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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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拍的纪念抗日战争的记录片全集（42集800M左右）！ 总的来说还比较客观~~~ 他们收集了大量史时资料 记录了国军抗日的所有历程 里面有法X功和其他东西， 请大家自己的眼睛明亮，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一寸河山一寸血》视频下载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rm 全片综述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rm 中日战争的源头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rm 民国初乱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4.rm 危机与生机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5.rm 西安事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6.rm 泸沟桥事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7.rm 松沪会战（上）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8.rm 松沪会战（下）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9.rm 中国空军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0.rm 中国海军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1.rm 南京保卫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2.rm 南京大屠杀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3.rm 徐州会战（上）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4.rm 徐州会战（下）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5.rm 大迁徒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6.rm 武汉会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7.rm 战时文化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8.rm 战时教育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19.rm 中期抗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0.rm 风云诡诈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1.rm 烽烟再起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2.rm 长沙会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3.rm 在北风中出击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4.rm 突出封锁线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5.rm 火拼长江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6.rm 重庆精神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7.rm 战时经济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8.rm 游击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29.rm 国共摩擦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0.rm 黑太阳731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1.rm 苦撑待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2.rm 长沙大捷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3.rm 远征军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4.rm 反攻缅甸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5.rm 常德会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6.rm 间谍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7.rm 宋美龄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8.rm 战时经济来源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39.rm 西南会战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40.rm 天亮前后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41.rm 战争赔偿 http://66.98.158.58/Heshan/heshan42.rm 结束语

(11)Type 1 Chi-He 轻型坦克 成员：5人 时速：44km/h 武装：47mm主炮；97式7.7mm机抢 全重：15.2t 全长：5.73m 全宽：2.33m 全高：2.38m (12)Type 2 Ke-Nu 轻型坦克 成员：3人 时速：40km/h 武装：57mm97式主炮；两挺97式机抢 全重：8.4t 全长：4.3m 全宽：2.07m 全高：2.2m (13)Type 3 Chi-Nu 中型坦克 成员：5人 时速：38km/h 武装：75mm主炮；一挺97式机抢 全重：18.8t 全长：5.73m 全宽：2.33m 全高：2.61m (14)Type 4 Ho-Ro 自行火炮 成员：6人 时速：38km/h 武装：150mm 38式主炮 全重：16.3t 全长：5.52m 全宽：2.33m 全高：2.36m (15)Type 4 Chi-To Medium Tank 成员：5人 全重：30.0t 全长：6.73m 全宽：2.87m 全高：2.87m 武装：Armament 75mm, 2 x MG 引擎：Engine Type 4 V12 Diesel with supercharger, 400hp 时速：Max speed 45km/h 该车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完成，始终处于设计阶段~ (16)Type 5 Ke-Xo (17)Type 5 Chi-Re Medium Tank 仍旧是处于设计阶段的5式~ (18)Type 4 Ha-To SPG 设计于1944年，装备一个3型 300mm迫击炮，射程3000m，只有四辆被制造出来，但没有参战~

这个系列是日军的装甲车辆，时间范围是1936-1945，种类相对于德军就少的可怜 了，和俄军的正面对抗也是指望不上的~ (1)Type 91 So-Mo，铁轨装甲车 (2)Type 94 TK 94式轻型坦克 成员：两人 时速：40 武装：一挺91式6.5mm机抢 全重：3.45吨 全长：3.08m 全宽：1.62m 全高：1.62 (3)Type 94 TK(late) 94式晚期型 (4)12cm Marine turret 97 Shinhoto Chi-Ha 中型坦克 成员：5人 时速：40 km/h 引擎：三菱 柴油机 170hp/1800rpm 武装：120mm主炮一门；7.7mm97式机抢一挺 (5)Type 97 Chi-Ha 与上面的区别是： 武装：一门57mm主炮，两挺7.7mm97式机抢 全重：14.2吨 全长：5m 全宽：2.31m 全高：2.36m (6)Type 97 Shi-Ki 区别： 武装：一门37mm主炮；1挺97式机抢 全长：5m 全宽：2.31m (7)Type 97 Shinhoto Chi-Ha 区别： 武装：一门47mm主炮，两挺97式机抢 全重：15.8吨 全长：5.53m 全宽：2.31m 全高：2.36m (8)Type 97 Te-Ke 轻型坦克 成员：两人 时速：40km/h 武装：37mm94式主炮 全重：4.8吨 全长：3.68m 全宽：1.8m 全高：1.9m (9)Type 95 Ha-Go 轻型坦克 成员：3ren 时速：45km/h 武装：37mm94式主炮；两挺91式7.7mm机抢 全重：7.4吨 全长：4.3m 全宽：2.07m 全高：2.28m (10)Type 1 Ho-Ni I 自行火炮 成员：5ren 时速：38km/h 武装：75mm 88式 全重：15.4吨 全长：5.9m 全宽：2.29m 全高：2.39m

82空降师：101空降师的兄弟部队！

DOD:S和RO中都有的！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大韩帝国”，众多韩国仁人志士为追求独立，被迫流亡中国。从他们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成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基地。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更是对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蒋介石劝韩国“国父”放弃刺杀活动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陈其美就曾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进行过接触。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也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准备给予物质援助。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极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也出了不少力。 当时，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的韩国独立组织主要有两派：一派领导人为金九，另一派领导人为金元凤。金九被韩国尊为“国父”，他年龄较大，受韩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金元凤则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他的人马年纪普遍较轻，思想比较进步。除这两大派系外，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还有许多小派系。 由于有出身黄埔的独特背景，金元凤一派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军方的强力支持。但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韩人爱国团在当时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进行暗杀，当时轰动世界的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未遂案和尹奉吉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案都出自韩人爱国团之手。为促进韩国各支爱国力量的团结，1933年5月，蒋介石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金九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提供援助经费100万元，并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之后路”。蒋介石并不赞同金九以暗杀行刺救国的办法，他告诉金九：“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了(韩国)将来独立政治着想，必须先训练一批武官。”金九对此表示同意。此后，中国方面以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此外，金九等人每月还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补贴，韩国流亡人士回国斗争的活动经费也常得到国民政府的接济。 蒋介石整合在华韩国独立组织 由于蒋介石的积极撮合，促成了韩国独立运动各派的联合。1937年8月，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与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等9个韩国爱国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光复阵线”。11月，金元凤也联合一些韩国左派独立运动团体组织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民族战线”。 由于两派在长沙举行的统一谈判无果而终，蒋介石不得不在1939年1月亲自出面，分别约见金元凤和金九，力促双方尽释前嫌，协力抗日。1939年5月，金九与金元凤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共赴国难，并号召在华各韩国独立团体结束各自为政的状态，不分主义和党派，“把力量集中起来”，迈出了整合韩国独立运动各政党的重要一步。 韩国义勇军和光复军参加中国抗战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江西为韩国独立运动开办了政训班，对韩国青年进行特工训练。同时，还有大批韩国籍的学员在南京中央军校进修学习。“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韩国独立运动决定以在华受训的韩籍军校学员为骨干，组成了由金元凤担任司令的朝鲜义勇军，参加中国抗战。朝鲜义勇军后来产生分裂，大部分力量来到陕北和太行地区，与八路军一起抗击日军。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工作包括对敌宣传、国际宣传、教育俘虏和翻译日文文件等方面，部分成员还曾深入敌后，争取、瓦解日军中的韩国籍士兵，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940年3月，金九建议蒋介石将投诚的韩籍日军官兵组织为光复军，成立情报网，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蒋介石欣然应允。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宋美龄特别捐赠10万元作为慰劳金。由于光复军的性质是外国流亡者在中国组建的军队，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为此，蒋介石于1941年颁布了“光复军九个行动准则”，明确规定在韩国临时政府未返回韩国之前，光复军接受中国最高统帅的领导，与韩国临时政府只保持名义上的关系，且不得招收中国籍士兵。上述准则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后，光复军正式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国民政府确立“先于他国承认韩国”的原则 1919年，流亡中国的韩国爱国志士在上海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抗战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也于1940年9月迁到了重庆。 虽然韩国临时政府长期战斗在中国土地上，但一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外交承认。1942年，金九向蒋介石提议，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请各盟国一致承认。此前，金九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但罗斯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非但不愿承认，还要求中国方面斟酌承认一事，准备在战后由美国或其他国家对韩国实行“托管”。 