计划生育部门做群众工作去了，家里人当时对他都很有意见。 歌乐山新开寺9号张佳丽大姐说，那时候，张老头儿喜欢骑辆自行车，从新桥蹬上来，后面的汽车都撵不上。许多个体户扯皮争执不下时，一定会请他来解决。张家卫说，父亲直到2002年才退休，那些年父亲得的奖状，家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地方张贴了。 张家人介绍，自从落户歌乐山后，就没见过老头子生过什么毛病，每天深夜还不肯睡觉，早上六点不到就会把家人吵起来。 　 距北京越近，张老就越不平静。 他说，70年了，他日夜都想念着战友。除了少数的几个老兵偶尔通电话外，其他几乎没有联系。 年年给张自忠将军扫墓 抗战8年里，张老先后亲历了自己的直接领导赵登禹、张自忠将军捐躯疆场。每年5月16日，他一定会携子女去北碚梅花山，给张将军扫墓。 张家卫说，张自忠将军是父亲的偶像，每年5月16日前一两周，父亲就会排好每天行程，订好一个大花圈，安排幺儿子那辆车哪里也不得去。到了16日那天，张可宗一定带着4个儿子、两个女儿及在家的孙辈，去北碚给张将军扫墓。 如今，张可宗老两口和五儿子张家卫合住在石桥铺某小区。张可宗劳碌一生，却没能为自己谋下一笔养老之财，如今二老靠每月每人210元的低保金生活。老伴申秀容已经80岁了，瘫痪在床已经5年，吃喝拉撒全靠张可宗和子女张罗。 张可宗说，妻子对他太好了，一生都不离不弃，自己无以为报，只能更加尽心地照顾妻子。 张家卫说，爸爸无论在外面吃点什么，都会给妈妈带一份回来。 如今，空余时间，张可宗就戴上老花镜，写些回忆性文字。记者昨天看到，张老写下的回忆录，已经有三十多页。（特派记者 丁香乐 钱波）

1936年8月14日，在陕北的毛泽东给北平的宋哲元写了一封信，对宋哲元“情殷抗日”表示赞赏，褒扬他“面对日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同时进攻下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的决心，称他和29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 主笔◎蔡伟 早在“七七事变”数年前的1933年，宋哲元的29军已经和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于喜峰口交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最初的直接作战还是在1933年1月2日“榆关事件”后。奉张学良令，宋哲元率刚改编成中央军的29军移驻北平以东驻防。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刚刚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一面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脱，一面是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死守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未来“七七事变”中29军的主要将领赵登禹等人此时几乎都在喜峰口战事中亮相。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记录喜峰口战役的新闻电影和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由此广为流传。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但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1934年连续发生的“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步步退却。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在《何梅协定》签署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此时北平周围除了29军，已经没有其他中国军队。 此时的宋哲元命师长冯治安行军赶到北平，将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132师调往河北省任丘一带，由29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日本人默许了宋哲元的行为，试图利用29军曾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的背景，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得到宋哲元的配合，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人几乎得手。1935年日本制造的“华北事件”，最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完全让步，在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29军于是成为日后“七七事变”中方主角，面对强大的日本华北驻屯军。 谁也没想到“七七事变”的危机在1900年就已经埋下伏笔。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了八国在华有驻兵权，人数最多的就是日本。不过日军所有的算计最终还是没想到，宋哲元在动摇中最终爱国信念占据上风。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举行军事大演习，29军也同时举行对抗性大演习。双方兵力在无形中转换，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关东军入关，平、津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29军由于对自身实力的高估，导致对日军备战产生疏忽。1937年5月，宋哲元离开北平回山东乐陵老家养病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29军的战略被动还是和《辛丑条约》相关。根据条约，29军面对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而无力制止。