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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何宏钧忆及生死战友潸然泪下。 核心提示 何宏钧，原国民革命军41军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参加了台儿庄、长沙等著名抗日战役，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解放前夕，他在成都起义，现为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1936年，我18岁，在绵阳参加了川军29军。当时本准备读大学，但民族危难之际，我投笔从戎！”昨天，何宏钧时而幽咽、时而激愤地述说。 经历抗战烽火 19岁背离老母赴国难 “七七事变”爆发，何宏钧就读的干部训练班提前1年毕业，500名学员在8月1日被派往各个部队。“我家中当时只剩老母，又无兄弟姐妹，母亲不识字。国难当头，哪想那么多，身穿2尺5（当时对军装的称呼）就出征。”19岁的何宏钧成为41军124师744团4连的文书上士。 脚蹬烂草鞋，身着旧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装备如此低劣，川军伤亡惨重，却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到西安已是10月中旬，根本来不及休整，一个团一个团开赴前线。” 10月26日，何宏钧所在部队抵达山西火线。“敌人放过我们的搜索部队，结果，我们的主力掉进伏击圈。”何宏钧说，川军大多使用的老汉阳造枪支，常卡壳，极少量的迫击炮也常炸膛。 最为惨痛的是，当时北方已下雪，士兵全都草鞋单衣，双脚红肿，甚至没有野战医院，每连都有士兵活活冻死。“尽管如此，我们硬是用大刀与日寇展开殊死肉搏。娘子关一战，我军损失过半。” 台儿庄战役九死一生 1938年2月，41军奉命前往腾县。迫击炮排排长阵亡，何宏钧调任排长。台儿庄一役，41军进行滕县保卫战。川军名将王铭章部署战斗。 “从3月14日清晨至18日，我们死守腾县。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步、骑兵7000余人，配备数十门大炮及坦克，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滕县展开全线进攻。” “当时我步兵团只有4门迫击炮，无一门野炮或山炮，更无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日军一般以六七十门山炮一齐地毯式轰炸。我们只好每打两炮，立即转移炮位。” “营长负伤，副营长上了前线，我火线升任2营营部副官。但至15日夜，我们仅余2000余官兵。王铭章下令将东、南、北门用沙袋封闭，仅余西门，并把城外部队调回城内准备巷战。” “17日晨，日军向我们阵地猛轰，敌机20余架疯狂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火光冲天。下午，日军用榴弹重炮轰开南门、东门。我和少数伤员已撤离至西关车站准备继续战斗外，其他官兵几乎与城共亡。” 3月17日夜，日军攻入城中，守军一街一巷抵抗。师长王铭章见援军无望，决定到西关车站组织残部防守，在西门城楼遭日军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指挥警卫连向日军进攻，一个排全部阵亡。王不幸腹部中弹，他疾呼：“死守滕县！”又一阵密集枪弹扫来，王铭章又一次负伤，随后饮弹殉国。 消息传来，城内受重伤的300名士兵引爆手榴弹殉城。 何宏钧潸然泪下：“滕县保卫战共4天半，我们41军守城，伤亡5000余人，日军死伤达2000余人。” 新闻背景 26万川军硬汉阵亡抗日前线 八年抗战，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余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可供壮丁500万，可供粮食若干万石！” 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23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但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带病出征，在前线吐血病发，纸书“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38年1月，刘湘去世，终年48岁。死前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刘湘这一遗嘱。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载：抗战8年，四川提供近300万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强！川军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武汉会战中屡立功勋。 何应钦统计，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即阵亡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64万余人！

　　子弹打光了和鬼子肉搏，4连82人全战死 　　枪声打响的时候，贺继光正在吃饭，整个部队都在吃饭，“我们在树上放了一个哨兵，观察敌人的情况，只听见‘唧’一声响，哨兵被敌人打下来了”。 　　这是1943年3月18日，正是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最疯狂的时候。贺继光是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3营3连连长，第3师正在苏北(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着游击战争，这一天，19团和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都在淮阴北面六塘河一带驻守，3营的驻地叫刘老庄，距离六塘河一小时路程。 　　“我们营长看形势不对，就对我说‘我们不要叫日本鬼子都吃掉了，你看从哪里突围便利就往哪里走，能走一个是一个’，战士们盛起饭，边走边吃边战斗，4连留下掩护”。 　　