蒋介石在考虑了金九的建议后，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提出“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韩国独立，此举令金九颇为感动。随后，国民党中央援韩小组正式确定了“先于他国承认韩国”的原则，表明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决支持。 蒋介石促使美英承认韩国独立 1943年11月，中国方面为准备开罗会议，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向蒋介石提交了《战时军事合作方案》和《战时政治合作方案》，明确提出：“中美英苏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其他联合国家应请其采取一致步骤。” 11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向罗斯福口头提出：在日本溃败后应承认韩国的自由与独立，得到了罗斯福的口头承诺。美国方面虽然将蒋介石与罗斯福的谈话内容写入了宣言草案。但没想到丘吉尔觉得罗斯福在会议上过分亲近蒋介石，大英帝国受到了歧视，在宣言的最后文本上横生枝节，加入了“于适当时间”等限制词，使得韩国战后的独立又变得模糊起来。 对此，中国代表王宠惠表示极力反对，主张明确战后韩国的“自由独立地位”，并迫使美国人出面调和，在《开罗宣言》的最后文本中明确提出了三国支持韩国在战后独立。当《开罗宣言》承认韩国独立的消息传来后，在华韩侨无不欣喜若狂。 国民政府维护朝鲜半岛统一的努力未果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加紧了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步伐,向韩国临时政府提供了500万元资金。 　　进入1945年后，英美两国在韩国独立问题上开了倒车。一些美英官员提出，韩国灭亡多年，缺乏行政干部，短时间内难以建立统一国家，建议由盟国先行托管5年。蒋介石认为此举实际上是把韩国由日本独占变为几强共治，违背了《开罗宣言》精神，因此表示坚决反对，但苏美两国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已成定局。国民政府维护朝鲜统一的努力最终失败，而美苏的决定为朝鲜南北双方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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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台儿庄 1937年7月7日，河北宛平卢沟桥畔的上空，响起了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罪恶枪声。民族灾难的信号，惊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四万万中国同胞，掀起了救亡热潮。 7月30日，平、津失陷，日军又以40万兵力，分四路全面举兵南侵，一路由平绥路、同蒲路进攻山西；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一路由津浦路、胶济路进攻山东；一路沿平绥路进攻绥远，同时在华东挑起战端，进攻上海；11月，上海也陷入日军之手。上海是南京的内门户，上海被占，南京政府所在地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下。11月底，日军兵临南京城下，12月1日正式发起进攻。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受命后，即选派徐祖贻任战区参谋长，组织战区司令长官部。11月初，李宗仁奔赴徐州前线。投入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有数十万人，但部队战斗力强弱差异较大。李宗仁调乓遣将，按其所长，作了细致部署。第三十一军军长刘毅辖一三一师、一三五师、一三八师，军中班排长以上干部，均系李宗仁亲自从广西征调而来，颇有作战经验，指挥也得心应手，因此李宗仁将其部署在海州，以防敌人在该处登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的十二军、五十五军，训练、装备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李遂让其驻扎山东境内，五十七军军长缨潋流，辖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该部装备尚可，但战斗力不强，李便命其部驻防苏北，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一一三师、一一四师，战斗力较强，李命其在临沂方面堵截日军前进。部署就绪、李宗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徐州会战分两期，第一期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期是台儿庄会战。 第一期的津浦路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的。日军以津浦路南端为主攻，北段为辅攻，分别南北向徐州推进。 南端敌军指挥官（火田）俊六大将，于12月中旬，指挥8个师约8万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上。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循津浦路正面北进至盱眙、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企图直趋蚌埠。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孰料行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火田）俊六所料，十分恼怒。于是（火田）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及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敌人汹汹而来，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李品仙将三十一军于1月18日自明光全线西撤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是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捕捉到李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三十一军遵李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忽彼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迅将三十一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遂命部队采用敌迸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淤沪会战的二十一集团军北调合肥，日军有后顾之忧不敢随意北进，一时津浦路南端战事，形成敌我双方胶着对峙局面。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保卫战，原由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鲁境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延安镇、归仁镇后，韩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迂袭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人日军北方军第二军矾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有些着急，屡屡严电韩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对李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 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二十二师负责攻取济宁，于二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竟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伤亡极大，17日晚撒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十二军八十一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五十五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文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二·二六”日本政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泵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虽说庞氏统有1个军，其实兵员不足，只有5个步兵团，但庞氏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庞部便与日军展开激热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部凭借这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庞部的成功据守，是不可一世的日军所始料不及的。 李宗仁担心庞部势孤不能长守，于9月11日，令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接到李的命令后，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部见援军到，虽筋疲力竭，但士气旺盛。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坂垣反击，坂垣从宫县增兵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根，坚决顶住，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坂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90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合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坂垣败绩累累，矾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孙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部置就绪，3月15日，矾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八十一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腾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矶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矾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撇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灭之。事态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矾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战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进。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战争中，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的作用，因此，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军冲入城内。孙部没有退却，与城内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汤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其人，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仍不予理睬，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里却养兵于山区，无动于衷，李宗仁陷入痛苦之中。军情危急，李宗仁无可奈何之下，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殆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同意挥师南下。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为日军占据，他们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听得出，孙连仲讲这番话时，语调几乎是哀婉的，他深知孙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悲壮，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儿庄目前的重要性，他估算着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赶至台儿庄北部，因此鼓励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说完，李怕孙情绪低下，影响士气，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孙连仲以前虽和李宗仁只一面之缘，但听人说过，李在战区司令官中，属较通情的一位，此时此刻李下这样的命令，深知台儿庄对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价值，以及李宗仁对此次战役胜利的信心。于是孙态度坚决地表示：“我绝对顺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连仲的态度，使焦急万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总有些不尽放心，于是又指示孙连仲，“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表示部队已用完，夜袭不容易。李听后立即指示：“我现在悬赏10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10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后，数百人一支的敢死队很快成立起来。4月5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经旬的敌军，也筋疲力竭，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竞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此时，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即率随员，连夜亲自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矾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未，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矾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描述：这里就是上甘岭 图片： 插翅虎15军 15军的前身我并没有考证过，不感妄言。但是提到抗美援朝是不能不说说上甘岭的，而上甘岭战役则是15军打出我国威军威之役！ 守卫上甘岭的是15军45师，军长大家肯定都听说过——秦基伟——后来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师长崔建功。 45师并算不上15军的主力师，却偏偏碰上了上甘岭这场恶仗。也就是这个师，成就了15军的赫赫军威！！ 上甘岭战役颇具戏剧性，战斗范围不大——两个山头，537.7高地、597.9高地。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然打出一场世界闻名的战役，不要说当时普通的参战官兵，恐怕就连他们的指挥官——王近山、范格福里特也未曾料到。 当时，老美的战斗计划不过是用几个营的兵力夺取两个山头，实在算不上什么大动作，行动代号——“摊牌”，没想到，真的打成了摊牌，双方愣是摊进去六万多条人命！！！！！ 