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GCD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GCD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
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
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
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
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
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
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
，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
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
》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
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
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
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
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
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
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
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
，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
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１９３７
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