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装备的冲锋枪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装备的冲锋枪数量之多，性能之先进，超出当代人的想象，不但是当年日本军队无法比拟的，就某些特定部队来说，就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还有，中国军队装备的冲锋枪型号之繁杂，更是令人目瞪口呆——当年，中国军队装备的冲锋枪型号有（不一定能全包括，请高人指教）：
德国MP-18I伯格曼冲锋枪；
中国各路军阀仿制、改型的德国MP-18I“伯格曼”冲锋枪；
德国M1934式“伯格曼”冲锋枪；
美国M1928式、M1928A1式、M1式和M1A1式“汤姆逊”冲锋枪；
中国各路军阀仿制、改型的美国M1921式、M1928式“汤姆逊”冲锋枪；
美国M3式和M3A1式“盖德”冲锋枪（大部分应该是二战结束后得到，战后中国还仿制过M3A1式冲锋枪）；
中国军阀仿制的“埃尔玛”冲锋枪（具体型号不明，可能是德国mp28，mp34，请高人指点)；
美国制造的M50式和M55式“莱辛”冲锋枪；
美国制造的“纽海文”冲锋枪；
英国制造的“兰彻斯特”冲锋枪；
英国制造的MKⅠ式、MKⅡ式、MKⅢ式和MKⅤ式“司登”冲锋枪；
加拿大造MKⅡ式“司登”冲锋枪；
澳大利亚造“澳司登”冲锋枪；
澳大利亚造“欧文”冲锋枪（外形独特，弹匣在正上方）；
德国MP38式和MP40式冲锋枪（这一点有疑问，德国在中日开战之后已经不会再提供这些较新的武器，但是共军确实从国军那里缴获过这些武器，这可能是欧战结束后得到的，请高人指点。）；
苏联波波莎/波波斯冲锋枪（装备过撤退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
这些冲锋枪的口径有7.62MM、7.63mm、7.65mm、9mm、11mm、11.25mm和11.43mm。
从以上这些繁杂的枪械和口径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到了什么地步。
由于型号太多，不能一一介绍，下面就介绍一下抗战时期最著名的几种冲锋枪：
一、抗战初期
1、“山西造”——中国山西军阀仿制、改型的美国M1928式“汤姆逊”冲锋枪
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员抗日锄奸使用的“山西造”冲锋枪来头不小：
要说生产汤姆森最多，对冲锋枪贡献最大的，在二三十年代，就是在全世界的角度讲，也非晋绥军阎锡山莫属了！转自81.china.com
早在1927年1月，阎锡山便建成专门的冲锋枪厂批量生产仿汤姆森冲锋枪。从1926年到1930年，是山西兵工最发达的几年，冲锋枪的月产量曾高达900支之多。如果以这样的速度生产下去，每年便可生产冲锋枪逾万支，以每班2支，每团200支计算，每年可装备50个团，只需要两年时间便可将晋绥军完全装备。当然，900支的月产量可能不一定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中原大战阎军战败后，冲锋枪厂名义上撤销，改为机械厂生产民生器具，大规模的兵工生产基本停止。但一直到抗战初太原沦陷时止，这个用于民生的机械厂每月生产的冲锋枪也始终保持在200支以上。而从中原大战结束到全面抗战开始这几年，除绥远抗日和堵截红军东渡等小的局部战事外，晋绥军并没有大战，所以，满足其军队消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晋造仿汤姆森冲锋枪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一个也同样是为了满足步兵火力的需要而加长了枪管，使之长达395毫米，差不多是一般冲锋枪枪管长的二倍了；再一个就是开发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11，25毫米口径的子弹。该弹只有山西一家生产，再无分号。使用此种子弹的也只有晋造仿汤姆森冲锋枪和一七式仿毛瑟手枪两种兵器而已。说到这，不由让人想起山西的窄轨铁道。这些举措，一方面，体现了阎锡山的闭锁，一方面，也体现了山西工业的自给自足和自信。
阎锡山将冲锋枪在全军普及到每个连每个班，另建有独立的冲锋枪分队。在突击步枪还远远没有问世的二十年代，这种加长了枪管的汤姆森使晋绥军一线步兵火力得到优化，无疑代表了先进的战术思想。
而如此成建制大规模列装，比生产装备冲锋枪号称先进的西方军队早了将近二十年！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抗战大规模暴发，晋绥军中的冲锋枪装备比例一直居于全世界首位！