描述：反击537.7高地 图片： 当时，45师也在准备进攻老美，只不过在防区的另一翼——注子洞南山，炮兵全都调过去搞炮火准备去了，可惜，H时比老美晚了24小时…… 说实在的，当时咱们的部队确实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向上甘岭进攻，更可惜的是，前一天晚上还有一个韩国参谋投诚过来，提供了美军进攻的情报，咱们大意了…… 接下来就是那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日日夜夜，中国军人用热血铸就军魂，打的老美没脾气，双方都是拿人往上垫，拿血肉往上垫，拿钢铁往上砸！！！那叫一个惨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45师打上甘岭时牺牲的，他牺牲时连队里只剩下几个人了，然而除了他们连长以外，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黄继光成了特级战斗英雄，他们永远留在了异国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山上，他们连长的嘴里也镶着USA的弹片，落下终身残疾。 描述：志愿军指挥所 图片： 上甘岭战役，几乎每天要打掉一个连队！那可是四个排的连队啊，小两百号人呢！！ 打到后来，崔建功扛不住了，他手里没兵了，连师长的警卫员和炊事员都上了一线，你说这个师长手里还有几个兵。（当然，那个警卫员后来被其他领导从一线撤来了，毕竟不能把师长一个人丢下吧） 崔师长给秦基伟打电话，想让45师撤下来整补，恢复点元气再上去拼命。没想到，秦麻子差点要了他老崔的命，“你他妈要是怕了，给老子回家抱孩子去！”…… 崔建功也对手下的团长营长们下了死命令，“打！打得剩一个营，我当营长；打得剩一个连，我当连长”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描述：依托工事打击敌人 图片： 45师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一上来，还真够老美喝一壶的。 在这场战役中，往往是白天老美靠钢铁把我们砸到坑道里，他们占领表面阵地；夜晚，我们组织新连队反击，夺取表面阵地，修筑工事，替换坑道部队。这似乎成了这场战役的惯例。然而也有没来得及撤下来的，索性就留下来和新部队一起迎接死神！ 45师就这样一边拼命，一边补充，有的营，光新兵就前前后后补充了一两千人！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不然怎么一个师能死三万多人呢，等于换了几次血啊！ 老美更黑，挂一个美国兵，就补充一个高丽人，最后干脆把阵地划归给韩国人，自己走先了。（再这么补下去，第十集团军全成高丽兵了） 描述：奔赴前沿 图片： 再后来，咱们也换防了。（边打边换） 45师撤下去休整，把12军调上来接着打！12军的战士当时正沉浸在去后方休整的喜悦之中，一纸电报，他们取消休整，奔赴上甘岭，参加“五圣山战斗”去了。（当时称上甘岭战役为五圣山战斗） 12军成立了前指，由副军长李德生指挥，上甘岭战役就是12军收的摊。遗憾的是，战后出于某种原因，把12军参战的这段历史抹掉了，12军牺牲那么多人，却打了个费力不讨好的仗。 12军最后拉上去的是武效贤团长的部队，他们团总结兄弟部队经验教训，把仗打活了，打的韩国人在步话机里用明语大骂志愿军狡猾 战斗一直持续到1951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人们一提到反击越南的“老山战役”，无一例外地都是说前线将士的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事迹，这本无可厚非，但本人认为，人们同时也应当记住在此期间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让人感慨万分的一大奇迹。 1984年7月的一天清晨，越军出动了两个精锐师的兵力，向我老山守军——－陆军十四军四十师，发动敢死队冲锋。　 　　当地政府闻讯后，毫不迟疑地采取了行动：一方面用广播、电话下令调动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一切可以用来装炮弹的车辆，一方面各级干部全出动，满城、满街、满村地四处寻找广播电话难以通知到的车辆（当时的通讯条件，远不象现在），到后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州长、县长、局长及各级书记们统统都跑上公路，拦住一切在该地盘内行驶的、可以用来装炮弹的车辆，要求其以最快速度去赶运炮弹。　 　　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听到、接到通知、或被拦住的、可以用来装炮弹的非军用车辆，全都毫不迟疑地奔向了军火仓库，凡车上载有货物的，二话不说，绝对主动地就地卸货。有一位三七（药材）老板，虽然车上拉着的是价值三、四万元的三七（是1984年时的三、四万元），但也毫不犹豫地把全车三七摔到地下，不管不顾地开车就走；有一辆拉着十多箱烟的翻斗车，货主一按电钮，把烟掀到路边，调头就走；或许感到抓到的车辆还不够多，一位副州长居然还拦下了一辆拉着冻肉的冷藏车，司机也把冻肉卸在路边一农户院中，也赶去凑热闹；一位刚买了新的货车，拉着一家老小四处篼风的私人车主，丢下十余口人不管，让其自行设法回家，而本人则扬长而去。一时间，两州所属地盘的道路上一片狼籍，各种货物遍地开花；还有更绝的，一位生猪贩子，拉着一车生猪，此时忽然想起改恶从善，一边开车，一边叫车上的伙计打开车箱门，以拳打脚踢方式把各位猪先生从一米多高的车上请下去就地放生，虽然此时不讲“猪道”但也是在做一件善举（当时谁都没想到完全可以把货物卸到军火仓库内，而当军方也想到这点时，也只能是放马后炮了！）　。　 　　一时间，我军在滇南最大的军火仓库——－建水燕子洞军用仓库车满为患，拥挤不堪，这样一来，这座军火仓库的秘密，实际上就此公诸天下。各类大小不一、新旧程度不同、车型杂乱的车辆自动地排成长龙，并迅速地蠕动。看到辛苦的仓库战士，无人号召，也无人提出要求，各车上除了要移动车的司机外，其余所有的人，都自动成为“苦力的干活”，加入到装车的行例中，车一装好，问明地点，各车飞奔而去。 ·终于找到那位插红旗的英雄战士了 　　军方规定：当各车到达指定地点后，以最快的速度，把炮弹转到军车上，由军人送往各炮兵阵地。当看到累得疲惫不堪的战士，以及听到不断传来的前线炮弹告急的消息，各位师傅们都认为军方的规定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纷纷要求不再转卸，就直接把炮弹送到阵地，当即遭到军方的严辞拒绝！不言而谕，我军的炮阵地全在越军炮火的射程之内！进入此范围是军人的职责，绝不能让各位师傅们冒此大险！　 　　师傅们经多方纠缠毫不见效的情况下，忽然间，在没人组织、未经商量、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师傅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地统统变了样。一个个不是彝族、就是壮族、或者是苗族、阿佤族、哈尼族——————反正都听不懂大军所讲的汉话，对大军士兵的话“莫明其妙”，先毕恭毕敬地洗耳恭听，然后比手划脚一阵叽哩哇拉，最后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大军是要自已的车跟着前面的军车把炮弹直接送上阵地。所有的师傅们，不约而同地只听得懂这句话，又好象所有的大军也都只会讲这句话，虽然解放大军的人数众多，可是在“民族政策”的限制下无法抵挡“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脾气”。这样一来，各种车辆蜂拥而去，此后来的车上的师傅们，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这招，这时的场面是一塌糊涂，混乱不堪，这种局面是事前军方从未料到和设想到的，无法组织，更无法调度。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奇迹出现了——虽然整个场面一直是一塌糊涂，混乱不堪，但自始至终从未出现超过5分钟的交通堵塞现象！而且未出一起车祸！　 　　由于各位师傅们最怕的是被识破能听懂汉话而被撵出炮火射程之外，有时就得而装聋作哑，这样导致混乱不堪的场面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由于各位师傅们一个个“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敢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横冲直撞，有的师傅，不知炮弹应卸在何处，倒车一直倒到车屁股顶到炮身，差点把炮顶歪。更有甚者，以黄继光堵枪眼的精神，开着装满炮弹的大车直向炮口冲去，要不是大军炮手在差0.01秒时，死命地中止了开炮动作，那后果真的有点堪忧。　 　　一位师傅辩不清是出膛还是落地的炮声，在跟军车跟丢了的情况下，趾高气扬的、自以为是地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奔向炮弹炸点的方向，最终在挨了其他师傅们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以后悻悻而返；有位师傅奋不顾身地差点冲到越南境内；还有位外省的师傅，自诩在青藏高原开过车，看不起云南的小山包上的路，结果想抄近路而跑到伐木小道上转了一整夜，结果还把炮弹型号给送错；当然，也有悟性很高的师傅，在跑了一趟后，就有了“丰富”的经验，一到军火库，就指明要装某种型号的炮弹，还顺便拉起一个庞大的车队，自任领导，减去一切烦琐程序，“亲自”率领大队人马，神气活现地抄最近的路直奔炮兵阵地。　 　　不管怎么样，乱归乱，师傅们绝对保证了全部火炮的全部需求！越军的进攻，遭到了惨败。　 　　经事后了解，师傅们不论跑了几趟，在战线上呆了多久，却从未有人吃过一口军粮（当然，“军水”还是喝了不少）。也只有极少数车加了少许军油。　 　　还是在这种一塌糊涂，混乱不堪的场面中，又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非军人的师傅们，在无军人跟车、也极少有军人带队的情况下，运送了数万发炮弹，炮弹一发未少！军方大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重新清点，最后精确清点的结果是：各炮兵阵地所接收到的各种型号的炮弹的数量之和，与军火库所发出的数字严丝合缝，绝对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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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德经济合作的正式开端──江南战略铁路的兴建 色克特首先引进的公司是奥托倭夫 (Otto Wolff) ，一个在德国科隆市 起家的家族企业，与前者早在一九二○年代德俄军事与经济合作中是老搭档 ，当时两国在国际上孤立，虽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仍须彼此利用，凡尔赛和 约规定德国不能製造若干新型武器(如飞机与坦克等)，而俄国又无製造的技 术与资本，色克特时任陆军总司令，为了不使其国防武力过于落后，仍与若 干军火公司合作，秘密协助红军发展此类武器(亦暗中派有军事顾问)，以换 取操作经验与原料，(注七九)**取得政权后，由于极端厌恶共产主义与 斯拉夫人，此类合作逐告终止，(注八○)合作之公司亦纷纷随色克特至东方 找寻市场，中德合作在某些方面类似德俄合作之延续或转移。 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评论奥托倭夫公司领导德国工商界在华建立市场是引 导国际企业界(包括英美等国)对华投资的文艺復兴，(注八一)此项復兴非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强企图利用贷款或投资阴谋控制中国，亦未以任何财源 (如海关、盐税或铁路等)由外人管理或抵押，完全以平等、互使与互利为原 则，而且半数之董事操在中国政府或其指定之代表机构手中，由此导致新四 国(英、法、日与美)银行借款团 (The Four-Power Consortium)在一九叁七 年正式解体。(注八二) 一九叁四年至一九叁六年间奥托倭夫及其所合作的公司与中国政府所指 定的银行代表团(主要是中国银行)签订一连串的协定，修筑浙江玉山至南昌 ，南昌至萍乡与湖南株州至贵州贵阳等段之铁路，全长共九四七公里，浙赣 铁路中之杭州至玉山段此时业已修筑完成，如果再能延长至西南之省分，此 一占全国铁路总长(当时共九七六叁公里，一半约在已沦陷之东北)十分之一 ，(注八叁)贯穿中国南方心脏地带之大动脉，时具有军事战略与经济发展之 双重意义。政府军事当局预计，一旦对日战争爆发，京沪一带必将不守，我 方可以凭藉马当等要塞，守住以武汉为中心之长江中游地区，否则中国将被 截为二，(注八四)此长江以南所新开发之经济中心(或区域)，将成为支援抗 战的基地(或后方)，所能生产出的补给品将可经由株州，再沿粤汉铁路北运 至武汉，而开采出之矿产亦可南运至广州出口，以换取国外之军火与武器。 此两大铁路之交叉区──株州与湘潭将可取代东北之瀋阳──鞍山，成为中 国另一个重要工业区，计划中之炼钢、汽车製造与发电等工厂均设在此。德 国顾问异常重视新铁路的军事价值，故法肯豪森亲自参与中国当局与奥托倭 夫等公司之谈判。(注八五) 所谈判合同之精神亦可显示相互信任与合作之原则，玉山至南昌段之费 用由银行界与浙江省政府自筹八百万元建设基金，奥托倭夫公司提供相等价 值之筑路设备、铁轨与技术援助，无德人参与管理或监督，仅派会计稽核， 偿还方式是以未来铁路盈余与该区所开采出之钨与锡。(注八六)故当时中国 银行总裁张嘉璈认为此种合同是对中国主权尊重之一种新试验，如果成功将 开中外合作史新的一页 (亦即孙中山先生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理想) ，导致 外国更多之投资，(注八七)但对德国公司却是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其本国政 府仅担保百分之七十的损失，(注八八)不过此等铁路在色克特亲自的筹划下 ，中国人基于战时军事的需要与平时经济开发的重要性，显示高度的工作效 率，仅在一年半的时间 (一九叁四年六月至一九叁六年一月) 已全部完成， (注八九)南昌至萍乡段亦在一年多完成。 株州至贵阳段(湘黔铁路)共长六百二十叁公里，工程较大，故奥托倭夫 、克虏伯 (Krupp)及联合钢铁公司给予我方叁千万元之贷款，预计叁年完成 ，另联合钢铁公司又给予一千万元之贷款整修平汉铁路及其跨越黄河之大铁 桥与其他若干桥樑。(注九○)总共从一九叁四年至一九叁六年之两年间德国 给予我国修筑铁路之贷款共计六千四百叁十七万余元，依照当时之匯率值五 千七百叁十余万马克，此项数目照当时国与国之关系衡量，已使一位西方历 史学者将德国比照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企图在华南中部建立其经济势力 范围。(注九一) 九、航空製造与汽车工业的建立 铁路的兴建并不能完全解决运输上的问题，尤以在紧急情况时运送部队 与补给品至各据点以及平时偏远地区的联络需要靠卡车与飞机，故奥托倭夫 公司次一个目标即在协助我国筹建第一个汽车与飞机製造厂。自北伐成功以 后，政府在公路修筑方面有显着的成效，一九二一年全国只有七百叁十六公 里之公路，但至一九叁○年已增至两万九千里；一九叁五年增至五万九千里 ，(注九二)浙江一省在十年内已建筑了一千公里，(注九叁)不过汽车与卡车 却全部要从外国入口，色克特鑑于战时的需要，首倡中国能自製此项交通工 具，(注九四)一九叁五年奥托倭夫先生访华时，谈判即已开始，由于倭夫等 人拥有代姆勒──宾士(Daimler-Benz)汽车公司的股权，且是其董事之一， 故建议蒋委员长利用该公司之技术，先建立一卡车装配厂，然后再图发展至 全部自製。事实上法肯豪早已建议我军事当局采购代姆勒──宾士军用卡车 ，以配备德国顾问所训练出之中央军部队，理由是用德国笛塞尔(Diesel)引 擎之卡车较美国车省油。(注九五) 初步协议在一九叁五年达成，次年中国汽车製造公司即告成立，资本额 共六百万元，(注九六)装配厂选在株州，规定由奥托倭夫公司每年运交一千 二百架笛塞尔卡车的车身底盘，其他零件与车身可就地製造；另设一分厂在 上海专门製造轮胎、玻璃与皮带等，德国派遣技术人员来华协助机器与设备 的安装及训练中国技师与工匠，预计在一九四一年全部的德国工厂设备可以 安装完毕，中国可以独立自製代姆勒──宾士牌之卡车。奥托倭夫与中国汽 车製造公司签订五年之卡车製造合同，前者提供两千万马克之援助， (注九 七) 株州厂装配之第一批卡车在一九叁七年秋季出厂，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 ，奥托倭夫公司加速运送车身底盘，至一九叁九年为只已超过七千架，但一 九叁八年十月汉口失陷后，工厂被迫迁往桂林；广州陷乱后，进口之车身底 盘改道由香港，稍后经由法属之越南运至。一九四○年法国在欧洲战败，向 德国投降，日军趁机占领北越海防等重要据点，我国由海上而来之外援物质 大部被切断，奥托倭夫公司仍经苏俄与中国西北将已订购半数之货物南运至 目的地，(注九八)但一九四一年六月**又大举进攻俄国，最后运送路线 亦遭封闭。 再者协助我国发展航空製造业方面，奥托倭夫公司亦扮演相当重要的角 色，德国原欲助我发展空军，盖其本身因受凡尔赛合约之限制，不准成立该 军种，希望藉此合作，获得实际经验。顾问团成立之初，在讨伐阎、冯与桂 系等派作乱时，德国飞机与飞行员曾立有功绩，(注九九)但其雍克斯型飞机 (Junkers) 在一次空中表演时 (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场) 失事坠毁，可能 由此政府转而向美国与义大利寻求援助，训练新成立之空军。包尔与航空顾 问傅赫斯中校 (Fuchs，原属雍克斯公司之工程师)欲垄断之梦想完全落空， 后者认为此举是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策略，(注一○○)但据推论，我 政府可能不喜欢德国处处垄断，且其本身并无空军，又何能协助他国﹖ 不过在民航方面，中德合作却表现出相当良好之成果，一九叁○年欧亚 航空公司成立，首次树立往后合作之榜样，此公司股权与董事过半数操在中 国人手中，(注一○一)但也唤起了早年德国人建设叁B 铁路(通往东方通道) 的梦想。