“刘老庄战斗是我们在苏北拼得最惨烈的一次，4连82个人全部战死了”，谈起60多年前的这场战斗，贺继光依然为之动容，眼眶中闪动着泪光，“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意义很大，成功地拖住了1000多敌人，淮海军分区、地委行署机关都转移了，部队没有受大的损失。。” 　　刘老庄战斗影响很大，第3师师长黄克诚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特意提到这场战斗，“第7旅19团4连82名指战员激战竟日，反复肉搏，毙敌170多人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杀身报国的悲壮事迹，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而后来4连重新组编，被命名为“刘老庄连”。 　　刘老庄82烈士 　　日军千余人，而4连在炊事班随大部队撤退后，只剩82人 　　贺继光不清楚刘老庄战斗的具体细节，而19团团长胡炳云根据一个身负重伤两天后死去的战士断断续续的口述和4连指导员李云鹏战斗中写的报告，写了一篇《刘老庄82烈士》。 　　根据胡的文章，3月17日，19团接到陈毅的命令，迅速集结分散的部队，前往泗洪县的山子头，一来围歼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队，二来跳出正在苏北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军的包围圈。可是这个命令还没能执行时，18日日军突然出现在刘老庄附近，于是4连和日军便在庄外的“抗日沟”短兵相接了。此时，日军一千余人，而4连在炊事班随大部队撤退后，只剩82人。 　　上午9时左右，日军发起第一次冲锋，前进30米便被4连击退。随后，日军投入10多挺机枪，集中大炮小炮，猛烈的火力向4连阵地铺射，在火力掩护下，日本士兵向4连阵地爬来，距离阵地百米左右时，4连枪榴弹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同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进攻的日军大乱，并在4连战壕前有一场肉搏战。日军第二次冲锋失败，但4连的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此时，李云鹏看到阵地前沿几十米内有很多日军尸体，都带有枪和子弹，如果能弄到手，就不必为弹药发愁了。他和连长白思才商量后，召集突击小组去取弹药。一排排长尉庆忠任小组长，他幽默地说，“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我的老本行！”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突击小组取回了阵地前沿日军尸体上的弹药，可是尉庆忠阵亡了。 此后日军又有多次进攻，都被打退了，日军改变战术，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4连阵地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烟尘滚滚。 　　炮击中，白思才被弹片炸伤，左手失去活动能力，并立即昏迷。苏醒后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壕沟内，鼓舞士气、安慰伤员、指挥战斗，一位战士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白用仅剩的右手扯开被单，将伤员的腿裹上。 　　李云鹏也已负伤，他找到白思才，把自己在炮火中写的报告给白看，白在上面签了字。报告中叙述了战斗情况，并要求批准他们在火线上接纳的新党员。 　　天空中已经有了晚霞，白、李清点部队，4连的战士剩下不到一半了，没有负伤的，眼睛也都被炮火的硝烟熏得红肿，有的人鼻子也被呛得流血，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喉咙干得冒火，说话声都微弱得难以听清，只能依靠打手势助听。而抢回的弹药，也快用光了。白思才下命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轻重机枪使用，步枪全部拆散，拆下的完整零件埋入地下，机密文件和报刊全部销毁，装上刺刀，严阵以待，准备肉搏战。 　　日军围上来了，一点一点接近4连阵地。机枪一阵扫射，日军倒下一部分。不久，4连子弹用光了，日军重新冲上来，最后4连战士全部牺牲。 　　埋葬已经模糊的战友 　　很多战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后收葬的有84个尸体，有两个实在和日本人分不开了 　　战斗过后，贺继光的连队又回到了刘老庄，收敛埋葬战士遗体，“看到战场上战士们因为肉搏战已经模糊的遗体，我流泪了”，贺继光说，“以后我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落泪，连长白思才是我的老排长，指导员李云鹏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很怀念他们”。 　　昨天还在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老朋友，今天就躺在面前，躺在模模糊糊的人群中，阵地上，硝烟还没散尽，夜幕早已降临，借着星光，贺继光想尽办法把他们找出来，最后再看他们一眼，“其他战士我就不清楚了，很多是‘周家三虎’带人收葬的，他们是当地人，三兄弟都加入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的战斗，其中周文科是淮阴县张集区区长，周文忠是联防大队长”。 　　转移过程中，一颗炮弹从贺继光头上飞过，在附近爆炸，“我拾起弹片，还很烫手，很锋利，被击中的话一定完了。由此也可以想见4连战斗场面的激烈”，贺继光说，战场上四处散着被砸坏的枪，“4连的武器还不错，轻重机枪都有，战斗进行到最后，战士们砸了枪，拿起刺刀和敌人拼命的，所以很多战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后我们收葬的有84个尸体，有两个实在和日本人分不开了，就一起下葬”。 　　“日本人和伪军的尸体，我们一般不管，甩到一边。有时候也会利用一下，收起来放在敌军据点的附近，把据点里的敌军臭跑了，称为‘臭狗阵’。”