到7月下旬，29军高层仍未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宋哲元面对日军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5、6、10、2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1旅团的庞大兵力仍如此向蒋介石汇报。直到6月26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6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赵登禹是最初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之一。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29军试图在8月1日发动反攻，赵登禹在29军军事会议上被命令率部进攻丰台，张自忠则被命令攻击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于7月28日凌晨提前全线进攻，29军面临仓促迎战和不能退却的两难。此时的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南苑部队。7月28日，日军对南苑的进攻，赵登禹部只有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变数发生在撤退途中。日军发现赵登禹部准备向北撤退到大红门，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设伏。赵登禹乘车向大红门撤退时被炮弹击中，炸断双腿殉国。同一天牺牲的还有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的遗体最终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在永定门外找到。 佟麟阁的贴身警卫后来回忆，当29军军部被打散后，撤退途中不断受到日军飞机轰炸。佟麟阁曾下令撤退的士兵都要统一编组，由军官统一指挥。但日军的空袭最终造成他腹部和头部的致命伤。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29军曾经拥有5个师，共计48个团、10万以上的兵力，仅张自忠的部队兵力就有3万人。29军士兵普遍装备捷克式步枪，配备有德式伯格曼冲锋枪和二十响驳壳枪，一度号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但当时的华北，也许没有一个人清醒意识到对手的力量。29军高级将领冯治安后来回忆“七七事变”的起因，谈到部下吉星文团长曾电话请示他如何面对日军在7月6日夜晚的挑衅。冯治安说:“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中国的全面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实际上是在中国军人缺乏预见和准备，却坚决的反击中揭开。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隐居南京58年回忆起抗战岁月如在眼前 新华报业网讯 “我父亲也是29军的老兵啊！”前天，南京市市民王振武先生激动地给晨报打来电话。在看到晨报刊登的两名29军抗战老兵的报道后，王振武当即就激动了起来，他91岁高龄的老父亲王寿延，正是当年29军军部的军医，也亲身经历了70年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目睹了那次惨烈的战争。 昨日上午，记者在经过了数次问询之后，终于找到了家住江宁路老虎头的王寿延老人。尽管已经91岁高龄，但是老人除了有些耳背之外，身体各方面都很硬朗，言谈之间更显豁达。“宋哲元讲话很刚强”、“佟麟阁就是我老乡”、“张自忠平易近人”……作为29军军部的军医，王寿延当时经常有和这些29军高级将领接触的机会。在回忆中，老人和记者仿佛都回到了那个敌机呼啸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 回忆 19岁私塾生考入29军 王寿延1916年9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在19岁之前，他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四书五经都背得很熟”，也接受了民国时期的新教育。老人告诉记者，他的正式学历是民国时期的“高小”毕业生。正是因为有这一学历打底，1935年的时候，在他和一帮同学报名参加29军的时候，他被分配到了29军军部军医处。“那时候29军的军部还在北平城里。”王老回忆说，当时由于知识分子少，部队对他们这些有文化基础的新兵都很看重。就这样，在王老19岁的时候，他正式成为29军的一名军医。 1936年的时候，29军军部迁移到了北平南苑地区。在老人的记忆里，当时的军部驻扎在南苑的第9营房，军部军医处驻扎在第15营房。军医处下面有一间制剂所，是一间为29军三个师提供医药的工厂，王老进入29军军部军医处后，随即就被分配到这间制剂所下面的注射剂室工作，跟随老军医学习医疗技术。 “我们主要是为军部的将领们服务。”王老回忆起当年在南苑营地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可以在营地里遇见宋哲元、佟麟阁、冯治安等一批29军的高级将领。每逢周一，军部的八大处都要集结在一起，进行“纪念周”活动。老人介绍说，所谓的“纪念周”活动，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背诵总理遗嘱，然后就是聆听29军军长宋哲元等一批主要将领训话。“总理遗嘱我现在还记得。”老人随口就给记者背出了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七七事变”前被堵在南京一个礼拜 1937年6月底，王寿延和他所在的制剂所一位姓赵的所长，奉军部军医处的命令，前往上海接收一批医药器械。当时29军驻军和日本驻军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29军的领导者也意识到大战已经难以避免，因此在1937年6月份的时候就督促各部做好抗战准备。当时有一批世界各地华侨捐赠的医药器械，共有13车皮，被运送到了上海。王寿延和姓赵的所长前往上海，就是去接收这一批医药器械的。 “从北平出发，两天后来到南京。”老人回忆说，当时距离淞沪会战不远，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已经停止运输。他们在1937年6月底来到南京的时候，居住在湖南路一家名叫“民生旅社”的旅店内。在他们赶到南京的时候，已经不时可以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由于局势紧张，他们在“民生旅社”住了多天仍然没有机会去上海。