虽然国际航线在此时发展有许多障碍，欧亚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线的 建立却产生了政治意义，过去中央与边疆省份联络非常困难，离心力与半独 立状态很容易发生，现在以飞机担任快速的联络与交通工具，使双方的瞭解 与沟通不像以前那样不方便。(注一○二) 奥托倭夫公司能在航空製造业与我国合作，即是想再从已成功的基础上 (民航) 更进一层，而弥补失败方面(空军) 的损失，故与雍克司飞机公司合 作，助政府建立一製造厂与训练中国技术人员， (注一○叁) 初步协议由中 国银行团、政府当局与德国公司各先出资本额四百万元的叁分之一，蒋委员 长原则上同意，并在一九叁四年九月签订合同，共分十年，由雍克司公司供 应器材与引擎、训练及给予中国飞机製造师之合格执照，期望能在国内自力 生产。 (注一○四) 第一年计划製造五十四架单引擎之轰炸机，与二十四架 多引擎之飞机，以后按年增加，德国运送来华之器材估计最初每年约在八百 万马克，工厂在能正式运作后的首叁年可生产二百至二百五十架飞机。 (注 一○五)。 飞机工厂厂址本来首先选在南昌，后又改在萍乡，最后选在长沙， (注 一○六) 但建厂工作却因义大利的阴谋破坏一再延期。抗战前美、德与义叁 国欲控制我国航空发展(亦包括空军)的明争暗斗历史真相很值得国人研究， 但却要涉及到四国的文件与语文资料，所以很少有人问津。(注一○七)当时 若以列强的国力相比较，义大利的援华恐怕要算是最慷慨，而且是官方的合 作(政府对政府)，然而义大利人的技术并不高明，而且做事以马马虎虎着称 ，虽然颇能迎合当时中国人的个性，但就长远的利益而言并非妥当。最后德 国人略有小胜，首先要归功于蒋委员长身边一位最亲信的德国顾问斯特涅斯 上尉 (Walter Stennes，文件上均称其是卫队司令，但可能是安全顾问或侍 从之一)，此人原是**手下的一员大将(国色党冲锋队，即简称SA柏林区 的司令) ，负责希魔的安全，但终因政见不合而被开除党籍，且遭遇禁錮。 此时蒋委员长座机改用雍克斯五二型，此举可能是斯氏说服所致，在此以前 座机可能是意大利飞机与由意人驾驶，不许德人接近，斯氏遂建议蒋委员长 解聘意国驾驶员，由前者亲自指挥。不久意国空军总顾问亦因置其本国商业 利益于中国利益之上而返回国。(注一○八) 最后之飞机製造协定终在一九叁六年十月经政府批准后，建厂立即着手 进行，(注一○九)可惜距战争爆发仅有几个月时间，不可能有具体的成果， 同时也因资料的散失，未知运来之器材与引擎做如何处理；但德方文件却记 载，一九叁七年我方所订购价值七百零一万九千马克之航空器材，在年底以 前已有两百五十七万马克之货品运送来华。(注一一○) 十、工业外交与中德官方合作之达成 由于色克特巩固了中德合作的桥樑以及奥托倭夫公司铺下了在华投资的 道路，其他德国公司亦不甘落后，纷纷派代表或其首脑人物亲自来华瞭解情 况，但在此值得一提的却是，联合染料公司 (I. G. Farben) 的总裁埃格纳 (MaxIlgner) ，以及随色氏来华的克兰 (Hans Klein) 与其所组的公司哈布 罗 (Hapro)，前者不但在华发展已有很久的历史以及对我国抗战前化学与军 火工业的建立有过相当的贡献，(注一一一)埃氏本人还有一套发展中德工业 合作的策略，在其访华后曾出版了叁册《东亚报告》 (Ostasienbericht)之 书，做为亲华集团及工商界的投资与瞭解中国状况的指南。尤以作者不但是 德国化学工业之巨子，而且也担任与陆军间之联络人，与国防部战争经济计 划室主任汤玛斯上校(Thomas)之关系相当密切。此书无疑地会更进一步影响 军中之亲华态度，甚至流传至**手中。(注一一二) 埃格纳首先从心理上研究对华问题，认为中国领袖们都存有一种中德两 国命运休戚相关(Schicksals Verbundheit)的看法，而且即连发展政策的趋 向均在配合德国公司的投资与合作(指翁文灝的叁年计划，稍后再予分析)， 德国工业界毋须恐惧中国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过河拆桥，反而会因购 买力的增强，更进一步地与助其奠定基础的国家合作，(注一一叁)目前德国 所应做的：不但要加强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并且也要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及其 所属机构的重要工作计划。当时铁道部、中国银行及若干重要省份，尤以在 华南地区均有德国顾问，加强其影响力是协助对华经济发展成功的最佳保证 ，(注一一四)同时埃氏也体认到日本对华的侵略将会严重威胁到德国的利益 ，而且终有一天西方列强会联合起来制止，(注一一五)但时代似非如此，尤 以当**政权本身就计划侵略他国，又何能替中国主持正义﹖ 埃格纳与数年前代表德国工商界访华的团员们同样认为，中德合作最重 要的基础之一就是两国的文化交流，亦即德文之Kulturpropaganda。德国人 士在此方面较我国表现得积极，其理由可能不外前者欲在后者的国境内发动 工业外交，且活动资金较充裕，以及认为中国人必须熟练德国发展的模式与 其技术，故多能瞭解德国是合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培育留德学生、训练中国 技术人员、加强中德文经交流组织与宣传媒体、邀请南京政府官员以及各方 面之专家访德，在抗战前叁年已由早期(德国联合工业总会)之计划进入到执 行阶段，由政治领袖如孔祥熙、戴季陶与翁文灝至无以数计赴德之考察团， 均由德国工业界出面邀请及招待，而非由柏林政府当局，以便瞭解德国工业 之生产力，并参观西门子城 (Siemens-Stadt)、克鲁伯与雍克斯飞机工厂等 设施。(注一一六) 但不能说我方对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与合作则毫无贡献，朱家驊所创之中 德文化协会在此段时期曾协助即将提到的德国官督民营哈布罗公司与我方之 谈判，以及莱谢劳将军(Walter von Reichenau，稍后亦将提到)之访华等。 在德国工商积极进军我国之际，该会亦予各种适当之安排与协助，诸如房舍 之找寻，交通工具之安排及联络事项，由此也获得奥托倭夫、西门子与其他 公司之资助，另外德国各大城市之中国国民党之组织与中国同学会均曾致力 于中德互相瞭解及合作工作之推展，前者所出版之《新中国》刊物(Dasneue China)，旨在促使德国瞭解新中国之出现，中德两国类似之处与友谊之重要 性以及日本侵略对双方利益之损害等，但可惜经费有限，效果并不显着。 ( 注一一七) 由此德国工业界之积极努力，实施了早期在华投资的梦想，其所塑造之 架构导致中德政府间进一步的合作，但也经历小小政治风波，需在此略加分 析。 色克特在一九叁叁年第一次来华时，有两位与德国国防部及工业界有极 密切关系的商人随其来华，以图开拓市场及为该国扩军找寻所需之战略原料 ，其中一人便是克兰(Hans Klein，有人译成克仍任)。色、克二氏亦为一九 二○年代时德俄军事合作之老搭档，在抵达香港时，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派员 至港欲迎访客先至广州，色克特应先受南京政府之邀请而未便前往，仅克兰 与另外一位名叫普劳 (Preu) 者代表往广州会晤陈氏，结果达成协议，协助 该省发展军火工业与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小组，色克特在回程时亦赴广州访问 陈济棠。(注一一八) 稍后克兰赴南京会晤蒋委员长，亦达成类似的协议，并允给予中央一亿 马克之贷款，广州两亿，(注一一九)后者对前者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以换 取矿沙之方案颇感兴趣，但到底是否认可未经中央同意而擅与地方政府达成 之协议，则无资料可查，可能蒋委员长正忙于指挥江西最后之围剿工作，无 暇仔细研究克兰之方案，未置可否，而且陈济棠当时并无造反意图，且广东 位于Ｇ军基地之背，需要与之合作，但Ｇ军西移后，中央军与粤军相持而对 ，情势有所改变。此时克兰与陈济棠之勾结愈演愈大，前者并口口声声称以 获得蒋委员长之认可，德国公使馆虽表面否认克兰在华之活动与其政府有任 何关连，但却暗中警告国防部及克氏本人切勿捲入中国内争，国防部官员并 不瞭解中国政情的奇妙性，认为中国人均在准备抗日与充实武力，又何必有 中央与地方之分，蒋委员长以一国元首的立场却不以为然，中国自民国成立 以来，传统之地方武力对抗中央控制已妨害了国家之进步，在此大敌当前之 际，情势刚稍有改善，地方配合中央准备抗日故可进行，但擅自借用外力， 将会产生严重之后果。最后此项僵局还是靠一位在一九二九至一九叁○年担 任过军事顾问，现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之柯利伯(Herman Kriebel)协助打开的 ，此人是老**党员，与**私交很好，打了一份电报给后者，陈述捲入 中国内争之不当，希魔立即命令国防部终止与广东当局之交易。(注一二○) 此件不愉快的小插曲反而促成中德进一步的合作，柏林当局，尤以陆军 已体认到，如果双方均能蒙受其利，就必须经由南京官方之管道，而且克兰 本人此后亦将其全部之精力投注到中国抗战之准备工作，却变成蒋委员长之 经济(亦有人称之为军需)顾问，风尘僕僕往返柏林与南京 (后亦随政府至武 汉与重庆) 间，对于国军战力之增强与国防工业基础之奠定均有不可磨灭之 功绩。同时中央政府亦有一项意外的收获，当一九叁六年陈济棠反叛的企图 失败后，其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以及德国在该省得投资全部为南京所接收 ，包括白江口的兵工厂以及新成立的空军。(注一二一) 为了进一步的合作，中德两国政府同意将在北京与柏林的公使馆升格成 大使馆，且迁至中国首都所在地──南京，在未讨论正式的官方合作前，需 将克兰的哈布罗公司的发展作一分析。 如果要以德国重整军备所需要的原料交换中国准备抗日所需的武器与工 业设备，担负传统中德贸易的汉堡──不来梅(Hamburg-Brenmen) 商行已无 法适应新的需求。因此汤玛斯认为必须有一个像在一九二○年代德俄军事合 作时由政府监督或控制的公司，以求在华军事与工业利益的整体发展。 (注 一二二) 克兰以其与军方的关系，能采过去在俄国的经验组成哈布罗公司，德文 全名是Die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strielle Produkte，or Hapro 。此公司在当时颇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且带争论性，主要可能由于此时德 国整军尚未完全公开，再者也由于中国的情况较俄国复杂，尤以威胁到传统 德国在华洋行的利益，但仍然是一家私人公司，而克兰本人拥有其中绝大部 份的股权。(注一二叁)早在广东问题解决前，蒋委员长即已表示甚不希望中 德合作的德方由私人公司负责，同时顾问团与我国政府官员也并不满意哈布 罗公司垄断对华武器的交易，其品质有时不能完全适合我方的要求。 (注一 二四) 法肯豪森与兵工署长俞大维以拟定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能 在此期限内国人可以独立自造各种武器，不必仰赖国外输入，故希望与德国 兵工署直接接触。(注一二五)为了配合德方的需求及加紧国防建设的步调， 国防计划委员会在一九叁五年四月正式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仍由翁文灝主持 ，(注一二六)并于次年在长沙与南昌设立专门管理与控制开采锑与钨矿的机 构，(注一二七)且设立与哈布罗公司相对称的中央信托局，专门负责官方的 采购与输往德国的原料。(注一二八)为了取得柏林当局的信心及显示我国履 行合作的能力，翁氏在一九叁五年运交给德国两千吨的锰，(注一二九)德国 国防部立刻致送一封感谢的电报。次年四月八日，亦即我官方代表团在柏林 与德方签订一项政府间合作(以货易物)协定之同日，哈布罗正式改成国营公 司，由国防部之汤玛斯出任董事长。(注一叁○) 此项货物交换协定实际是一种信用贷款，由德国政府先提供一亿马克之 金额，我方以此可在德国采购所需之武器与机器，然后再以矿沙偿还，有效 期限是五年，偿还期为十年，金额可视偿还力而增加或延伸，故实际交换额 可能超此倍数。(注一叁一)当时史迪威上校是美国驻华武官，向华府陆军部 呈送的一份情报，报告此协定中有一秘密条款，规定我方将华南若干矿产开 采权让与德方，(注一叁二)但至今尚找不到任何资料以支持此说。不过此项 协定实是抗战前中德合作的新里程碑，显示沙赫特与翁文灝政策的成功，也 使中国政府在同年六月展开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之「叁年计划」。 十一、我国之叁年计划 「叁年计划」是我国抗战前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如果能够有机会全 部成功(指日本若不在其开端时即发动侵略战争或延后数年)，国民政府在大 陆统治的黄金(建国)时段将更为光彩或其历史都有可能重写，同时也显示当 时建国人才齐集一堂，共为国家的建设而努力，也就是蒋廷黻所说的以不寻 常的方式，快速地执行「大规模復兴发展计划」。(注一叁叁) 毫无疑问地，翁文灝的此项计划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并有德国专家协 助设计，更重要的是要与德国的发展密切配合，但足够讽刺的却是：德国在 欧洲大陆的重整军备是**侵略他国的帮凶；而我国积极发展国防与重工 业是欲有效抵抗日本在东亚的侵略，两件事本来风牛马不相干，现却扯上一 些关系：增强被侵略国的抵抗实力；也助长侵略国的凶焰。不过如果真正要 使中国之叁年计划成功，与德国合作或其积极援助是无法缺少的，此可就财 源与技术谈起。 「叁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以最短的时间，在华南中部一带新经济中心 创建最首要与最迫切的工业与原料基地，俾便支援未来的抗日战争与其他工 业发展，(注一叁四)当时即有如现今台湾的十大建设，除铁路与交通部不详 加分析外，兹将其他重要项目分列如左： (一)在江西省之吉安县设立提炼钨与锰的工厂，并加速附近此等稀有金 属矿沙之开采与输出。 (二)在湖南之湘潭建立中央炼钢厂，计划使当时的钢铁产量增加一倍， 以补足东北之沦于敌手之后，造成生产量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失。 (叁)发展湖南一带的铁矿，并加强湖北的大冶与四川彭县铁矿之生产， 且在最后一处设立铜矿提炼厂。 (四)加强华中、南与西南地区煤矿之开采，尤以从江西至贵州新建铁路 区附近，并在四川与江西设立煤油净化与提炼厂。 (五)发展支援军火工业之一系列之化学工厂。 (六)在湘潭建立中央机械製造厂，包括引擎、动力与器具工厂。 (七)亦在湘潭建立中央电机製造厂，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厂以生产零件 与机器。 如此庞大的叁年建设计划究竟要消耗当时政府多少财源，尚无法发现正 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单以炼钢一项而言，即估计需要八千万马克， (注一叁 五)而当时中央政府总岁入约在十一亿法币左右，八亿是直接税收。(注一叁 六)马克与法币的兑换率是1:33，依据哈布罗公司驻南京代表埃克特(Walter Eckert) 预估，中德以货易货协定可做轮迴式的交易至五亿马克。但当战争 的脚步愈逼近时，政府愈需要以此采购更多的军事装备及武器，所余用在工 业发展方面的款项实在不多，(注一叁七)与个别公司的合作，尤以在技术援 助方面，是另外一条可行道路，克鲁伯钢铁公司即训练我国成批之各种工匠 及技术人才，且协助彼等在其德境之工厂实习，藉以熟练操作购买之机器与 生产技术，(注一叁八)翁文灝本人也在抗战爆发前一个月至德与克鲁伯公司 达成钢铁建厂工作的协议。(注一叁九)各种设备，包括开采华中、南一带铁 矿的机器加紧赶运来华。(注一四○)在湘潭总厂的设施，包括工人与德国技 术人员的房舍以及通往铁矿区的铁路支线均在短期内完成，预计每年可生产 十万吨的钢铁，堪称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厂。但不幸的却是战争爆发后仅一年 多一点的时间，上海与广州均告沦陷，一九叁九年政府命令工厂迁至云南， 以便机器与零件可经由滇越铁路运入，但此也仅维持到一九四○年日军随法 国投降而进占越南。(注一四一) 为了要换取更多的德国机器与军火，我国势必要以最新的科学方法开采 更多的钨与锰，华南中部藏有世界最丰富，且品质最佳之金属矿物，正巧又 在此时钨在国际市场价格大涨 (可能由于一九叁六年起国际情势较前紧张， 若干国家均需扩充军备，造成求过于供的现象) 。该年钨的价格较一九叁二 年增加一倍；次年(一九叁七年)在欧洲市场最高时已涨至原来的七倍， (注 一四二) 大量开采与输出可增强我国在德国之采购能力与获得后者之技术协 助，但我国自一九一五年在粤赣边境开采钨矿以来，一直采用小规模的人工 土法，成本非常高昂，现既可获大利，资源委员会决定引用德国的技术，从 事大规模的开采与提炼。(注一四叁) 厂址选在位于距湘赣铁路上的清江县(江西省)与赣江上游的赣州相等距 离的吉安县，可将钨矿沙顺江运出，提炼后再顺江运至铁路处转运出口，一 九叁六年夏季资源委员会与克鲁伯及西门子派至哈布罗公司的专家合作勘定 厂址，并设计未来生产计划，预定年产量两千余吨，各种机器与设备立即由 德国运出，次年二月已开始安装，虽因淞沪战争在八月发生，陆续运来之建 厂器材部份落于日本手中，中德两国工程师仍然计划在一九叁八年八月正式 开工。但不久战火延伸至江西，工厂不得不在同年七月拆迁至较安全地点， 两年之心血等于白白浪费掉了。(注一四四) 一九叁八年后半期战争才威胁到赣南地区，但该年输往德国的钨沙量反 较上一年增加九百吨；较五年前增加四倍半，不过在一九叁八年输往其他国 家的钨沙却减少近六千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战争的关系需要换取更多德国 的武器与军事装备。