贺继光说。 　　初进苏北，站稳脚跟 　　“敌伪匪顽，都是我们的敌人。”当时在苏北，新四军、韩德勤部、日伪军三方形成三角对抗格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陈毅率部进驻盐城，刘少奇也率中原局机关进驻盐城，在这里组建了新的新四军军部。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也编为新四军第3师，贺继光也跟着由八路军转变成为新四军，这时，他还没当连长，而是在3营11连当指导员。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要取消新四军，所以我们就加强新四军，把八路军的一部分编入新四军，我编入三师七旅十九团。我们面对的形势很艰难，”贺继光感叹，“敌人实力强，我们弱啊，叶军长都被他们俘虏去了”。“敌伪匪顽，都是我们的敌人啊”，他向记者解释，“敌，就是日本鬼子；伪，就是伪军；匪，就是土匪；顽，就是国民党顽固派”。 　　土匪实力较弱，实际上当时在苏北对抗的是新四军、韩德勤部、日伪军三方，《黄克诚自述》中说：“苏北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韩德勤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被称为‘摩擦专家’”。 　　时隔60多年，贺继光饶有兴致地唱起了那时的歌，“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打我们新四军”，贺老说，“跟韩德勤打的时候比跟日本人打的还要多”。 　　新四军刚到苏北时，还未站稳脚跟，势单力孤，而他们所用的办法也在歌曲中体现出来。贺继光来了兴致，唱了一首又一首。“新四军哪好比水中鱼啊，游来游去”；“新四军来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要拥护我们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军民团结是一家，试看天下谁能敌。” 　　老人的脚在苏北受过伤，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他也唱不出大声，听起来更像是在背诵，依稀还能辨出还有一些节奏和韵调。贺继光说：“这些歌是文工团编的，教给我们唱，唱着歌就不觉得闷了，人也精神了，士气也鼓舞了”。 “晚上就在棺材里睡觉，海水来了也不怕”“我们修的大堤挡住了海啸。老百姓还有当地的乡绅都开始接受我们” 　　新四军在苏北 　　做的第一件得民心的事是修拦海大堤。“我们刚去苏北的时候，盐阜区海啸成灾，满目疮痍，耕地被冲了，老百姓也不得不背井离乡，据说国民党也曾拨款修过一些海堤，但很不牢固，一冲即垮，于是黄师长决定重修大堤”，贺继光也参加了修堤工程，“当时我们就住在一个棺材铺里，晚上就在棺材里睡觉，海水来了也不怕”。 　　“修堤是很费劲的，海水很厉害，刮起风来浪高得很，很多时候海水上岸我们部队就要先转移，但也有的部队没来得及，我们团就有一个连都被水冲走了，大部分人再也没能回来。”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参与，军民齐心，终于在1941年7月修好了90多里的大堤”。贺继光说，“大堤竣工的第二天，海啸就来了，像是检验工作一样，而且比以往的海啸都大，可是我们修的大堤经受住了考验，挡住了海啸。这件事在当地反响非常好，老百姓还有当地的乡绅都开始接受我们，还用主持修堤的宋乃德县长的名字把海堤称为‘宋公堤’”。 　　由于实力较弱，“我们会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日本人来了，战斗力比较强，我们会转移，而碰到伪军就会主动出击，收缴他们的武器”，贺继光说。取得民心的过程中，新四军积极地发展地方武装，一点点壮大，贺继光的连队就是民兵编成的，“我们先在地方组织民兵，然后进行训练，训练好了就编为正规部队，3连1942年编成，我从训练班出来，就去做了连长”。 　　想尽一切办法找粮食 　　“不打仗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种菜，也种小麦，日本人会来抢我们的粮食，我们也会去抢他们的粮食” 　　1942年，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可是最艰苦的时刻来了。日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本人凶残阿，杀光、烧光、抢光，实施‘三光’政策，并在经济上严密封锁，不准任何物资运进根据地”。 　　“结果我们就艰苦了，困难的时候，豆饼(豆腐渣做的饼)、野菜、树皮、菜根都会当饭吃。”回忆起过去的艰辛，贺继光还是很感慨。 　　“那个时候一个月发一块钱，多一点的时候连长3块，排长2块，士兵1块。也有发不出来的时候。”贺继光说，“有的小战士不理解，会发发牢骚，于是就进行思想教育，但是不会打，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干部打骂士兵。大部分人都没意见，大家知道部队条件艰苦。” 　　发了钱，战士们会买点零食，抽烟的买点烟，喝酒的买点酒，“那时每个村都会有小铺小店，零食就是糕点、小果子糖啊这一类，几毛钱买一包烟，没什么牌子的，老百姓自己做的土卷烟，酒也是老百姓自己酿的。”贺继光更多的时候是把豆腐渣买来，炒一炒，放点盐，当饭菜吃，“也会买点酒喝，打了胜仗很高兴，就会喝点酒，大家一起喝，谁有钱谁就去打酒，我不太会喝酒，喝一点点脸就通红。” 　　因为跟老百姓建立相互的信任，“有的老百姓会给我们送吃的，送菜，猪啊鸡啊也会放在独轮车上送来，在山区啊，独轮车是比较灵活的。可是老百姓自己也艰苦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己的粮食分给老百姓。”贺继光说，靠老百姓送粮是不够的，所以会想尽一切办法找粮食。 　　“不打仗的时候，我们除了训练、政治学习，就是生产运动，自己种菜，瓜啊、豆啊，也种小麦，日本人会来抢我们的粮食，所以经常提前收割。”贺继光说。 　　“穿的也自力更生，用槐树花和布放到一起，染成黄色，自己做衣服。我们戴的帽子是单层的，穿的军装也没有衣领和衣兜盖，我们的衣服本来就是土布做的，没有衣领和衣兜盖，就更像‘土八路’了。”说着，贺继光自己也笑了起来，“但是穿的鞋子自己做不了，都是老百姓送的。” 　　“敌人会来抢粮，我们也会去抢他们的粮食，一次我们去攻打日本粮仓，日本鬼子200多人被我们消灭了，我们把裤子脱下来，当口袋把粮食背回去，也分一些给老百姓。