来到南京一个礼拜后，他们接到了29军军部军医处的命令，告诉他们上海已经不能去了，命令他们速回军部。王寿延回到军部后不久，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王寿延老人还特意去湖南路上看过，那家“民生旅社”仍然还在，位置就在现在的省军区大院附近。 敌机贴着高粱穗扫射轰炸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29军军部所在的南苑随即成为血战的地点。当时37师还在丰台卢沟桥一带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轰炸机已经开始对37师背后的南苑等纵深区域进行轰炸。在老人的回忆里，7月份已经是高粱穗饱满的时节，日军的轰炸机成群地飞过来进行轰炸。“飞机飞得很低啊。”老人回想起当时的轰炸仍然记忆犹新，“就像是贴着高粱穗子飞过来的，扔炸弹和对下面扫射，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南苑进入阵地战之前，29军军部撤退到河南郑州，王寿延老人所在的军部军医处也跟随军部撤退到了郑州。据前方传来的消息，军部原先驻扎的第9营房，成为日军轰炸和炮击的焦点，“营地都给炸平了”。当时在南苑指挥战斗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誓死坚守阵地的132师师长赵登禹，在随后的战斗中壮烈殉国。 29军众多将领武艺高强 由于是军部的军医，王寿延老人当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和29军的高级将领们接触。在老人的回忆中，对29军副军长佟麟阁印象最为深刻。佟麟阁也是河北省高阳县人，他出生的村庄距离王寿延的村庄只有10华里。 “佟麟阁武功很好。”老人回忆说，当时在南苑营地里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宋哲元、佟麟阁等29军的将领们站在高高的阅兵台上，佟麟阁上前一步问台下的士兵，“你们的大刀快不快”，被问到的士兵就按照惯例，从背上拔出大刀，不是送到阅兵台上，而是就在台下用手一抛，亮亮的大刀画出一道高高的弧线，落向阅兵台。佟麟阁副军长伸手一握，稳稳握住大刀的把手，然后把大刀架在另一只手上，侧过来检查大刀的刃口，说一声不错，又将大刀抛下台去，台下的士兵也一伸手，同样稳稳握住大刀的把手。 当时不仅佟麟阁武功好，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王寿延回忆说，在当时的阅兵仪式上，宋哲元军长给他们训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听起来硬硬的，很有力量。在军部从南苑转移之前，军部军医处安排王寿延他们早上吃一顿好饭，当时吃的是烫面饺子，张自忠过来看望大家，还对王寿延说你是南方来的，吃不吃得来。 王寿延为多位29军将领看病 经历了卢沟桥事变之后，29军撤退到了湖北荆门，被改编为33集团军，王寿延被分配到集团军下面的77军军部军医处工作，先后担任了军医处少校主任和野战医院的中校主任兼77军野战医院院长。此后辗转数次，1948年8月份定居到南京。 王寿延跟随29军以及以后的77军的时间中，他为29军的多位将领服务过。他告诉记者，29军军长宋哲元在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之后，在河南洛阳的时候就生病了，当时是1937年的八九月份，宋哲元随后回到四川绵阳养病，没过多久就病故了。冯治安师长则患有高血压，王寿延还替他医治过颈椎病。 现在 生活仍像军人一样 王寿延老人饱受磨难，1972年的时候以学校医务室医生的身份，从当时南京邮电学院退休。在多年来的退休生活中，老人记下了一抽屉的日记。在那么高的一堆日记本中，老人抽出一本1985年的日记本，这是一本南京邮电学院工会发给他的笔记本，带有黑色的封皮，封页内还印有工会的章，落款是1955年。 捧着这本52年前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的是老人22年前的生活，略略一翻就能看到老人豁达明朗的心态。其中1985年8月7日的一篇标题是《振武(老人的长子)第三次送西瓜》：“今天是立秋，天气特别闷热，心里很想吃西瓜，凉爽(凉)爽。可是住的附近确(却)看不到卖西瓜的，没想到振武送来十多只西瓜，都是“苏蜜1号”，个个都很甜，这真是喜出望外……”老人的真实心境跃然纸上。 “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你们可要准时来啊。”在前天的电话里，老人的长子王振武在征求了老人的意见后，确定了记者提出的采访时间，王振武强调说，老人生活很有规律，起床、散步、吃饭，几十年来都像钟一样准时有规律。老人在南京整整生活了58年，附近的邻居都知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 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老伴苏凤云也已经82岁高龄，从1947年结婚到现在，他们在一起已经度过了整整60年。王寿延耳背，苏凤云老人就俯在他耳旁做“翻译”。在采访中，记者执意要将一张带有靠背的椅子让给苏凤云老人，但是老人拒绝了，她就坐在靠近王寿延的床沿上，随时为王寿延老人做“翻译”，并不时来一个“总结”，有说有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开始，而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则成了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将领，由此拉开了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壮一幕。 因年幼时活泼好动，常被父亲叫做“小兵”，佟麟阁的次子佟荣芳后将自己改名为“佟兵”。佟兵如今已是位80岁的老人，退休前是北京第二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去世那年，佟兵只有12岁。 将军之死 虽然倏乎间已过了70年，但那一幕却永远刻在我脑海里:血肉模糊的父亲被抬回来，左臂没了，身上有些地方已长了蛆，母亲一看立即晕厥过去。我站在父亲的遗体边……嫂子和姐姐给父亲擦洗干净，换上便装。我们把父亲抬进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材，母亲说，你们快再喊一声“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全家哭成一团。