实际上我国在一九四四年才失去对赣南的控制，在此以 前的四年中(一九叁九年至一九四叁年)每年平均的产量仍在近两万吨， (注 一四五) 不过由于广州的失陷，输出极为困难，由小飞机从大瘦运至香港； 香港在一九四一年失陷后又将钨沙运至桂林，暂时的通货膨胀、运费的高昂 以及人工费用的增加支出使钨的价值大不如在战前与战争初期。(注一四六) 尤以**在一九叁八年召回军事顾问与终止武器输华后，仅有小部份的钨 、武器以及机器零件能够秘密地运交到中德两国，有时还需经由第叁国，但 此也仅能维持到一九四一年中德正式断交时为止。 「叁年计划」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大多均因在开始实施时，遭受突然而来 的战争，而被迫走上与前几段所述两项建设类似的命运，唯有国防及其相关 连的工业，尤以军火製造方面，由于战前已略有基础与政府尽其全力将大部 工厂撤至更远的后方，尚能继续生产以支援前方的需要。以新经济区的湖南 株州为例，用德国技术与机器所建立的新兵工厂，当时已能製造二○、叁七 、七五与一○○公厘 (mm) 之各类型之轻重砲与其弹药，一九叁八年五月正 式开工，但在秋季即因武汉沦陷而被迫迁往至重庆。(注一四七)同时德国技 术顾问及兵工专家与我国兵工署合作所成立的各种武器，化学战及防毒研究 或测试中心也多安全地迁至后方。(注一四八) 十二、结 论 吾人很难预测，即使战争能稍延后数年，「叁年计划」是否可以全部按 期完成，不过按照当时的中国财力而言，的确是个很庞大与吃力的计划，而 且几乎要全部依靠开采出来的钨沙来换取德国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当时的铁 道部长张嘉璈即当批评过「叁年计划」过于理想，不顾政府的财力，低估在 华南开采矿业所需的费用与时间。张氏两年前(一九叁四年)曾任中国银行总 裁，与奥托倭夫公司签订过建筑浙赣、湘赣与湘贵等铁路的合同，主张以此 为模式，采稳健的步骤，以发行政府债券来发展新建设，再以开采出的矿沙 支付利息，等一项建设完成后再从事另一项建设。(注一四九)但彼却忽略中 国是在非常状态与日本侵略压力下，必须要以大刀阔斧的行动来推动发展。 故蒋廷黻批评张嘉璈既是「行动内阁」的阁员，却恐惧「行动」。 (注一五 ○) 中国抗战前十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力求国家统一建设与应付日本侵略的 交织史，当时我国的条件、财力与经验都不能单独担当此一重任，故希望寻 找一个国家帮忙或与其合作，而唯有德国在多方面(并非全部)能符合此项资 格。故中德合作就是在能满足双方部份的需要情况下而产生，先由一组德国 退伍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进而导引其国内工业组织研究在华投资的可行 性以及若干公司与我方合作从事经济建设与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最后导致 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我国的「叁年计划」也就是这种合作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方发展华南中部之工矿业，俾能供应德方更多的钨以配合其重整军备的需 求；德方也给予我国信用贷款、技术援助与军火供应，以助我国抗日战争的 准备工作与国家走上工业化。 但此种合作基础并非十分稳固，任何重大情势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合作的 进展，中德两国国情、政治制度、所处之地理位置以及面临的敌人都不尽相 同，而且合作的目标不但无法一致，最后还会互相抵触。合作中德方主持的 机构是陆军，其目的仅在希望获得较多的战略原料，突破处于劣势的现状， 期待有一天能够壮大与增强其战斗潜能。此种欲望却被**利用成为发展 第叁帝国与独霸欧洲的工具；而我方却希望藉着与德国的合作以增强抵抗日 本侵略的潜力，甚至有一天能改变后者在华已造成之侵略成果。故中德关系 存在着一项潜在的危机，**德国把日本看成盟友以对付其头号敌人──苏 俄；而我却希望藉着德国的援助以抵抗日本进一步的侵略；后者也就是利用 这个矛盾尽可能破坏中德间的合作。此种复杂的叁角关系可以表面上维持一 段时期，但终有一天会有裂痕出现，潜在的火焰会冲出裂口，把整个合作的 基础全部毁灭掉。 多数历史家认为「西安事变」是促使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要原因 ，理由事前一事变使中国表面上统一，**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准备一 致对外 (日) ，但在此同一时期内陈济棠反叛的流产与广西事件的解决，均 使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日趋坚固。且后二者 (两广) 的实力远较共党大过十数 倍，也同样地会使日本恐惧，提早发动战争，以免后患。但侵略者所真正顾 虑的倒不是中国政治形式或内在关系的变化，而是在作战的潜力，包括工业 基础已开始在增强，如果让第一个「叁年计划」完成，即会有第二个叁年计 划随之而来；如果让第一个一亿马克德国信用贷款及中德以货易物协定交易 成功，第二个亦会接着而来。中国表面的政治统一与团结不足以威胁日本， 盖后者一向认为前者是一盘散沙，但中国在日本盟邦──德国协助下发展强 国强兵之计，则不能视若无睹。以往柏林外交部对日本的质问与抗议总推说 是其国民 (顾问) 个人的就业问题与其公司的商业行为，然在一九叁六年中 德签有官方协定之后，德国陆军居然还派遣**最宠信的将领──莱谢劳 (Waltervon Reichena) 赴华研究如何改组顾问团(变成官方)与装备中国军 队问题，(注一五一)故「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所要求德国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回顾问与停止中德交易，并且威胁如果此事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将会 退出上一年所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注一五二) 德国政府一直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感到困扰，尤以在一九叁叁年希特 勒执政后为敷衍陆军的需求与实现其个人的政治理想而感到左右为难，中日 战争为希魔的窘境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中日两国中只能选择一个朋友，就 权衡商业利益与现实的政治考虑中而择其强者对独裁者而言是一种必然的结 果。但在十年的中德合作史中也不乏有真正热爱中国的德国朋友，为中国抗 战基础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法肯豪森与奥托倭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希特 勒命令顾问团撤退与终止中德贸易后，此二人(在德)仍然尽力为中国利益而 努力，(注一五叁)另外有数名顾问不顾在德家属安全，拒绝接受其政府回国 命令，前往重庆加入我国抗日的行列。(注一五四)就是在这种合作的精神下 ，我国抗战前的国防武力与工业基础方能发展一个雏形。可惜日本不准我国 再往前更进一步，但是中国人抵抗的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脆弱，配合高旺的 民族精神、广大的空间以及蒋委员长的卓越领导，使日军愈陷愈深而不能自 拔。

[专题]抗战早期的国民党陆军德械师简介： 摘自：《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德国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之背景分析 傅宝真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 一、绪 言 我国在抗日战争时，尤以至日军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加入对日作战的前 四年中，能够与具有世界一流武力的日本单独对抗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战 前中德两国合作发展在华南之工业与矿产已稍具雏型，而且中国的防卫武力 也刚开始训练到可以担负现代战争的重任，所不幸者，日本并未允许我国能 有充足之时间达成下一个目标，一方面试图利用其与希特勒德国的同盟关系压 迫柏林当局停止或至少不致扩大对华援助，再一方面当其惊觉到阻止中德合 作效果不彰及中国渐趋团结与统一之际，唯有及早选择全面战争之途。 即使战争摧毁了中国刚刚萌芽的工业及开战初期德国顾问所训练的中央 军主力亦在上海保卫战中丧失殆尽，然在中德经济合作下所建立的工厂却部 份拆迁至更远的后方，继续生产以供应前方的需求以及支援战时的经济，在 最艰苦的阶段，我国海岸线与港口几乎全被日军占领或封锁，海外补给断绝 ，德国援助停止，其他列强袖手旁观，但后方兵工厂所能生产的军火尚可勉 强供给前线的需要，出乎日本军阀与英美人士的预料之外，中国的抗战居然 支持下去，且愈战愈勇，愈挫愈战之势，考其原因即在中国当时已有雏型的 工业基础，用以支持抗战，不再像以前的「九一八事变」、「五叁济南惨案 」或军阀及满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被日本任意欺侮，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已有 稳固的领导阶层──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而这个领导阶层是战前非**德 国人士愿意合作的对象，奠定当时的工业基础；战时更有不畏艰险的中国人 民将刚安装好的工厂机器拆开与零件卸下，用人力搬至更远的安全地带。 本文的宗旨即在分析从一九叁四年至一九叁七年间中德合作在中国南方 内陆所发展之工业区，计划开发区域之范围包括江西、湖南、广西与贵州等 省，也就是沿着浙赣与湘桂等铁路，当时中国政府与德国几家大公司签订数 项合同，修筑浙赣等铁路，并将之延伸至贵州之贵阳；也就是从我国东南沿 海之杭州修建一条贯穿长江以南与西南蕴藏丰富地下资源广大山区之铁路系 统，藉以开采与发展该区，使之成为未来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基地之一。 本文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来自德国政府与在华担任顾问之档案以及当时 与德国合作筹划的资源委员会主持人──翁文灝先生之若干有关资料，我国 政府很少保留此方面的资料，也许是身处乱世，首都一迁再迁，有关的文件 非无即毁，同时也可能因当时中德合作极端保密，真相不易为外人所知，日 久渐为人所淡忘，但一件纯粹发生在我国国土内的事件，却处处需要仰赖国 外资料却是值得国人深思，抗战前数年中德关系非常密切，德国对中国的援 助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国内学者很少注意或甚研究此一问题，缺乏适 当的资料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前数年台湾的历史学者掀起了讨论抗战前 十年建国的热潮，并认为此段时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最成功的例证 ，誉之为「黄金十年」，但讨论会很少提及「德国援助」或「德国因素」， 过去的「友情」或「朋友的帮助」会因时间的久远而冲淡记忆，也容易将成 功大部归功于自身的努力，何况当时**政府未顾及友情，停止援助及召回 在华的顾问，后来又因承认汪精卫偽政权而致断绝邦交，至日本偷袭珍珠港 后中德处于敌对状态(我国向德意日三国集体宣战)。但历史学者应该持公 正态度追寻史实，则是不容否认的，**德国或法西斯集团与援助我国的非 **人士及机关是应该划分清楚的。 二、中德合作的历史背景及两国关系之回顾 「以夷制夷」是中国历史上对付外人的一项传统策略，但具体的「师夷 之所长技以制夷」却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大特征，如何地寻求外援 以及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资本以抵抗外侮或发展现代化之国家更是在正式与近 代西洋文明相接触后或至少在一连串败于外敌之手后才逐渐体认到的。德国 在此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最早之例可溯往至明末清初来自现今德国 科隆市的日耳曼人汤若望，汤氏属耶穌会之传教士，一度协助明廷製造火砲 以防御满州人之入侵，明朝覆亡后，汤若望復任康熙(太子时)之师傅，传授 西方科学观念，使其成为中国唯一大略瞭解西洋文明进步的皇帝。(注一)可 惜后继力不强，不久传教士被人诬害，虽得平反，但又因内哄及捲入宫内纠 纷，在雍正年间几被全部驱逐出境。(注二)使国家一度有机会可能步入现代 化之旅程为之中断近两个世纪，盖当时并无「师夷之所长技」的强烈刺激力 或压力，整个社会结构仍停滞于如金耀基先生所称的一种内在缓慢性移动的 平衡(Moving equalibrium)。(注叁) 鸦片战争后或至少在中国连续败于西方列强之手后，有识之士遂产生一 种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认为有不得学西方之长处，「师夷之所长 技」诚非传统中国社会所愿，亦非在当时环境所能全部实现，(注四)缺少有 如同期明治时代日本或稍早彼得大帝时代俄国之强有力的领导阶层及全盘计 画，仅靠少数具有零星新观念人士之推动，注定不会有显着之成果，李鸿章 可以算是第一位试图引用「德国经验」或(以现代的术语来说即可称)「德国 模式」以做强国强兵之发展，同时也可以用已对抗英国在华之优越势力，以 便同时收「师夷之所长技」及「以夷制夷」之效。李氏认为德国对华无领土 野心，可以结交成为忠实朋友，为了平衡英国在中国海关的垄断势力，清廷 聘请前德国驻海关监督德璀林 (Gustav Detring) 当任李鸿章之主要外交顾 问，(注五)北洋舰队之订购大部来自德国，德国要塞专家负责建筑负有北京 海防安全，且为中国最重要之军港──旅顺之要塞；防卫大砲则由德国最有 名之克虏伯(Krupp)砲厂提供，(注六)但在此俾斯麦时代之德国(一八七○年 代及一八八○年代前半部) 国策仍无法脱离相当保守之欧洲大陆普鲁士型之 强权政治，无强烈之野心向海外扩张，以避免造成与英国的对抗；(注七)而 所要关注者渠为其本身在欧陆之安全，孤立法国，并鼓励其积极向海外扩张 殖民地，使之忘却普法战争之仇恨，形成俾斯麦对外政策之核心。同时德国 亦鼓励俄国东进，使之儘量减少对欧洲事件的过问与法国结盟的可能性。 在此种情况下，李鸿章聘用前德国驻天津总领事穆林德(Mullendorf)担 任其对韩外交政策顾问正符合德国之意愿，因此穆氏并未忠于我国在韩之权 益，且秘密与俄国勾结。中法战争时，李氏原欲德国运用其影响力或牵制力 缓和中法冲突，但此与前述之德国国策相违背而未见效，(注八)李鸿章从此 不再对德国寄予希望，转而寻求俄国援助以制日，一八八五年以后北洋舰队 不再有新舰订购自德国，但对于聘用德国顾问一事并未中断，德国政府亦因 对华之贸易与军火武器之输出，鼓励清廷雇用其军事顾问，并给予应聘人员 种种便利，(注九)但我国首次具体的试用「师夷之所长技」以及「以夷制夷 」在甲午战时遭受到严重的考验，同时也证明「师夷之所长技」也绝非从「 船坚砲锐」单方面下手所可见效。 甲午战前数年，俾斯麦时代普鲁士型的德国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具 有极浓厚帝国主义色彩与世界强权的威廉二世时代，其在远东国际政治最突 出的表现即在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强租胶州湾与在八国联军的领导地位，但 在一九○七年以后，德国在国际上日感孤立，颇有倡导中、德与美三国联盟 之议，(注一○)此议虽未能实现，但中德两国在此阶段的文化、贸易与经济 关系却异常密切，(注一一)国人对德国有着不同的观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国内机会主义者认为对德宣战可以收回以往失去的权益，且可增进中国 的国际地位；甚至亦有欲藉此达成其政治目标或野心，唯有国父 孙中山先 生其所领导的(在野)国民党却不主张对德宣战，此举不但造成当时的南北分 裂，(注一二)亦奠定日后中德合作的良好基础，孙中山先生所欲建设的理想 新中国，在若干方面颇有以德国，尤以俾斯麦所缔造的第二帝国为模式，此 在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俾氏的社会福利、劳工及政府 控制国家重要工业 (如交通) 等政策均足为叁民主义所参考，(注一叁)实业 计划中的国际共同开放中国的构想是希望当时先进国家的技术与资本能配合 我国的丰富资源、充沛的人力以及广大的市场，合作来开发中国，以谋彼此 的利益，但孙中山先生并未列举以何种方式才能吸引外国投资与引进其技术 ，也为排除或偏向任何国家，只要能与中国平等合作。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与我国和平相处，而又能真正帮助我国之国家 ，只有美德二国，但美国由于第一次大战后孤立主义的影响，不但政府不积 极参与此类国外的合作，也不鼓励民间财团在其认为不安全地区投资或贷款 援助外国政府，(注一四)故孙中山先生只有把希望寄存在俄德二国，俄国虽 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予以相当的援助，但事后证明其具有新型的帝国主义色 彩，对中国的祸害而又无法估计，(注一五)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在积极争取德 国的援助。 