在晋军的许多战役中，晋造冲锋枪都有大量使用的纪录，如涿州之战、中原大战、绥远抗战、忻口抗战等，从当年参战的晋绥军老兵回忆看，因为有冲锋枪和手掷弹的大量装备，曾给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在近战中占足了便宜。但同时也给敌军缴获了不少。从中原大战津浦路作战的蒋军一方的战报看，在阎军败北蒋军追击战斗结束段，蒋军序列的马鸿逵部曾一役缴获冲锋枪200余支，蒋光鼐部一役则缴获400余支，金汉鼎部缴获更多达600余支，而他们的对手，都不过一两个师之众，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当年晋绥军装备冲锋枪之多。
除了普遍列装自己的军队，在保证一定数量库存的同时，阎老西还经常地将此枪作为礼物送人。如中原大战前夕，为拉拢石友三，阎送晋造冲锋枪500支，为拉拢韩复榘，再送500支，为拉拢刘珍年，又送500支。阎为囚虎养虎软禁冯玉祥又礼送其离晋反蒋时，除送相当多量的面粉、大洋外，也还送冯冲锋枪2000支。邓宝珊路过山西去陕北上任，阎赠邓的礼物中也有200支冲锋枪。
如此看来，阎锡山似乎也并不象传说中的那么吝啬。不过再一想，这阎老西也够缺德的。以枪作为礼物送人，当然会随枪赠送一二个基数的子弹，可这子弹打完了怎么办呢？要是别的什么枪，这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可阎老西的枪却又不同了。因他这冲锋枪只能用他自己生产的11，25口径子弹，别的子弹概不通用。那也就意味着，你收了我的枪，要么跟我合作，那么我就可以继续出售甚至白送子弹给你。你要不跟我合作，对不起，那送你的子弹打完后，冲锋枪也就只能当做废铁处理好了。你想呀，谁也不会为了区区几百支枪再设一个兵工厂专门去给它供应子弹吧。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原大战前后，许多部队缴获和受赠了那么多晋造冲锋枪，却鲜有广泛使用纪录的原因所在。
在抗日战争中，“山西造”冲锋枪先后参加了忻口抗战、绥远抗战，尤以忻口抗战参展规模为大，阎锡山全军几乎全部参战，冲锋枪在山地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太行山上》对这一点有所表现，可惜，现在找到“山西造”太难了，八一厂找了一些“司登”式参与拍摄，令军迷多有诟病。其实，在近景中使用一些模型也未尝不可，希望中国电影人今后能有所改进。忻口会战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于日军，步兵武器也领先于日军，但是在日军优势炮火和飞机压制下，难以发挥，只能打成消耗战，日军也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步兵火力网。后来，由于从北部正面攻击受挫，日军遂从东面的石家庄出兵，攻克太行山要隘娘子关，威胁中国军队侧后，忻口守军只能撤退，山西正面抗战遂告失败。此后，中国失去了在山西生产改型汤姆逊冲锋枪和特制11.25毫米弹药的工厂，“山西造”冲锋枪陷入有枪无弹的境地，基本在正规军中失去了作用。但是，在游击队中，仍然有他的身影。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装备的其他型号“汤姆逊”冲锋枪：
用传统的眼光看，由于冲锋枪的有效射程短，枪管寿命低，射击精度差，消耗子弹多等与生俱来的缺点，在其诞生的前二十年，一直处于军事上领先地位又是冲锋枪诞生地的西方却少有将其列装作为制式武器的。到是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国内长期的内战，需要大量廉价的轻武器，于是在西方备受鄙视和冷落的冲锋枪登陆中国，并很快被大量仿制和装备。
据现有资料，最早由外国购入冲锋枪的是孙中山。1922年，孙从美国购入刚刚问世不久的汤姆森M1921式冲锋枪30支，全部配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冲锋枪在中国最早的战例。有一部文献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
1923年，广东兵工厂仿制汤姆森冲锋枪并取得成功，之后，巩县、大沽等厂亦有仿制，但出品都不多。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该枪的生产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了。
1930年，四川开始仿制，并有大量出品，至1938年归入国府统一生产时止，共计出品4700余支，可谓多矣。川造仿汤姆森冲锋枪与原型枪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枪管加长为365毫米，比原枪长出近100毫米，为的是满足步兵火力的需要。一是改口径为7。63毫米，为的是与当时最为流行的毛瑟手枪子弹通用。这些出品，全部用于装备刘湘川军嫡系部队参加内战，后来，川军出川抗战，也使用了此枪。
