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1](蜀书·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2](Ｐ126)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1](《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1](蜀书·诸葛亮传)然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手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比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1](蜀书·诸葛亮传)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1](魏书·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了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二条:其一,人主必须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是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的人才济济,①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霸府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1](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谨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道:“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1](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思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蜀书·诸葛亮传)
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1](《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2](Ｐ121)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笔者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柄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难道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非是孙权姓“孙”,不姓“刘”。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3](Ｐ142)的刘备?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的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结合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文章,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2](Ｐ124)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②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1](蜀书·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二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按汉制,将军、州牧皆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3](Ｐ142)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以身相许于刘备。
二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1](蜀书·诸葛亮传)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1](蜀书·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比之于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1](蜀书·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这三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1](蜀书·诸葛亮传)而已。在兴复汉室的战争生涯中,刘备对关羽的信任程度要远远超过诸葛亮。对于关羽,“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4](Ｐ300)但于亮则非然,“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尽兄弟之私,临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骄羽”。[4](Ｐ300-301)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也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5](Ｐ158-159)田先生的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1](蜀书·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1](蜀书·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1](蜀书·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1](蜀书·诸葛亮传)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4](Ｐ299)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1](蜀书·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十分敬佩尊重,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十分清楚,然顾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诸葛亮因“关羽乃世之虎臣,……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6](第3卷Ｐ263)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抑或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6](第3卷Ｐ611)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然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十二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文中,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7](Ｐ236-239)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3](Ｐ142)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了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所以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
关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1](蜀书·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彝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1](蜀书·法正传)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1](蜀书·法正传)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1](蜀书·杨洪传)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1](蜀书·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使刘备能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1](蜀书·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淡”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1](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