生活就改善了一点。” 　　还有一种送法，“抓住敌人一个头头，就叫他们给我们送多少布，多少粮食、营养，多少医药，送多少子弹，多少钱。有的是国民党顽固派，有的是伪军，也有地主。”贺继光说，“不给钱就不放他，那个时候吴法宪是3师政治部主任，有一次我看到他掏出手枪问一个小头头，‘拿钱不拿钱’，那人说没钱，‘砰’，一枪就打死了。” 　　日本人也有被抓的，可是他们就没送过东西，“他们很顽强啊，被抓起来的，还要拿刺刀跟你拼，也有自杀的，他有‘武士道’精神啊。”收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会给师部送一些，那时候不是上面给下面发放，而是下面给上面送。” 　　再也没去过苏北 　　86岁的他依然清晰记得1940年9月的情形。唱着军歌，21岁的贺继光跟着部队到了苏北 　　现在贺继光86岁了，在苏北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一个个走了。 有时候贺继光也会想想过去的战斗，以前的战友，他的女儿说：“他想也自己想，不跟人家讲，因为人家也都不在了”。 　　他再也没去过苏北，可是他依然清晰记得1940年9月的情形。 　　“秋叶红红在山头，高高照我们向前进，我们不忘南昌井冈山。” 　　唱着军歌，21岁的贺继光跟着部队到了苏北。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吉陆 　　新四军在苏北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建军时共10329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1940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陈毅率新四军主力北上，八路军黄克诚率部南下，准备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陈毅在盐城和黄克诚会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 　　开辟巩固苏北根据地的是第3师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师长兼军区司令。苏北根据地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分别建立军分区和行政公署。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改编初期两万余人。 　　此时的苏北大致上是第3师、黄桥决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属王光夏部队、日伪军三角格局，三方相互间都会有战斗、摩擦，东北军霍守义部队也南下到达苏北。而对新四军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日伪军的“扫荡”和韩德勤部队的摩擦。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是苏北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第17师团一个旅团和伪军第36师对苏北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大扫荡。1943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调集日军第17师团、35师团、15师团之独立12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八九千人，以海、空军配合，对苏北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弧形大包围圈，以舰艇封锁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反复搜索。 　　面对日军扫荡，新四军3师依靠游击战大部转移。其间的惨烈以3月18日的刘老庄战斗为最，3师7旅19团4连82名战士全部阵亡。 　　4月中旬，“扫荡”基本结束，新四军进行局部反攻，收复失地，攻克日伪军据点30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归降。 　　1944年，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中国战区正面战场进攻，从苏北抽走部分兵力，3师开始局部反攻。日伪军被压缩到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3师发展到7万余人。 　　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3师进入战略反攻。分别于9月6日和22日攻下淮阴、淮安，加上此前已攻克的沭阳、宿迁、泗阳等县城，苏北主要区域都已成为新四军的根据地。 　　攻克淮安的第二天，黄克诚便接到命令开赴东北，并于9月28日率领3师主力出发，1946年整编入东北野战军第39、43、44军，新四军其他部队也于1947年2月完成了整编，新四军番号至此撤销。 　　(根据《黄克诚自述》，《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 　　老兵档案 贺继光 　　1919年 出生于山西黎城，祖籍河北新台任县，在任县上完小学，做过“旧警察” 　　1937年9月 在黎城加入红军新兵连。后编入八路军第五纵队 　　1940年到苏北，参加黄桥战役，后随黄克诚编为新四军3师7旅19团3营。抗战胜利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 　　1952年到南京孝陵卫中高级部校学习，后到炮兵361团做政委，一年后转业到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做副部长，半年后到工农高中做书记、校长，一年后到外语学校做书记、校长。文革中受迫害 　　文革后 到一家医药公司做党委书记 　　1980年代初 退休。现居南京，与小女儿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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