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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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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一个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字眼儿,一个毁誉参半的理论。但奇怪的是,反对中庸的人,往往并不了解中庸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眼中,中庸是油滑、是世故、是无原则,更为糟糕的是,众多爱国者往往以为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精神,结果使中国积贫积弱,才会在近代时倍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说,实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方才解恨。不过依我看,在反对中庸之前,实在应该先搞懂中庸的基本定义才好。

  我曾看过一篇某IT新产品的测评文章,文章中说:该产品性能一般,但价格适中,是一款比较中庸的设计。在这里,中庸又成了“折中”的代名词。中庸的命运似乎就是这样,人们喜欢自做主张的给中庸下些定义,然后义愤填膺的说:中庸狗屁不通。

  我们来看看前人给中庸下的定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是朱熹写在中庸前面的话,看了这个定义,倒也不难理解今人为何胡乱解释中庸了,因为朱熹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朱熹,乃是孔孟之后的第一大儒,名声显赫,不过近年来却常被人掀棺再议,指其实乃虚伪小人。说他自己纳妾享乐,却不让自己的寡妇姐姐再嫁。就象现在的一些党员干部,开会的时候要求别人要无私奉献,要高尚,要一切为国家着想,不要提要求。自己却住小洋楼、坐小轿车,包小情人。如果言行不一,那怕说出的话再有道理,也只能反衬出说话者的虚伪与无耻。扯远了,回来接着说中庸,所有事物,大致都可以分为两部分,或分为核心与外延,或分为目的与手段。其中内核或目的是不会轻易变的,而外延或手段却常常会变。比如领兵打仗的将领,他的目的就是打胜仗,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但是如何取胜,却是千变万化的。想那赵括马谡,读兵书无数,却因不懂变化而兵败身死。想当年红军反围剿,前几次因变化而胜,后一次因不变而败。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知其变化,方有不变之胜。而朱熹不知表里,不分内外,一概以“不易”论之,还要“永不变更”。难怪自宋后,儒学渐渐生出一股臭水沟里的腐烂味道。

  既然朱熹的解释不对路,那么,在中庸理论的发明者孔子那里,中庸是什么样子呢?子曰:“君子之于天下,无适(音:迪)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说处理事情并无一定之规,只要合理恰当就好。有一次鲁国发生森林大火,然而民众都忙着去追逐从火中逃出的野兽,却不去救火,。鲁哀公把孔子召来,向他请教办法。孔子说:“那些追赶野兽的人又快乐又不受处罚,而救火的人又劳苦又没有奖赏,这就是救火的人少的原因。”鲁哀公说,“您说的对。”孔子说:“现在事情太紧急,来不及去赏救火的人,而且,如果救了火的人都要给予赏赐,那么国家的财富还不够用来赏赐救火的人,所以请您只用刑罚。”于是鲁哀公下令说:“不救火的人,与战争中投降败逃同罪;追赶野兽的,与擅人禁地的同罪。”这道命令还没有在国都中传遍,火就被扑灭了。孔子一向是提倡重教化反刑罚的,他曾说:“不教而罚谓之虐。”但是面对紧急的情况,孔子却没有拘泥固执,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针对性的决策。

  近代禅师袁焕仙对于中庸,说过这样一段话:“故曰西门东门,皆可入城。又曰铁器火器,都能杀贼。城也者,喻中庸之大道也。贼也者,权执西执东之妄计也。东门之人谓西门之人曰:'必东门入而后及城。'亦犹西门之人谓东门人曰:'必西门入而后达城。'其惑一也。持铁器者遇贼时必曰:'火器杀贼为利。'于是舍铁器而别觅火器,而贼鮆(鮆,一种鱼,用在此应为‘逃脱’之意。笔者注)。亦犹持火器者遇贼时必曰:'铁器杀贼为是。'于是舍火器而别觅铁器,而贼鮆。其惑亦一也。”

  中庸,我想大概可以这样解释:中,应该理解为不偏执,不要拘泥于任何一种方法或理论。大锅饭不行了,那就包产到户。如果一味坚持某一条道路,而不顾事实,就是偏执。当然,手段灵活不代表可以乱来,就好象你想发财,但也不能把工业酒精掺了水当杏花村卖。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入,不处也。”可以灵活,可以创新,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但要受到道德或其他一些公约的约束。就象在现代战争中,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来赢得胜利,但是不能使用核武器,也不能虐待战俘。所以,‘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框架内的自由”,在框架之内,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庸,应该理解为问题、目标、理想。而朱熹认为庸是天下之定理,其实这又是一笔糊涂帐。这天下哪有什么定理,就象原来人们信奉静态宇宙理论,后来大爆炸理论一出,静态理论就被丢进了垃圾桶。这世上的定理其实就象微软的操作系统,从DOS到WIN3.1,从WIN98到WINME,再从XP到VISTA,不断除错,不断的进步,而这进步中,即有对从前的继承,也有对从前的否定。而儒者学习、掌握定理是为了达到世界大同之梦想。如果这条定理不合适,那就换另外一条,何有永远不变之定理?‘理’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供在神坛上的牌位。综合来讲,中庸就是审时度势,认清形势,然后用最适当的方法或选一条最合适的道路,来解决问题或达成理想。

  中庸看起来似乎并不难,但为何孔子要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至矣,意为最高的。一般人也许一生中有那么一两次做事情是根据事实的具体情况来处理的,但却很难每件事都做到这样。所以孔子感叹“鲜能久矣”。

  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比方说,刑警查案,如果此刑警是君子,那么他就会查明真相,找出真凶,决不冤枉好人,也决不放过坏人,当然这很难。反之,如果此刑警是小人,那么他就会随便抓一个人来,痛打一顿,逼其招供,然后邀功请赏,只要把仁义丢掉,这样做就很容易。这就是“小人而无忌惮也”。再比如说,君子为官,提拨下属看的是下属的为人、能力,以及适不适合那个位置。所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想看透一个人的本质,真的是很难。反之,小人为官,提拨下属看的是送礼多少,马屁拍的水平如何,对自己忠不忠心、恭不恭敬。以此来提拨,当然很容易。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至于“时中”,《中庸》有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做了几年清官,觉得心理不平衡了,开始贪污了,就背离中庸了。就象毛主席说的:“做一两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两件事行乎中庸不难,难的是事事如此,终生如此。所以说,要行乎中庸,而且是终生不变,是很难做到的。而只要做到的,或近乎做到的,都是成功者。

  中庸,本身就是孔子从追求理想的实践中悟到的理论。从这一点又可以说:中庸,实际上就是一门成功学。理解了中庸,小,可使自身获得完美人生,大,可使世界大同。只可惜,世界上反中庸的小人太多,君子太少,所以,这世界越来越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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