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抽象记忆和感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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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他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在他看来，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很触目惊心，但以这种概括的方式去总结历史，大屠杀真正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

幸存者口述史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在45年后重新面对南京大屠杀。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广泛调查，让亲历者回忆，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

在此之前，即使是许多专门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见踪影。

历史学家张连红还记得，1984年发放给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简单，薄薄几张纸，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当时发现了1700多名幸存者，主要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

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具体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连红做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只有少数个人做过幸存者采访。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徐志耕回忆当时的采访，充满了艰难:“大屠杀纪念馆整理的小册子上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200多字。”他最后联系采访了100多名幸存者，回忆当年的采访，“每天采访一两个人，充满了激情也充满气愤”。那些故事，他觉得非常惨烈。

可是徐的采访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形式，许多记录缺乏历史学价值，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所采访的100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死亡。1995年张纯如虽然只采访了10人，但因为有录像佐证，相比之下，学术价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开始拆迁老城区，不少幸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张连红就在这阶段才进入口述史的采集。不仅幸存者越来越少，而且还要纠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许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愿意讲述经历而被忽略。张连红就偶然发现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是他在采访另一名幸存者时碰见的。

这位老太太1937年12岁时因被强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几次结婚都没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态，包括她一生经历都是口述历史的最好材料，“国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不仅重视屠杀现场的记录，更重视幸存者此后的经历，那样更有价值”。

另一名让张连红流泪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对象，因为她没看见丈夫死亡。随着细节化的调查深入，他发现，不仅这名妇女此生不幸，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视，“难怪国外的幸存者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杀的阴影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个家族身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来越少了。”

张纯如的启示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第一次见到张纯如，“她当时只有26岁，很年轻，我看见她的时候觉得很惊讶”。

杨夏鸣是应朋友邀请为张纯如做翻译。之前，杨自己虽然知道南京大屠杀，但相关知识还不如张纯如丰富。张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当准备，几百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一编号，而关于东京大审判的材料则有几千页之多。

现在杨夏鸣正重新翻译张纯如那本著作。翻译过程中，他不时回忆张纯如与自己探访幸存者的经过：“南京最热的20多天里，我们带着录像机，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10个人名单，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幸存者生存状况之恶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里只有6平方米，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房间里用一小盆水洗澡”。杨夏鸣还记得看见这些场面时自己的感受：“这些幸存者一直被当作政治工具，需要时候拿出来使用，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们的生存。”而张纯如看了之后，更是抱着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后不会再写作，而是要花时间学法律，为这些人打官司，“那时候我听了很惭愧”。

张纯如把她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在书中，一个人往往占几页篇幅，“我翻译的时候还在想，怎么有那么多”。但把采访的录像带拿出来一对照，“发现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记录，她一点都没有渲染”。在这些录像带里，幸存者往往把衣服脱下来，让张看他们身上的伤口，8岁时被日军强暴的夏淑琴回忆自己被杀害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时，把裤子也脱下来，展示自己的刀伤。杨夏鸣说:“有个美国历史学家批评张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我重新看这些录像带，觉得在刀伤面前，不带感情写作是不可能的。”

在翻译中他发现，张的写作很严谨，整本书有563个注解，“她从没表示自己是历史学者，也没表示此书是历史专著，但是她这本书是对历史的重新调查，毫无虚构和夸张之处”。

逐渐打开的历史之门 在张连红看来，以往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与日本右翼研究“对立性的研究”，政治倾向太强，又总是纠缠于一些具体数字或概念中，“那样的研究没有进步”。例如一些研究喜欢证明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数目越多越好，“在这样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反而制约了研究本身”。“我在大学讲课时，就和同学们说，不是死亡人数越多越好的，我们反思一下，那么多人没有反抗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我们的耻辱，为什么要放大这种耻辱呢？”但这些想法，他从来没有放在网上发表，因为害怕被骂做“汉奸”。

经盛鸿觉得，在很多方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太政治化，而没有做到真正的学术化，条条框框太多了。许多具体研究也受政治干扰，例如日军在慰安所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大概是觉得有美化他们的嫌疑，所以也不许研究”。一面是政治化研究倾向，一面是许多基础材料的缺乏。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1994年，台湾地区影评人焦雄屏找到她的朋友吴子牛，告诉他台湾龙祥公司有一笔资金，要投拍南京大屠杀。吴子牛一口答应，“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引子。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几个月”。这几个月让他剃发明志，白了40根胡子，让他在夜半眼泪打湿史料。他此前只知道南京有过屠杀，真正接触史实是在他翻阅了300万字史料之后。

《南京大屠杀》的主人公是一对医生夫妇和一个小学女教师，分别由秦汉、日本女星早乙女爱和刘若英饰演。秦汉在这里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父亲孙元良将军今年5月才去世，那一年，孙元良负责守卫南京中华门，弃城而走，战后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42天。从此，他再不提这段经历，留下的最后遗愿却是葬在南京。秦汉知道父亲的心意，减少片酬也要出演这部戏。

在日本试映时，右翼分子挥着大刀砍银幕。看到戏中日本兵骗中国小男孩有糖果吃，然后塞进他衣领一颗手榴弹，日本观众表示对这个场景非常厌恶。吴子牛说:“这细节都来自史料。”日本的遭遇他料到了，没有前往，可在国内依旧不受欢迎，为了不让它参加当年的政府奖评奖，组委会请吴子牛任评委，这样他就失去入围资格。

原因也许在于对日本的态度。他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国人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有一个让他震撼的细节是日本人给我们俘虏发饭，当时南京有800名警察，全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弄了些糙米饭，准备给他们吃，但没有筷子，日本人嫌麻烦，说:中国人你还给他们吃饭，还找筷子，到哪儿去找筷子，太累了吧，把他们杀了吧。就这么一句话就杀了。陆川也提到了类似史实。陆川说：“如果一本日记这么写还有可疑，几百本日记的记述都差不多。国民党军官有抗日精神，士兵是抓的壮丁，几乎是文盲，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

吴子牛的结果是带着愤怒的情绪投入拍摄。“筷子”这段使有些人批评吴子牛，“为什么表现日本人还给中国俘虏吃饭？”他的解释很简单:“这难道不比不给他们吃饭更残酷吗？”《南京大屠杀》引来的非议不在少数，其中一条是“对历史的解读有误”，他认为反对者都是些“麻木”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些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有人就认为，不应该有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全部写中国人？……就像要求我在这个电影写反抗，非得把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打死，才出气。不是这个道理”。

吴子牛拍摄了全景式的杀人场面，却没有解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这么表面化？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司令长官唐生智为什么坐粪车跑掉？日本人为什么不顾《日内瓦公约》，屠杀平民和战俘？

“拍片子要有气候，就像播种一样。节令不对的话，跟愿望是不一样的。也可能到今天，或再过10年、20年我再来拍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可能会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