谈起孙中山先生与德国的关系有很复杂的背景，但简单地可从思想与政 治行动方面分析，后者已有相当可观的中外资料将真相公布于世，无需在此 详述，主要起源于第一次大战时对德宣战问题及其所引起的南北分裂 (一九 一七年) ，由于孙中山先生对德颇具好感及反对宣战，导致若干合作之企图 以推翻段祺瑞内阁及援助南方之革命政府，(注一六)但计划均未实现，战后 中德命运相似，均遭列强压迫，本应彼此互助，但限于现实环境及德国不愿 再捲入远东政治纷争，通过正常的政治管道援助未被承认之南方革命政府似 为极不可能之事，但孙中山先生并未死心，在接受俄共援助的同时，亦试图 透过非官方管道(退伍军人与工业界)寻求德援，有资料显示是遭莫斯科之压 力而中止，(注一七)然而在其病逝前(一九二五年)在派员与德方有数次接触 ，以图组织一顾问团与经济援助开发中国南方，(注一八)并有少数德籍人士 已在广东工作，(注一九)由此奠定了北伐后中德合作的基础。 中山先生所以倾向德国，主要在于两项中心建国思想：「知」与「防患 于未然」。认为可能较其他国家更易获得实际之益处，所谓「知」即是「知 难行易」之知，亦即英文之 Know-how与德文之Kenntnis或Erfahrung，德国 不但在科技的知识上有卓越的表现，连在建国经验亦有多处值得我国借镜， 俾斯麦时代经济、社会与甚至外交政策之制定均详细地考虑到如何防止未来 所可能发生的弊端，孙中山先生很景仰当时德国所采行的社会福利、劳工保 险、解决劳资对立以及防止资本主义过份膨胀政策，民生主义也采取了其中 若干精神，尤以计画将交通(铁路)、邮电以及若干重要重工业收归国营。抗 战前中德经济合作的重心，即以此种理想为蓝图。 叁、早期合作之分析 由于俾斯麦的继承者并未追循前任的平衡外交政策，而导致俄法二国结 盟，最后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因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 但军力缩小，若干新武器也不能拥有，造成生产力过剩与为数甚多之无职军 官自谋出路，导致军事专家服务国外，最初几年以苏俄、土耳其与南美诸国 最为明显。(注二○)此亦为和约所禁，同时德国工业界与陆军亦密切合作， 后者以秘密基金资助前者在国外附属之公司或工厂生产某些被禁之武器，再 销售其他国家测验其性能，甚至有时亦设分厂或以合作方式生产，藉以换取 德国所极端缺乏的原料(如稀有金属)。国外的军事顾问在此方面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同时陆军将领也深信德国终有一天会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届时 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战略原料，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经验，德国早在一 九二○年代初即已开始蒐集各国之战争潜力与资源，并贮存国内所缺乏的原 料，以备未来扩军与战争之用，(注二一)但在一九二○年代初期，可能中国 军阀连年混战与政局的不安定，尚无法吸引德方的注意力。 一九二○年代中期前后，也许由于孙中山先生已在南方建立革命政府并 与德方数度接触，联络的管道终于建立，聘用顾问与引进德国技术一事虽未 成功，然在北伐期间驱逐俄国顾问后，转而与德国合作是极自然之事，德国 军事顾问团的组织虽不必在此详述，然其附带所产生的数项事件，却为未来 中德经济合作之建设新中国舖下道路。 (一)首任团长包尔上校(Max Bauer) 极力强调其本人是蒋委员长之经济 ，而非军事顾问，顾问团主要工作是在协助中国经济重建，团内的组成份子 包括甚多之技术专家，其中有一名地质学者开培教授 (Prof Keiper)被负与 调查及计画开采我国长江以南矿产之任务，(注二二)形成稍后发展华南工业 区之基础。 (二)北伐成功前后，由于聘用德国顾问，我政府对德展开一连串的外交 攻势，希望获得柏林官方之支持，除派遣元老外交家蒋作宾先生出任国民政 府首任驻德公使外，并有两个军事代表团与一个经济代表团，分别由陈仪、 张治中与孙科率领，访问德国各地，试图磋商中德军事与工业合作及学习德 国之长处，孙科是希望将孙中山先生计画建设新中国蓝图 (实业计画与建国 大纲) 之基本概念让有关德国人士有一番认识，进而争取其资本与技术，来 开发计划中最重要的十万公里铁路之修筑，新(大)港口之建设以及重工业之 发展，并且认为个别的德国工业家与公司财力有限，势需彼此合作，幕后有 政府的支持，方能担当此一庞大之工作，(注二叁)然而柏林外交部可能根据 其驻华公使馆的报告，怀疑孙科代表团之权限(究竟代表政府中的何种派系) ，(注二四)再加以德国政府正在此时改组，中间偏右的内阁被中间偏左者所 取代，该国的注意力由工业界利益转移至劳工问题。(注二五)包尔在华组织 顾问团是否能给德国带来困扰，已在议会引起激烈辩论，政府实在无意在其 认为不太安全的地区(亦根据驻华使馆的报告)从事冒险或投资。 (叁)但孙科访德却引起德国工业界来华投资的兴趣，该国工业联合总会 (Die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华 访问与调查投资的可行性，(注二六)该团由数位工业巨子与银行总裁组成， 但行期却因中德两国国内情势与世界经济状况延至一九叁○年春季。中国官 方与民间对这些当时唯一与我国平等相处而又无政治野心的强国访客寄予无 限的期望，多认为是帮助建设新中国最适当的友邦，代表团访问全国各大城 市，当赴东北工业中心参观时，北宁铁路当局特备头等专车，供予最佳的食 物与招待，在天津的一项欢迎会中，前与孙中山先生对立的皖系军阀总理段 祺瑞居然对访客表示一九一七年对德宣战一事之歉意，并声称其往后将永远 是德国的朋友，(注二七)可见当时国人不分党派，均热望一个新中国的出现 ，但另一位商人却表示其对当时在华军事顾问团的看法，认为德国应多派此 类的工业代表团，而非「法肯汉」来华。(注二八)此时包尔已经逝世，其继 任者正在协助 蒋委员长部署中原大战，也因顾问团参与中国内战，转移了 包尔原有协助中国发展经济之梦想至纯军事性之参谋，训练与作战计画之设 计，(注二九)使其成为权力政治斗争的工具，蒙受若干批评与不白之冤，直 至一九叁四年色克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 接掌顾问团与出现较 前几年稳定的和平局面前，中德间经济方面的联繫工作大部由德国工业联合 总会承担，(注叁○)不过在此阶段，由于中德两国国内情势均欠稳定，并无 具体成果出现。 代表团返回德国后，向工业联合总会董事会提出一份详尽的报告，内中 指出，中国目前的动乱并不适于德国大量投资，但却相信内乱不久即会结束 ，中德合作的前景仍然非常乐观，工业界应为未来铺好道路，奠定合作基础 ，(注叁一)代表团团员可能由于在华受到热情的款待，体认中国是一个重人 情味的社会，搞好人际关系是办事成功的秘诀，故建议设法培植中国政府中 的亲德派(或势力)，支援在华德国顾问的地位与助其增强对中国领导阶层的 影响力，必要时不惜使用金钱以达到目的，同时报告亦建议加强中德文化交 流，提供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的机会，支援在华受有德国影响的文教机构 (如 国立同济大学等) 与德侨之传播媒体(如德文报纸等)，此种所谓「文化宣导 」(Kulturpropaganda)在一九叁○年代的确发生相当效果，我国留德学生人 数大增，虽然还赶不上留英美者，但却为中国造就不少优秀人才。(注叁二) 德国政府也很重视代表团返国后的报告，一九叁一年二月由教育、商务 及文化等部与工业联合总会代表举行一次会议，商讨相互协调与财政支援中 国年青的一代前来接受技术教育与在德获得实际工作经验，(注叁叁)但最感 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扩展中德贸易中，给予我方信用贷款以购买德方的工业 品与机器，此时正值世界经济不景气，德国国内失业问题异常严重，工业界 相信与中国合作可以解决部份问题，(注叁四)但我国政府当时财政非常困难 ，不可能有太多的外匯支付对外贸易，如果合作，德国工业巨子与银行界势 需给予我方信用贷款，此却需德国政府的担保或核准，而柏林外交部往往根 据其北京公使馆的观察，总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以往的北京政府并无多大 的不同之处，有时连自己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那里还有能力履行合约的 义务，所以不赞成德国厂商在华从事冒险的交易。(注叁五) 事实上，德国当时也非如今日有丰富的外匯存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 费及战后赔款使其国库之财源几近枯竭状态，一九二○年代中叶新马克之发 行系以德意志境内之不动产为抵押，战后经济的復健工作多赖美国的信用贷 款，此时美国亦遭受经济不景气，且资金多移用于国内，(注叁六)但德意志 国家银行总裁希培尔(Schippel，亦是访华代表团团员)认为贷款给中国以增 强对华贸易对德国是一个生死关键，并将此意通知财政部长，(注叁七)后者 将此事报告给总理白鲁宁(Heinrich Brwening) ，(注叁八)德国政府虽在此 时面临种种政治难关，仍然召开阁员会议，并成立一委员会研究此事。 (注 叁九) 不意此时 (一九叁一年春夏之交) 奥地利银行发生危机，波及到包括 德国的中欧国家，德意志国家银行在一周内失去两亿马克的外匯存底，柏林 银行亦在六、七月间发生挤兑现象，被提出两亿马克的存款，协约国家 (以 法国为主) 不得不同意德国暂停赔款一年，(注四○)年前代表德国工业商界 访华之团员雅谷比博士 (Dr.Jacoby,亦极力主张贷款给中国) 所拥有之银行 ：Danat 或称Darmstadter und National Bank ，也于七月十叁日关闭，跟 着其他银行休市叁周。此一连串事件不但打破了早期经济援华的希望，亦加 重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在一九叁叁年初取得政权，不过在此 阶段中德间的联繫及双方为合作所做的努力，却为一九叁叁年后的互助舖下 了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 四、「九一八」事变后刺激我国发展工业的因素 随着世界现代史上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九叁一年在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与一九叁叁年初在欧洲德国的国社党执政，给中德军事与经济合作带来 新的冲击力，又正巧此时在华继包尔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长之魏泽将军(Ge- neral Georg Wetzell)与我方军事将领相处不睦(包括蒋委员长)，导致战后 德国新陆军创建人色克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 被邀来华瞭解真 相，(注四一)最后接掌该团，以其声望及与德国军方、工业界之关系，逐展 开中德合作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强占我国东北与长城重要关口，进而威胁平津一代安全，不但使全 国有识之士，不分党派(除**外)，认为有团结一致、共抵外侮的必要， 同时也体认到国力的有限，东北的丧失使我国失掉最重要的工业区，包括占 当时全国五分之一的疆土，一半的铁路，五分之四的钢铁矿产，十分之一的 关税以及最大的兵工厂，(注四二)如果未来能够有效的抵抗日本进一步的侵 略，势必需要在不会受战争威胁，而且在具有丰富矿产的地方另发展一个工 业区，同时也可以有计划地开发当地的地下资源以换取德国的机器与技术援 助，华南与西南内陆符合上述条件，而且对外交通亦较其他地区便利。 「九一八」事变前我国工业发展虽仍本孙中山先生建国之理想，但政府 各部门并未能相互协调，不顾国家之财力各自设计出宏伟的发展计划。 (注 四叁) 事变后蒋委员长虽一度引退，但终因日寇侵略气势蔓延至上海而再度 復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中全力先安定国家内部，并动员全国有限 度之资源以便从事战争之准备工作，于是遂产生直属其本人之「国防计划委 员会」，最后演变成「资源委员会」之机构，专门从事国防经济规划， (注 四四)，发展与开采华南之矿产(尤以钨沙)以应中德合作之需求。 日本侵略我国促使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一次空前未有之大觉醒，体认到 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与有不分政治立场或见解共赴国难的必要， 以胡适为主，环绕「独立评论」刊物的学者表现的最为积极，(注四五)「书 生报国」使若干有名的教授与科技专家加入政府工作，其中最显着的例子要 算国际闻名的地质学者──翁文灝出任国防计划委员会之秘书长，(注四六) 对于协调政府各部会配合整体计划经济与重工业发展以便奠定未来抗日战争 的基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四七)彼与孙中山先生同样深信，支援其他 工业的重工业(如动力、钢铁、矿产与交通等)必须是国营，同时也认为引进 国外的资本与技术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注四八)但前者较后者更能提出较具 体的办法以促进国际合作。 翁文灝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并非留德学生或亲德派，但却体 认到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再抄老式(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旧路，而应以十九 世纪末叶与二十世纪的德国以及革命后的苏俄为模式，(注四九)由政府予以 适当的控制或规范。当时中德关系密切，且两国平等相处(已无不平等条约) ，合作对双方均会有利，但翁氏认为，国外投资者对中国工业发展已丧失信 心 (可能因为局势欠安定) ，而且投资的能力又极有限，(注五○)为了获取 外国的机器与技术，我国必须设法增加出口，以赚取外匯，且应减少不必要 的，(注五一)进口但当时所能出口的项目也不外于农产品、手工艺品与矿产 (注五二)，前二者能出口的数量极为有限，中国人口众多，如果粮食大量外 销，势必影响人民温饱，惟大量开采丰富的矿产，尤以湘赣地区尚深藏于地 下丰富之稀有金属如钨等，(注五叁)正为德国重整军备所急需，如果经由中 德经济与技术合作之途径，以贷款与机器助我方开发此项资源，再换取发展 国防与其他工业之援助，实为两全其美之办法。此后数年间 (直至抗日战争 爆发时) ，我国的钨产量与其输德量均增加数(四)倍，其原因即在于此。 五、希特勒执政后刺激德国与我国合作之动力 德国此时正值希特勒取得政权，为中德军事与经济合作铺下一条可行的 道路，以一个具有种族偏见 (自视日耳曼人为最优秀之民族) ，而又想与日 本结盟以征服欧亚大陆的狂人及其政党，不可能对中国具有好感及有心与之 合作，同时希氏的治国构想中根本就不重视以国际贸易来互通有无，因为如 此反而会造成与英国的对立 (发展海军亦然) ，牵制了其东进 (Drang nach Osten)的梦想，在快速征服东欧与苏俄的闪电战中，德国很容易在新建立纳 粹日耳曼式(Voelkish Deutsche) 的农业社会中获取所需要的原料以备下一 次的征服战，过份的工业化以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或争取海外市场，反而 会污染德国美丽的天然景观，(注五四)六十多年前的希魔即有此预感，颇值 得吾人回味。 但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希特勒又不得不迁就陆军将领的想法，后者并 不同意前者之天真梦想，(注五五)战争有些无法控制的因素会随时出现，上 次大战希里芬作战计划未能成功便是显着的例子，而战争一拖长，德国即因 为贮存足够的战略物资居于不利的地位，最后终至求和，陆军的看法颇受若 干工业巨子与当时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 Schacht)的支持。一九叁四年希 特勒正式撕毁凡尔赛和约，公开走上整军之途，武装部队之重整由陆军与国 防部承担；经济重整以支持未来之战争机器则由沙赫特负责，陆军、国社党 与大企业界彼此利益符合，相互利用，暂时形成一个联盟，(注五六)沙赫特 与国防部长布隆保 (W.Blomberg) 在此联盟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往后予 我国各种信用贷款及支持在南京之德国顾问团，二人均曾出力不少。 沙赫特在中德合作过程中之德方地位颇似翁文灝在我方之地位，以一位 非国社党员担任希特勒政府中重要部门之首长，在经受数年经济不景气后及 欲图重振德国在世界声威的需求下，其首要之工作在重建国家之经济与军事 实力 (希魔即以此做为其日后侵略其他欧洲国家与发动世界大战之赌本，故 沙氏在战后纽仑堡战犯审判中被判刑) ，但当时德国的情况比当时的我国好 不了多少，柏林政府负债累累，一九叁叁年秋季 (即希魔执政后半年) ，时 沙氏任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 (一九叁四年六月方兼任经济部长) ，宣布对外 债暂停付一年，復于次年颁布工业原料贸易管理法规 (Law Regulating the Trade of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以便控制德国对外贸易政策。 (注 五七) 在此新政策中，沙赫特准备以政府津贴支援对继续重整军备所急需之战 略原料进口贸易，其中包括清偿与以货易货协定，进口特许执照以及补助出 口货品以降低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与增强其竞争力，藉此可换取更多的外匯或 所需的原料，(注五八)当时德国的贸易颇似今日之台湾，多集中在美国与欧 洲市场，此二区人民购买力高，价格不会受货品品质之影响，但现今像台湾 欲分散市场至其他消费力较低之区域，政府必须予以某种奖励与补助，因此 传统之公开与多边贸易逐移转至与原料供应国之双边贸易，尤以外匯缺乏之 国家，索性即以以货易货之协定，以应重整军备之需求，(注五九)南美诸国 与我国即为此新政策努力之重要目标，军事顾问团在这些国家一向担任与德 国沟通及联络的角色，此时的地位更显重要，(注六○)此时又正值色克特在 **执政不久来华接掌顾问团，以其在德国陆军中(甚至在柏林政府中)之 声望以及在蒋委员长心目中之地位，较其他顾问更易将德方整军所需之原料 、我方建军武器之供应以及奠定未来抗日战争基础之国防工业、战略铁路与 防卫系统等问题，合成一体以谋解决。 