红军长征入川的“土城之役”，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据曾参加土城之役的刘部老兵回忆，刘部主力郭勋祺旅每个步兵连的编制十分的特殊，全连3个排9个班，其中的一四七班为步枪班，装备79口径仿汉式步枪，二五八班为冲锋枪班，装备仿汤姆森冲锋枪，三六九班为小炮班，装备47毫米小迫击炮。这样的火力配备至今为止还不多见，但它无疑是超级先进的！
红军在此役中吃亏，怕与郭勋祺部队强大的近战火力配系也不无关系吧。
总之，抗战前期，汤姆森冲锋枪主要使用在川军与晋绥军中，前面说到的土城战役和川军出川抗战初期，都曾有过川造汤姆森的使用纪录，可见川军装备并非像传说中那样差，其与日军作战惨烈，与此也有关系。晋绥军使用晋造汤姆森则遍及其参加的所有战役之中，日军八年不能将其消灭，可见装备也不差。
2、“花机关枪”——德制/中国仿制 MP-18I伯格曼冲锋枪
冲锋枪在20、30年代被叫作机关手枪、手机关枪、手提机枪等。
对于“伯格曼”冲锋枪，又多俗称作“花机关枪”，因为其枪管外装有多孔（花）气冷散热套筒。
在川军中还被戏称为“虼蚤笼笼”，在粤军中则戏称其为”猪笼机”。
在20、30年代，由于汤姆森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昂贵的造价，除了四川和山西，其他各路军阀都没有大量购买和生产此枪，而是大量购买和生产与此枪差不多同时诞生也同时传入中国的德国造伯格曼冲锋枪。
柏格曼的部件主要也是机??量地减少了旋、削、磨等工序，对机床的精密性要求降到了最低，使生产成本和工艺都得以降低，可以很方便地仿制。
国内最早生产伯格曼冲锋枪的应该是上海兵工厂，估计是在1923年左右开始生产的，之后沈阳、大沽、巩县、汉阳等厂亦先后生产。再后来，几乎所有的军阀控制的兵工厂和修械所都一窝蜂似的生产此枪，出品甚多。最初仿制品中，是以7，65毫米口径为主。后来，除金陵厂出品的伯格曼仍采用7，65毫米口径外，其他仿制品的口径则都改成了7，63毫米，以求与毛瑟手枪子弹通用。这之中，巩、沈二厂仿造的伯格曼设有快慢机可以选择发射方式，其他则只能连发。另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由天津大沽造船所仿造的伯格曼，是将原型枪中置于枪身左侧的弹夹改置于枪身正下方，文革前老电影《突破乌江》中那名红军突击队员使用的伯格曼就是这种形制，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变型枪。
在一些描写英制司登冲锋枪和苏制波波什冲锋枪的生产情况时，经常说到它们对生产工艺的要求之低，以至于可以在地下抵抗组织的私人作坊里和集体农庄的农机修理厂里进行生产。这样的文字，看的出描写者对此感到十分的惊讶，其实，他们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伯格曼在中国的生产情况，就不会再对司登等枪的生产感觉吃惊了。四川有个小军阀罗泽洲，拥兵不过一师之众，在各路川军中不过是老幺而已，但就这么一个袖珍级别的小军阀，他就曾设厂专门制造伯格曼并大量出品。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既穷困，为时又极短暂，照想象，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兵工厂的，但他居然也设厂生产出了伯格曼。红军游击区的情况绝对不会比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强，可它也有生产伯格曼的纪录。闽南有个豪强土匪高为国，不过是个地头蛇而已，谁能想到他也生产出了伯格曼呢。当然，用不同的生产设备与不同的材料生产出来的枪，其质量寿命就不好等量齐观了，但对于当时全国军队整个的装备情况来说，只要能坚持打上几仗，每次射击时能把密集的弹雨泼出去，也就算是可以了。说到这不由又让人联想起青海化隆一些农民在自家地窖里生产冲锋枪和手枪的情况，这些小军阀们的生产设备与成品，总不会比化隆农民地窖兵工厂的还差吧。
为什么各路军队都愿意投产伯格曼呢，特别是那些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军队，却为何也要生产此枪呢？个人的猜想，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步枪、机枪来说，如果没有优质上等的好钢材和精密的生产工艺，枪械的寿命、射击精度、射程等就不好保证，而精度和射程保证不了，对于步枪和机枪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抗战时川军使用的省造步枪就因此引起多方垢病，以至形成笑谈。但对于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冲锋枪身上，就不那么苛刻，再加上前线急需，于是冲锋枪便得以在设备简、材质差、加工粗的情况下大量生产了。说穿了，是无奈之举，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粗制滥造，用在任何地方都是个贬义词，但对于战争状态下冲锋枪的生产来说，却又不无褒义。