看着钉子落下钉在棺材上，就像个个钉在我心里一样…… 自1937年5月后，北平的局势越来越危险，4个重要通道中，通县、丰台和南口均被日军占据，卢沟桥是仅存的咽喉。“七七事变”发生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省亲，任副军长的父亲肩负起军事指挥之责。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下令驻守宛平城的部队“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飞机经常低空飞行，炮声隆隆，而身为29军副军长的父亲自此就一直待在军营里。平时父亲对待祖父母十分孝顺，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视双亲，但自此后，他却从未回过家，虽然他所驻守的南苑与北平城内的寓所近在咫尺。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我们都知道他前线将有战事，全家人都很紧张，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位军人。 7月26日，宋哲元下令，让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主持军部工作的父亲应该首先撤离。当时南苑处于日军包围中，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比之北平而言，留在南苑实在是太危险了。但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坚守南苑。他觉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必然导致留守人员军心不稳，南苑这个北平的南大门就如同拱手让给敌人一样。而南苑若失守，北平也就门户洞开。他指令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的人员奉令撤回到北平，而自己却留下来，决心与留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训练班的学生等一同誓死保卫南苑。 父亲手下有一位自16岁就跟随他的副官叫王守贤，战事吃紧时，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牺牲，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存折交给父亲，委托父亲在回城探亲时代其交给父母。不料父亲接过存折后，沉思片刻又退给他说:“你随军部撤回城内，还是你自己拿着吧！”他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给王，让王回了城。母亲彭静智后来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这包东西，打开一看是笃信基督教的父亲最为珍视的那个金十字架，顿时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是抱定殉国的决心了。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日军集结5个师团，10万以上兵力，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那时的南苑城已是一片火海，情势十分惨烈:炮弹落在马厩里，上百匹马被炸死。没有坚固的工事掩蔽，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29军用简陋的武器，抵挡日军数次猛攻。 11时，父亲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门，他带领手下边打边撤。我后来了解到，驻扎在南苑的部队，只有37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和1500名学生训练团成员，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不过3000人。 父亲带领的战斗力最弱的训练团学员，却遭遇了早已重兵设伏的日本军队。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40门重炮、30架战机的火力，集中准确地打在南苑军部东南角。寡不敌众的父亲在南苑某村遭到日军阻击，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村民家屋顶上，有幸存者后来回忆，当时遍地是被日军打死的战友，尸横遍野。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贴身警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午后13时许，父亲正在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他们疯狂扫射。父亲右腿不幸中弹。卫兵让他退后一步，以便包扎。但他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并忍痛跃然上马，继续指挥部队突围。敌机再次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正落于他的战马之下，父亲不幸头部中弹，年仅45岁以身殉国。 悲苦岁月 侥幸生还的高弘锡当天来到我们家，起初他只是告诉母亲，说佟将军受了重伤，住院了，然后把父亲随身带的一块怀表交给母亲，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会打点报时。母亲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是受伤的话，怎么把父亲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噩耗最终没有瞒住，坚强的母亲在悲痛过后，立即决定瞒着年迈多病的祖父母，赶紧托人找遗体。第二天，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村里接回父亲遗体。当时跟随父亲的训练团学员也几乎全部殉国，阵亡学员的尸体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东侧。 7月29日晚22时左右，我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从此开始了8年的流离生活。