六、色克特将军被邀来华的经过 一九叁叁年可以说是中德军事与经济十年合作史(一九二八至一九叁八) 的分水岭，在此前五年，中德两国均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虽性质与程度不 同) ，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但该年**取得政权后，虽亦面临党内 与国内的种种挑战，然大体尚能稳定局势；(注六一)而我国亦在当年五月与 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为求「攘外必先安内」而暂采妥协之措施，以换取华北 的和平、同年十月对盘踞在江西的Ｇ军，展开最后与最大一次的围剿 (第五 次) ，预计彻底消灭Ｇ军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蒋委员长在此时的 领导地位较以前任何时期更为稳固，除少数野心政客与残余军阀尚存有离心 之念头，全国各阶层，尤以知识份子，均体认到在此国难当头，国家必须要 有强固的领导重心。 由于中德两国同在一九叁叁年后呈现较稳定的局面，仍能为彼此间的合 作奠下一条路基，但实际开闢此条道路的却是色克特，一位在德国与世界军 事史上均负盛名之军事组织与战略专家。色氏之一生事业象征着普鲁士型战 争机器组织的一项特点──参谋长，彼即是沿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参谋长做直 线型地上升，而最突出的一次是在第一次大战时第十一军团任内，协助时任 司令的麦肯逊元帅在一九一五的哥利士(Gorlice) 附近突破俄军防线，进而 席捲俄属波兰全境与攻入俄国本土，(注六二)此役与一九一四年在东普鲁士 境内坦能堡战役 (Battle of Tannenberg) 齐名，均重伤俄国士气，导致一 九一七年的共产革命。 色克特在第一次大战后的一九二○年至二六年间担任德国新建之陆军总 司令，但我国绝大多数史书均认为其担任国防部长可能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所 致，由于凡尔赛合约的限制，德国只能拥有一支十万官兵的袖珍陆军，故色 氏在当时面对国内外最复杂的环境，将其铸造成一座防卫德国安全的铁塔， 不受任何政治风暴的污染，使其中每一个份子(军官与士兵)都极近完美与坚 固，(注六叁)以备未来在适当时机做无限制的扩充；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能发挥强大的威力，其基础即由此奠定。蒋委员长邀请色克特来华，亦即 想借重其在此方面的经验，但色氏的真正贡献尚不止于此。 早在一九二六年色克特被兴登堡总统 ( Paul von Hindenburg, 即指挥 坦能堡会战之名将) 免除陆军总司令职务时，我国即有意请其来华，但事未 成，(注六四)一九叁二年当顾问团发生领导危机，以及蒋委员长在强敌谋我 日亟时欲知强国强军之道，色氏又被邀来华。(注六五)第一次是在一九叁叁 年春夏之交，主要在观察我国建军与顾问团推行工作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 及提出具体的意见，临行前呈上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 (Denkschrit for Marschall Chiang Kai-shek) ，(注六六) 其中除了建议军事指挥系统的统 一、军官教育的现代化、军费审计的严格控制与人事升任必须根据公平之标 准外，还强调我国当时需要一段和平时间以从事国防建设，以及从长期的观 点看，发展现代化武力绝不可依赖国外武器的入口，而必须拥有自己的军火 工业，与欧洲军火公司的合作以及吸取其技术是我国从事抗日战争准备的首 要工作。色克特在此首次提到以中国的矿产直接交换国外机器与技术援助。 (注六七) 蒋委员长与色克特几次晤谈以及看到「陆军改革建议书」，对后者之才 华大为欣赏，(注六八)遂坚持其需再度来华，以便执行书中所建议之各点， (注六九)经过多次书电往返，面临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与色氏本人的健康问题 ，此位六十八岁的退休将领为了顾及双方利益，最后仍同意前来，推展中德 经济与军事合作最成功的一个阶段。(注七○) 七、色克特将军与我国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色克特第二次使华是从一九叁四年春末至一九叁五年春初，共十个月。 抵华时正值江西剿共已近胜利阶段，该省得重建以及整个国家均期待由此可 以进入一个较安定的发展时期，色氏并不主张剿匪战役结束后立即裁减大量 的军队，因为中国的局势仍欠安定。(注七一)但是估计仍有六十六万的士兵 会因战事告一段落及发展现代化的武力而陆续的解甲，(注七二)当时政府并 无如现今的完善荣民退休制度，如不做妥善的安排势必会造成社会的严重问 题。德国人很重视华南一带的矿藏，如果能做有计划的开采，必须要将机器 与设备运入，然后再将矿产运出，修建铁路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也可以在矿 区与铁路附近建立工厂与兵工厂，如此可将部份解甲的战士投入生产与建设 行列，(注七叁)当时此区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依照德国顾问所拟具的防 卫计划，未来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华北与华东一带，凭藉长江的天险及其要 塞，华东的坚强防御工事与坚守华南广州唯一可守与有价值的出海口，日军 很难进入此崎嶇不平的山区。(注七四)新计划发展的工业区可以部份支援抗 战的需求，但德国顾问的战争概念乃是根据第一次大战的防御思想，未料到 未来战争的机动性。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广州与武汉即陷于敌手，进而威胁 到江西与湖南工业区的安全，新建立的工厂不得不迁往更远的后方或自行炸 毁，不过由此却将中国近代传统工业集中在沿海与外国订有条约的港口逐渐 移往内陆。 色克特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一位干练的助手：法肯豪森将军 ( 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以备前者在健康情形恶化无法任职时，可 以接掌顾问团，不过即使色氏在华时，亦将团内军事性的工作大部份交与法 氏处理，而自己则集中全部的精力与时间解决中国国防经济建设所面临的种 种问题，彼坦诚面告蒋委员长，除非中国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否则现代化的 武力将无从建立； (注七五) 欲支援现代的战争与发展其工业，则需要建立 战略性的交通网路，以便在战争时可将部队与补给品迅速地运送至前线，并 可将工业原料与产品及时地运入与运出工业区。中国人已有足够的经验与技 术自建公路，江西在剿共时，德国总顾问魏泽建议省主席熊式辉将军修筑以 南昌为中心的战略公路，成果良好，有助于清剿后的经济重建与工业发展； (注七六)；浙江亦在朱家驊主持省政时建有很好的公路系统，(注七七)现在 色克特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如何引进德国的资本与技术，来帮助中国建造 战略铁路以及运输工具──汽车与飞机。 中国政府缺乏充裕的财源以从事各项建设工作是每位德国总顾问工作上 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即使德国大公司愿意给我国信用贷款，亦会遭其驻华官 员之反对或拒与担保，所据之理由除了中国局势欠安定与偿还能力较差外， 尚因中德贸易早已呈现不平衡状态，积欠德方数目可观之款项与应输出之原 料。(注七八)不过一九叁四、一九叁五年后德国官员态度略有改变，一方面 是因中国局势较前安定，再者也因在德有沙赫特与国防部的支持，色克特个 人的声望亦是促成改变的因素之一，但是有时贷款或合作的范围要缩小或折 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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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1、面对南越海军愈演愈烈的进犯和步步紧逼，耋耄之年的毛泽东思接千载，浮想联翩……最终，他大笔一挥，作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战争决策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但中南海内却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一天，中南海内外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尽管昨晚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但今天却起了一个大早。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他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一个敌对了20余年之久的大国总统尼克松，跨越大洋如约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原计划只和他谈15分钟，但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 　　 　　毛泽东为这次会晤而感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便可大大牵制一下中国北方大军压境的苏联，为中国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苏两国多次出现战争一触即发的严峻态势，但一切都正平安地成为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尽管耗费了中国大量人、财、物力，但却制止了一场战争，中国并没丢掉一寸国土，这已算非常难得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事物。然而，作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此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 　　 　　最近，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岁月如梭”。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它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梅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三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此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2、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做出相应决定，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五人小组（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注定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四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刹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撤退，连滚带爬，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讯设施，造成该舰通讯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 　　 　　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3、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曾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3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西沙海战胜利后，南越当局为捞回面子，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他们除了派出2艘驱逐舰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当天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我驻守在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已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感再打只能败得更惨，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缩回头去。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并试图通过南越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提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属于“中国内政”，无需联合国讨论。最终，因中国及其他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南越的无理要求遭到否决。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凝聚力。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策、指挥的这场西沙保卫战，不仅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它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并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成功范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海战使共和国的领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海，并逐步改变了过去“海军最重要的舰艇，几乎都部署在从未作战过的渤海舰队，而最为广阔的南海却仅靠一些轻型舰艇，甚至武装渔轮来守卫”的状况，从此不仅中国海军树立起了远离大陆作战制胜的信心，而且我国高级决策层也开始逐步调整海军部署，充实和加强我南海海域的保卫力量。从此意义上讲，西沙海战的胜利，为中国军队走向南海，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架参加过实战吗?怎么没弹痕，当时近距离空战还是不少的！ ＰＳ：不会是模型吧，对俄国战机不了解～