汤姆森主要使用在川军与晋绥军中，前面说到的土城战役和川军出川抗战初期，都曾有过川造汤姆森的使用纪录，晋绥军使用晋造汤姆森则遍及其参加的所有战役之中。
伯格曼装备使用的面比汤姆森要广多了。个人所能查到的最早的使用伯格曼的战例是1924年直奉第二次战争时的的玉麟山攻防作战中。是时，进攻一方的奉军组织敢死队向直军阵地猛扑，敢死队每人一支伯格曼边冲锋边扫射，而当时的直军官兵还不知道此枪为何物，故其所遭受到的，除了那密集的弹雨，也还有心理上极度的恐惧。获胜后的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在向后方告捷时，对此枪的效能大加赞赏，“惟迫击炮与手提机枪，为山战利器.......请速拨前方,
利器既充,克敌自易”。
战后，奉军对此枪的生产有增无减，后来奉军高级将领的卫队，便都以此枪为基本配备。郭松龄在倒戈兵败逃跑时，其卫队用伯格曼进行抵抗，但正是该枪那独特的枪声暴露了郭的行踪，至其被俘获。张宗昌的卫队旅中，主要装备也就是毛瑟与伯格曼。每遇战斗最紧要关头，这个被称作“大个子旅”的卫队旅，便和“老毛子队”一样成为张手中的一张王牌。冯玉祥、张宗昌豫东大战时，属于冯军的姜明玉倒戈投张，并俘郑金声以献，美的张宗昌一次便拨来手提机枪200支及其它粮弹给以奖励，说明在张宗昌军中，伯格曼不仅时髦而且为数较多。
辽宁兵工厂制造的“柏克门”冲锋枪工艺精良，还装有调节装置，除了自动发射外，也能半自动发射。
可悲的是，奉军使用伯格曼冲锋枪打内战颇为凶狠，同胞之间自相残杀令人悲愤，但是9.18事变爆发时，奉军引颈待戮，伯格曼冲锋枪一弹未发，大部分便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奉军当时是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远远领先于老蒋的中央军，奉军有中国最早的坦克部队，海军、空军更是领先全国，炮兵、步兵装备也比较现代化、制式化，且大多能自己生产，可惜，这些国宝级的装备大部奉送给了“日本朋友”）。
直军装备伯格曼稍晚于奉军，但也很快普及。由其把持的汉阳，巩县等兵工厂都很快投产此枪装备全军。吴佩孚一直到兵败流亡四川成为孤家寡人，身边都始终跟随着大队装备着伯格曼的卫兵。冯玉祥东出潼关后，控制了巩县和开封两个兵工厂，穷急了的西北军利用二厂不遗余力地生产武器，其中就有伯格曼的大量出品。冯之手枪旅除了毛瑟手枪和大刀为必备外，柏格曼手提机枪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该旅也和张部“大个子旅”一样，是冯军的救火队，一直用于最危急的关头。前面提到的川军罗泽洲师，由于自己能量产此枪，全师部队中除每班一支外，罗本人还直接掌握了一个手提机枪团，旅团长们也都掌握有数量不等的手提机枪分队，可见其配备比例之大。
二十年代末,死于自己部下兵变的直军小军阀刘春荣,死于内哄的热河著名骑匪荣三点,也都是被伯格曼射杀而死的。
南方革命军中也逐渐装备伯格曼。黄埔学生军东征之棉湖一役，当战况岌岌可危，蒋介石濒临绝望之时，何应钦挺身而出，亲率卫士排向敌逆袭，该排人手一支手提式同时开火，给敌以密集扫射，终使战局转危为安，成为历史上一件值的一书的事件，这一天也成为蒋何共患难的纪念日。
北伐之龙潭战役前夕，李宗仁乘船由九江下南京时，曾与孙传芳部队遭遇，李随身所带的驳壳手枪排和同行的陈调元的卫士连进行反击，陈的这个连就是伯格曼手提机枪连。孙部尽管人多又善战，也被驳壳枪与手提机枪扫的纷纷落水。
十年内战时期，卫立煌在鄂豫皖曾经陷入红军包围，面对一边高呼“活捉卫立煌”一边蜂拥扑来的红军，卫之特务连用二十响与手提式猛烈扫射，才终将红军压制，使卫得以脱险，不然卫立煌怕是真的要成为红军的俘虏了。同样的历险，在西北剿匪的刘桂五和四川六路围攻时的范绍增等也曾遭遇过。
红军之父朱德，也是伯格曼的青睐者。井冈山时期，朱有一个警卫班，即全部装备伯格曼，每遇战斗危急关头，朱往往亲自指挥警卫班用伯格曼狙击追敌，甚至亲手操枪参加战斗。林彪在同一时期，曾同时编组过多个短兵突击队专门用于近战突击。该突击队每队的编制仅十几个人，主要装备驳壳枪、花机关枪和大刀，由林亲自掌握，用于紧要关头的突击作战。著名的抢渡大渡河战斗,十七勇士配备了十七支盒子炮,十七支花机关，十七把大刀，也是类似的配备。在国军的剿匪报告中，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这是真实的印证。在十年内战时期，不论红军还是白军，装备花机关枪是极其普遍的。文革前一些影片中，如《金沙江畔》、《突破乌江》等都能看到此枪的身影，但近些年来一些无知的导演将二战时期大量使用的司登冲锋枪误当成了花机关枪而用于红军手中，实在可悲。