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哪里，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母亲再三考虑，决定先暂放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冒杀头之罪把父亲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老方丈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结束。父亲的灵位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是我祖母的姓。从那天起，我也把原来的名字佟荣芳改名为胡荣芳。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我们一家先是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我后来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见家门口不时有日本汽车和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公使霸占。 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迁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换学校，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几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否则我们也无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母亲为了一家人，想尽办法谋生。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她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买回配给的棒子面。和从乡下逃难的亲人一起搬进这个破旧的小院后，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的收入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1944年我考进辅仁大学，有一次被伪警察局抓去，说我参加了某种活动，母亲为了救我，将一只金手镯卖掉。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也是全家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学，离开北平。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 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为父亲保留8年灵柩的方丈的名字。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会默默对父亲说一些话。我经常想，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没有白流。(口述◎佟兵 记者◎李菁) 相关阅读：将军殉国最后时刻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时任国民党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将军率部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倚仗武器装备的优势，将29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中国军队处于各自孤军作战之境地。部队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29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佟麟阁奉命向大红门转移时，途中再遭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佟麟阁将军不幸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将军殉国后，毛泽东在延安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不久前，笔者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时村，采访了当年目睹佟麟阁将军牺牲的乔德林老人。这里记述的是乔德林、高洪锡和佟麟阁将军的儿子佟兵对将军殉国最后时刻的回忆。 已82岁的乔德林老人目睹了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场面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这是佟麟阁将军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表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慷慨誓言。这一誓言在1937年7月28日这一天成为将军殉国的明证。 那天凌晨，日本军队突然从东、南、西3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部队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佟麟阁率领200名训练员战士准备撤回北平。这些训练员战士基本上由当时的学生组成，武器装备较少，无作战经验。佟麟阁完全可以不管这些学生一个人先走，但佟将军认为他们有知识，是未来的栋梁，遂决定率领其中一部分突围回北平。 部队跨过凉水河时，发现通往永定门的大路被日军封锁，在向东寻找通往左安门道路的途中又与日军遭遇。佟麟阁只好率部向北进入时村，但就在如今北京市丰台区的时村，部队遭到了日机的扫射和日本陆军的阻击。 今年82岁的时村村民乔德林老人亲眼目睹了当时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场面。7月28日上午，时村以南的九龙山遭到日机的轰炸。九龙山有29军的工事。那里发生了激烈战斗。时村也发生了中日两军的战斗。日本兵占据了村庄，在房顶上布设火力点向南边青纱帐里的29军扫射，仅乔德林家房顶上就架着两挺日军机关枪。 