上高会战 -------------------------------------------------------------------------------- 1941年初，日军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保证占领区安全，决定对中国守军第9战区部队实施军事打击。3月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所属第33师、第34师和独立混成第20旅分3路秘密集结，企图分进合击于上高一带，歼灭赣西方面中国守军主力。以第19集团军为主力的中国守军在以上高为中心的10多个县的广阔区域内，与日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3月15日，日军先以第33师主力向上高方向进攻，独立混成第20旅向灰埠方向进攻。16日，继以第34师向高安方向进攻。中国守军第70军依照作战计划，于潦河两岸地区抵抗日军第33师，尔后实行离心退却，引诱日军第33师北进。日军第33师于15日占领奉新后，继续西犯，尔后北进追击第70军。18日，日军第33师进至上富、苦竹坳附近后，认为协助第34师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日沿潦河向安义返转。日军第34师于3月18日占领高安后，在右翼失去掩护的情况下，继续西进。中国守军第74军于棠浦、泗溪一线既设阵地，顽强阻击，第49军主力追截向灰埠进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此时，第9战区命令赣北第30集团军所属第72军由三都南移至甘坊附近，增援第19集团军。 20日，日军第34师向中国守军第74军官桥街、泗溪阵地猛烈攻击，独立混成第20旅在占领灰埠后北渡锦江。21日，锦江北岸日军进展至上漆家附近。中国守军第74军固守上漆家、石洪桥之线阵地，确保上高。锦江南岸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留守一部，被守军第49军及第74军第51师击破，亦退向江北。第49军遂渡江向北，攻击日军第34师左侧背，锦江以北守军第70军主力，在日军第33师撤退后，即向南袭击日军第34师右侧背。 22至24日，日军猛攻上高以东第74军阵地，并以数十架飞机支援。此时，第70军主力已南下至杨公圩、官桥街之线，第72军已进至水口圩附近，与由锦江南岸北上之第49军对日军形成包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进行围攻。 3月24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为接应其第34师突围，命令退向奉新的第33师再次出动。25日，又令退至高安的独立混成第20旅向龙潭街西进，掩护后撤。日军第33师以一部再行西进，至棠浦附近与被围的第34师会合。26日夜，日军主力由包围间隙突围向高安退却。 26日，第74军克复泗溪。第19集团军乘势追击、截击，至4月2日，先后收复高安、奉新、西山万寿宫及安义外围要点。 此次会战，第19集团军诱敌深入，抓住战机实施反击，迫使日军仓皇撤退，予日军以重创。 （卢烈明、欧阳晃军、张亚斌） 常德会战 -------------------------------------------------------------------------------- 　　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6战区部队在湖南西北部常德地区对日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1943年春季以来，为打通中印公路，中国军队在缅甸发动反攻。为此，陆续从四川、江西等地抽调兵力，转用于滇、缅。 　　日本中国派遣军8月28日制订的今年度秋季以后作战指导大纲规定：为了打击第六战区的主力部队，以动摇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和对向云南、缅甸地区调动的中国军队进行牵制，令驻防武汉地区的战略机动兵团第11军派出5个师团的兵力，向常德地区进攻。由于第11军兵力不足，中国派遣军从驻防沪宁地区的第13军中，抽安庆的第116师团和徐州的第65师团的3个大队，归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从9月末开始，向湖北沙市、石首间长江北岸-带集中部队。 　　日军第11军进攻常德的计划，分为2个步骤实施。第-步，预定10月31日渡过长江。11月2日，5个师团并列攻击前进。将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等压迫至渔阳关以西之山区后，向沣水北岸转进，从左间右，第68师团进至南县、安乡地区，第116师团进至沣县以东地区，第3师团进至沣县以西地区，第13师团及第216联队进至慈利地区，第39师团在宜都及其西南的渔阳河东岸及仁和至河口一线占领阵地，阻止第六战区的部队东进、保障进攻常德之4个师团的后方安全。第二步，进攻各师团渡过沣水后，右冀的第6师团和左翼的第3、第13师团，分由常德以东、以西向常德南方迂回包围，然后，中路的第116师团直接进攻常德。其具体部署是：第68师团由南县的三仙湖一带渡过洞庭湖，进至常德东南的汉寿、德山，阻止由南方来援之中国军队；第13师团由慈利附近渡过沣水后，进至慈利以南黄石镇、理公港之线，阻止由西方来援之中国军队；第3师团由石门地区渡过沣水后，迅速南下，进至桃园，控制沅水两岸，阻止由南方来援之中国军队和切断常德守军的南退通路；第116师团由沣县东西地区渡过沣水后，沿公路经临沣至常德城郊，尔后攻占常德。 　　第六战区对日军进攻常德的企图，事先已有觉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决心诱日军主力于沣水及沅江两岸后，依正面抵抗及外冀之向心攻击，将其压迫于洞庭湖畔而歼灭之。其兵力部署是：以第29集团军一部对华容、藕池口间日军；第10集团军一部对藕池口、宣都间日军持久抵抗，消耗敌人，以主力向沣水及沅江两岸集中，准备邀击日军。真正参加会战的约有30个师的兵力，共20余万人。另有中国空军第2、第4、第11大队，中美混合团及美军第14航空队进行支援，共有飞机约200架。 　　1943年11月2日傍晚，日军第一线各师团分别由弥陀寺至华容间地区开始进攻。第39师团4日拂晓渡松滋河时，曾遭到守军的坚强抗击。5日攻占松滋，当日晚进到茶元寺时，遭守军第66军猛烈反击，伤亡甚大。7日后，推进至渔洋河东岸，配置于渔洋关以南育儿山至枝江一线，构筑阵地，改为守势，以掩护进攻常德各部队之后方。第13师团4日渡过松滋河后、南下途中，在街河市曾遇到守军的抵抗。6日进至暖水街，在附近的蒋家坪、芭蕉溪地区，遭守军第79军强烈反击。激战至12日，推进至刻木寺地区，作第二步作战之准备。第3师团4日攻占公安。6日进至王家场、和尚洞地区时，亦遭到守军第79军强烈阻击，攻势稍挫。第116师团5日进至达泥湖以南的三汊脑时，遭守军阻击，进展迟缓。9日晚，与守军第44军激战后占领律市。11日下午，到达沣县以北地区，即停止作第二步作战之准备。第68师团2日夜渡过九都大河。3日攻占南乡，进至安乡附近时，守军第44军的部队不战撤走。6日占领安乡，即在该地作第二步作战之准备。 　　日军稍事整顿，从11月13日开始，按第二步作战计划向常德进攻。此时，第六战区的部队亦已加强防守和反击的准备。日军右翼第13、第3师团，齐头并进，进攻石门。守军第73军依托工事，坚守阵地。血战3日，该军伤亡达半，其暂5师师长彭士量阵亡，被迫向慈利以西转移。日军于15日占领石门，第13师团向慈利追击，第3师团迅速南进，击退沿途的阻击，于,11月21日迂回至常德西南的桃园一带，控制了沅江两岸。日军左翼第68师团，由安乡以南下鱼口乘船，在洞庭湖赤山岛北部上岸，于11月22日攻占汉寿。日军中路第116师团，以主力进攻沣县、一部由沣县西的合口渡过沣水，迂回至沣县以南进攻临沣。18日攻占临沣。19日沣县亦失守。在沣县战斗中，守军第44军全力抗击，战斗极为激烈，部队伤亡惨重，第150师师长许国璋阵亡，被迫南撤。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决定在常德附近围歼进攻的日军，命第74军第57师固守常德，第44军固守太阳山、太浮山、盘龙桥；令第100、第74军主力，由桃园西北地区亘慈利间向日军右侧背包围攻击。通过军事委员会另由第九战区抽调第10军及第58、第72军之各一部，逐次向常德增援。另令第18军由三斗坪向津市、沣县进出，进攻日军的后方。第57师兵力约1.3万人，师长余程万防守常德的部署是：所属第169、第170、第171团，分别防守城北、城西和城东。其防御体系是，在城郊利用水濠、障碍物筑成有一定纵深的阵地，在日军可能通过的道路和可能利用的地形之处，均埋设大量地雷，城内则堵塞街道，利用民房组成交叉火网，并打通墙壁，沟通各防御工事间的联系。 　　11月21日晚，日军第116师团经激战后攻占沅江北岸的陬市，22日进至常德以北五里岗一带，击退守军警戒分队后，占领黄土山。此时，日军第3师团已在慈利东南漆家河击退由长沙来援的第100军的部队，进至常德以南的木马山、甘家坪一带集结。23日，日军第116师团由黄土山向常德进攻，遭到第69团坚强抗击。在猛烈、密集的炮火和中国空军的火力击下，日军伤亡很大，并无进展。当晚，其第109联队长布上照中炮阵亡。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感到常德防守坚强，以第116师团单独兵力难以突破守军阵地，决定改变计划，增加兵力，由军直接指挥攻城。令第116师团从北、西两面进攻，第3师团一部由南面进攻，第68师团一部由东面进攻。调整部署后，预定25日发起总攻。 　　11月25日，日军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由四面围攻常德。城西战斗最为激烈、第170团先后有3位营长牺性。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长中烟护一在城南被中国空军飞机的机枪击中阵亡。日军连续猛攻3日夜，城内外形成火海，尸骸枕籍，守军仍然英勇奋战。28日凌晨，日军第116师团-部突入城内。29日，西、北、东门的日军均突入城中。遂展开惨烈巷战。守军与日军逐屋争夺，伤兵皆裹伤继续战斗。血战至12月2日，第57师仅存500余人，仍固守城西南隅数据点艰苦抗击。在此期间，常德外围第六战区第18、第79、第73、第44、第74、第100军以反包围之态势，向日军第13、第3师团进攻。第73军于24日收复兹利，第100军于27日收复桃园。 　　第九战区增援常德的部队最早到达的是由衡山来援的方先觉之第10军。遵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26日的指示，由右向左，按第190师、第3师、预备10师的顺序，并列向德山东西之线前进。日军第68师团和第3师团分由汉寿和常德城南向第10军进攻。27日，在益家冲东西之线遭遇、展开激烈战斗。29日，方先觉令第3师团第8团牵制当面日军，师主力由日军间隙突击德山，增援常德。30日夜，第3师攻占德山，日军多次反击，均被击退。12月1日，留第9团守德山，第7团钻隙挺进，突至常德汽车南站，因无船只，未能渡沅水与第57师会合，被日军包围，伤亡殆尽、仅少数人突围返回。第190师被日军第68师团阻止于益家冲以东地区，无法增援第3师。预备10师在益家冲与日军第3量师团苦战，师长孙明瑾阵亡，副师长重伤，至1日夜，全师仅存600余人。12月2日夜，常德城内守军第169团团长柴意新主动要求率部死守，以掩护师长突围。余程万率100余人于3日未明突围而出，柴意新团长等于当日上午全部战死，常德失守。当日晚，困守德山的第190师及其第9团己大部伤亡，团长张惠民亦已阵亡。师长周庆样率残部于5日由德山突围。同日，由第九战区来援的第58、第72军及暂7师等陆续来到，由欧震指挥，开始反攻。8日晚，收复德山，肃清沅水南岸日军。 　　12月3日日军占领常德后，第11军于6日接到中国派遣军的电令；"适时放弃常德，部队撤返原驻地。"12月11日晚，日军开始从常德撤退。12日夜，当其退至沣水北岸时，日本大本营"为了将来打通大陆交通线"，认为"以确保常德地区为有利"，令中国派遣军不要撤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当即令第11军准备重新进攻常德。但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部队已在严冬中作战月余，因受中国军队的有力抗击，部队平均已减员18%以上，目前第六、第九战区的部队战斗意志仍极旺盛，一直在主动寻找日军作战，而且从武汉至常德的兵站补给线太长，必将受到袭扰，部队恐难以保证供给，因而提出希望"停止这次作战，等明春作好准备后再开始"进攻。后又当面向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汇报，"要确保沣水一线，至少需增加3个师团"。几经周折，最后，大本营同意撤军。12月18日，日军第11军各师团从沣水北岸地区开始向原驻地撤退。常德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死伤25718人，毙伤和缴获战马共1384匹，击落敌机45架，击毁敌汽车75辆，击沉、击伤敌舟艇122艘。中国军队伤亡约3万余人。 湘西会战 --------------------------------------------------------------------------------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4、第3方面军及第10集团军在湖南省西部对日军第6方面军所部进行的转守为攻的战役。 　　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河道纵横，海拔1000米以上，绵延300多公里呈南北走向的雪峰山脉，是我国地形第二、三级梯阶分界线，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湘西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这一地区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湘西若失、贵阳危急，重庆将陷于不保。芷江处湘西边陲，在雪峰山脉的怀抱之中，是湖南进入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来为湖南西部军事重镇。 　　1945年初，芷江已成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4大队，苏联志愿军空军中队，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飞虎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轰炸机队）、第5大队（战斗机队）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1944年初至1945年8月，中美空军有大批鲨鱼式、野马式、黑寡妇式战斗机、侦察机、中程B－25型轰炸机、大型C－46式运输机聚集在芷江机场，最多时达三四百架。芷江不仅是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而且成为保卫大西南后方的钢铁屏障和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前哨阵地。 　　日军为了占领湖南芷江飞机场，维护湘桂(长沙至南宁)、粤汉(广州至武昌)两铁路的交通，于4月初集结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的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将统一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统一指挥下，以第4方面军一部守备新宁、益阳、邵阳之线，以主力在新宁、武冈间与日军决战；以第3方面军第27集团军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点，另以第27集团军第94军向武冈以东、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地区进击；以新编第6军空运芷江为预备队。 　　4月初，日军第47、第116师团分4路向第4方面军进攻。9日，第1路由黑田铺发动攻击，遭第73军逐次阻击，29日抵洋溪桥；12日第2路向邵阳西北石马江攻击，第100军一部逐次抵抗，28日进至上查坪，30日该部日军向现江等地攻击，遭第74军阻击，其攻势受挫；11日，第3路由邵阳向小塘攻击，受第100军主力阻击，16日，向白马山攻击时，又遭第74军一部阻击，17日进至放洞，第100军一部奋力阻击，其攻势受挫，第100军主力到达后将其击退；13日，第4路由九公桥强渡资水，攻占岩山铺、桃花坪，26日进抵洞口，经守军阻击与打击，其攻势受挫。4月14日，日军第68、第64师团分路进攻益阳、大成桥，为第18军所阻，成对峙状态。上旬，日军第34师团主力及第68师团、第58旅团分由东安、全县进攻。16日，两路日军陷新宁，22日攻占其良，尔后一部向梅江、长铺子进攻，主力向水东、关峡进攻，经第74军广部阻击，29日陷武阳、白家坊后，进攻瓦屋塘、水口。此时第74军主力在空军配合下向日军反击，给其以重创。日军第58师团一部于4月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攻，27日进抵武冈城郊，为第74军一部所阻。此时第4方面军命令第8军由常德南下；第27集团军命令第94军主力由湘黔边境向武阳地区急进，准备夹击进攻的日军。进犯洞口、现江和江口的日军分别向守军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到5月6日，日军伤亡重大。 　　8日，第4方面军主力在中美空军配合下，向日军举行全线反攻。10日，第74军主力向半江峰以东一线出击，日军3000余人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遭第18、第74、第73军和第13师合力截击，日军伤亡惨重，其残部1000余人向东突围，被第73、第18军各一部截击于龙潭铺附近地区。20日，日军继续向东溃退，被第18军一部尾追及截击，死伤众多。到6月7日，邵阳方面恢复战前态势。第100军主力在放洞地区包围攻击，日军伤亡甚重，到5月8日，其残部700余人向东南突围至白马山附近，被守军围歼一部，残部400余人继续向东突围，到16日全部被歼。4月30日，第94军由长子向东北攻击，克武阳后，与日军增援部队激战，日军不支，向武冈、花园市撤退，被守军分别在武冈北侧、高沙市、瓦屋塘、茶铺子等地追击、截击和围歼，到5月16日，该路日军全部被歼。第26军一部击破强渡巫水的日军后，于4月29日，分两路向武冈、新宁追击，5月6日克复新宁。16日，全县日军3000余人向新宁进攻，被守军所阻。向武冈进击的第26军一部，与守城部队夹击日军，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向东北溃退，遂解武冈之围。5月9日，守军集中全力向东追击。 　　湘西战役，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已经超过日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中美空军控制了战场上空，日军航空兵几乎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日夜不停的轰炸，敌粤汉、湘桂铁路运输线瘫痪中断，长沙、衡阳、冷水滩机场被炸毁，日军的集结、补给严重受阻。这就使得日军在作战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芷江作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此役共杀伤日军28174人，俘军官17人、士兵23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