在突击步枪问世之前，冲锋枪在西方主要还是装备给一线野战步兵用以强化步兵近战火力的。到了突击步枪特别是短突击步枪问世以后，冲锋枪便又被冷落了。直到特种作战及特种部队被人们特别的关注了，冲锋枪才又被重视，并将其战术使命确定为更适用于渗透、突击、反恐、警卫和自卫等非常规作战而不是步兵野战。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有意无意，国人又一次超前发挥了冲锋枪的真正价值。
由于当时中国战场上支援火器严重不足，步兵往往要在400米甚至更远的距离上开火。冲锋枪的有效射程却一直在200米以内。那么也就是说，在步兵已经开火接仗的时候，冲锋枪手却还在闲等着没事干，这无疑造成了兵力兵器的浪费。基于此，那些打仗打成了油子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便在实战中寻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的编组样式来适应战场。这最有效的样式，就是不论拥有冲锋枪多寡，各大小军头都是将其集中编成手提机枪排、连、营等小分队，专门用于渗透、突击、警卫等今天所说的非常规作战。除阎锡山，刘湘等少数军队外，多数军队没有把冲锋枪编到一线步兵单位。就因这样的特殊编组，使得冲锋枪在中国内战的战场上比西方战场表现的更加活跃，其战术特点也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比如前边说到的陈炯明叛变时的总统府保卫战、玉麟山奉军敢死队的突击作战、棉湖之役中何应钦卫士排逆袭战斗、李宗仁扬子江江面遭遇战斗，还有红军时期的抢渡大渡河突击战斗、飞夺泸定桥突击战斗等，就都是冲锋枪小部队的成功战例。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实战经验比那些战术专家们的理论总结早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中国使用和生产冲锋枪的数量并不能和二战时期西方各国相比，也无法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相比，就是和同时装备的步枪、毛瑟手枪甚至机枪相比，都算是少数。但在当时，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二十年，和西方一直排斥冲锋枪的情况相比，中国却无疑是使用冲锋枪最多和创造战例最辉煌的。而且由于中国人使用冲锋枪往往集中于最特殊的小部队和最紧要的关头，有时又往往与某个要人的生死安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便使它们在战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占据的地位往往显的突出，给人的印象往往显的深刻。总之，就象毛瑟手枪一样，汤姆森和伯格曼在这一时期最风光的战场不是在它们的故国，不是在西班牙，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中国。
有人说二战时的苏军创造了将冲锋枪整营整连地集中编配使用的先例，笔者对此实难认同。因为早在二十年代，手提机枪营甚至手提机枪团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并创造了许多辉煌战例了。
说句题外话，时下许多炒作特种部队的书籍，都把视角瞄向外军。其实要我看，特种部队使用最多，战例最变化无穷，战果最显赫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支军队能和有游击战故乡之称的中国军队（并不仅仅指中共军队）相比，只是那时的中国没有使用特种部队这个词罢了。
抗战开始后，伯格曼冲锋枪大量应用于抗日战场，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发挥了相当作用，淞沪抗战规模巨大，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国上海发起全面进攻，中国军队当即予以猛烈还击，于是开始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此次会战日方共投入14个师团近30万人，外加2个海军舰队和400多架飞机。当时参加会战的日军超过其国内兵力的5至6倍，真可谓倾其老巢。中方先后出动70多个师月70万，已超过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3，外加几乎所有的空军飞机和海军。会战初期中国军队处于主动地位，进攻屡有进展。随着日军的不断增兵，双方展开了极为惨烈的争斗战。会战中，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虽然最后淞沪会战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付出了伤亡9万余人的巨大损失，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痴梦。