而此时乔德林躲在自家院里挖的地洞中，他在洞里都能听到外边当当当的枪声。当时机枪子弹壳顺着房脊哗哗地落到他家院里，有的还掉进了地洞里。 枪打了有一两个小时。随后，伪保长带着日本兵在村里挨家搜寻29军官兵。日本兵走了以后，乔德林去查看了自家的庄稼和菜地。 时村东头偏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土道，周围都是庄稼地和坟地，庄稼地主要种棒子(玉米)，还有高粱和蔬菜。当时乔家地里的棒子齐刷刷都被机枪扫射打倒了。 由北向南延伸的时村土道在中段与由西斜向延伸过来的土道交会。两条土道的交会处自然形成了一块三角地。三角地界内是乔德林家的菜地——山药架。种山药要搭架，山药架有一人多高。乔德林发现山药架旁，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乔德林上前看了一眼。他一瞅就觉得死者是个当官的，而且脖子上戴着一条明晃晃的项链似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个卫兵藏在山药架里护卫着他。 这时村里有个姓黎的地痞，人称“麻头”。他胆子大，伸手从将军的衣服里把那个看似项链的东西拉了出来，结果是一块怀表。当时他要从尸体上摘下这块怀表，那个卫兵出来制止了他。正是这块怀表，确认了佟将军的身份。 高洪锡回忆说，佟麟阁将军被敌机扫射两次中弹 这名卫兵叫高洪锡，是佟将军的贴身警卫。据高洪锡回忆说：“为了减少撤退中的伤亡，佟麟阁将军决定在南苑通往北平的要道大红门附近掩护队伍。敌机还在不断地沿公路轰炸。我们撇开公路循小路分散行进。抵达大红门后，佟麟阁立即下令：不论哪个部队撤退的士兵，都要统一编组，凡是军官都出来指挥，组织起来，统一撤退，并在大红门东边的土山上设置了瞭望哨，观察各部队的行动。午后1时许，我们正准备起身去北平，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我们疯狂扫射。佟麟阁将军当时被射中腿部。我们劝他退下。他执意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后来他又被射中。这时我和王树勋赶忙上前扶住佟麟阁将军，只见他腹部鲜血直流，额头大汗淋漓，双眼紧闭，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打算扶他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然后再去北平，可是只走了十几步，他就停止了呼吸。” 高洪锡回忆中说佟麟阁将军是被敌机扫射中弹而死的。地点在设置瞭望哨的大红门东边的土山附近。大红门东边的土山即九龙山，九龙山附近的青纱帐即为南顶村、时村的庄稼地和菜地。佟将军牺牲的准确地点因见证人都已故去，现已很难确定。 高洪锡回忆说：“我们抬着佟麟阁将军的尸体设法送回北平，刚要行动，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将军的尸体暂时隐藏起来。稍后我只身一人钻进青纱帐，跑回北平报信。第二天红十字会出车把佟麟阁尸体运回北平家中。”对于将军遗体的隐藏地点，在高洪锡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但是乔德林老人的回忆却提供了准确地点，即时村土道三角地乔德林家菜地——山药架。 据佟麟阁次子佟兵回忆说，高洪锡到家中报信时带回的遗物中，有一块怀表。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怀表，是一块会打点报时的怀表。由这块怀表可以对证隐藏在乔家山药架里的遗体正是佟麟阁将军。 佟麟阁的儿子佟兵说：“柏林寺方丈出于对父亲抗日爱国的敬慕，冒着杀头的危险，坚守了9年寄柩的秘密。” 据佟兵回忆，当高洪锡拿着这块怀表见到我母亲时说父亲住院了。母亲问他怎么连怀表你都带回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好告诉母亲说父亲牺牲了。当时我们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时，感觉天已经变了。 “七七”事变开始后，父亲驻守南苑军部一直未回过家。他曾经托人将所佩项链捎回家交给母亲留念，以示誓死报国的决心。不想父亲果然身先士卒，慷慨赴死。 第二天，我们家联系到唯一可以自由出入城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时村接回父亲的遗体。乔德林老人说当时汽车停在南顶路过不来。村民用排子车将佟麟阁遗体抬上汽车运回城。那些在时村阵亡的29军的官兵由村民们集中掩埋在时村土道两侧。 据佟兵回忆说，父亲的遗体拉回来之后放在花园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父亲满身是血，血肉模糊。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把母亲搀走以后，嫂嫂、姐姐给父亲洗身上，整理好后换上便装，装点起来。这些情况在我们孩子心中，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晚上大约10点，佟兵跟着母亲趁着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家里，经过慎重考虑，把父亲的遗体藏在北京市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当时寺中方丈出于对父亲抗日爱国的敬慕，冒着杀头的危险，坚守了9年寄柩的秘密，直到抗战胜利后国葬于香山。 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北京香山脚下蓝涧沟的佟麟阁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69年过去了，对于佟兵来说，父亲当年的谆谆教导——“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以诚恳态度对人、负责态度任事”、“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让他至今不忘。他说：“父亲其实完全可以不牺牲。现在想起来，他有点求得一死、舍身成仁的意味。” 69年过去了。对于乔德林老人来说，当时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老人和时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传诵着佟麟阁将军和29军官兵为国捐躯的事迹。 (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