淞沪会战中的一大奇特现象就是中、日作战双方都装备使用了7.63毫米“柏克门”式冲锋枪。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数量远远超过日军。
中国军队在与日军作战中往往在近距离用“柏克门”横扫手持三八式准备拼刺的日军，使其防不胜防。日军历来轻视冲锋枪，虽然在20年代中期引进“柏克门”冲锋枪，但军方信奉“武士道”精神，重视刺杀和步枪精确射击，认为冲锋枪“百发一中”，弹药消耗大而射击效果差，所以日军装备的冲锋枪数量很少，仅供突击队和空降兵使用。
1937年10月26日，中国第9集团军88师262旅团长谢晋元，率1个加强营450人(史称八百壮士)，奉命死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几十万大军撤离上海。面对数百倍于几、汹汹而来的敌军，谢晋元指挥若定。他对全营官兵讲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被日军包围，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在坚守四行仓库的4天4夜里，八百壮士冒着日军的炮火顽强地打击敌人。他们先后击退日军6次大规模的进攻及无数次偷袭，用轻重机枪、冲锋枪、刺刀、手榴弹与敌人殊死搏斗，使四行仓库周围成了日军的停尸场。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和全国，还通过上海的租界传向国外。许多上海市民在苏州河南岸观战，为我军英勇杀敌呐喊助威，拍手称快。专为八百壮士谱写的爱国歌曲《中国不会亡》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这场战斗中，洋人拍摄的纪录片就记录下了中国士兵从四行仓库窗口用伯克们冲锋枪扫射的场面。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轻武器性能并不在日军之下，甚至优于敌方，但中国军队在重武器方面，如重型火炮、坦克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在海军舰艇、空军飞机方面差距更大，在数量上也是难以相比。中国士兵的训练质量也明显不如日军，中国军官指挥近代化作战的能力不高，经常造成重大伤亡！
但中国军队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充分发挥手中轻武器的战斗性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参加淞沪会战的日军伤亡近1/3，达9万余人之多。日军战后承认，淞沪会战使其遭受自日俄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损失。
但是，在由国军担负的正面战场上，大兵团的平原开阔地带大会战、阵地战成为主要作战样式，山地战等近战大大减少。在这种作战样式下，冲锋枪不显其长而显其短，自然不象以前那么被人欢迎了，在这种作战样式下，日军的轰炸、炮击完全压制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冲锋枪优势难以发挥。
抗战初期的几场大战后，中国冲锋枪的生产和使用进入低谷。
根据国民政府兵工署1948年《抗战时期与三十六年全年至三十七年一至六月平均每月械弹生产损耗数量表》的统计，从各种械弹损耗与生产情况看，轻机枪的平均月产量与月损耗量是基本持平的，重机枪的平均月产量则是月损耗量的164%，迫击炮为244%，掷弹筒为325%，但手提机枪一项的生产却是空白。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战时期，国府各兵工厂的冲锋枪生产已经完全停止。制造停止，外购受制，部队装备冲锋枪的数量只能是越来越少了。在这八年中，到是仍旧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八路军的窑洞兵工厂中，却仍有伯格曼的仿制纪录。其具体数字没有查到，数量肯定不会多，但从一些人的回忆和文献中，却知道它的生产是断续进行着的。
伯格曼因为早在抗战初便已停产，经过八年抗战的消耗，估计堪用者已经很少，而由于青出于蓝胜于蓝的Ｍ3和司登式等第二代冲锋枪大量的输入和仿制，伯格曼自然不会再有生产，这支曾经红遍了全世界的一代名枪，估计在抗战之中便已退出军事舞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