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和29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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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4日，在陕北的毛泽东给北平的宋哲元写了一封信，对宋哲元“情殷抗日”表示赞赏，褒扬他“面对日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同时进攻下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的决心，称他和29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

主笔◎蔡伟

早在“七七事变”数年前的1933年，宋哲元的29军已经和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于喜峰口交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最初的直接作战还是在1933年1月2日“榆关事件”后。奉张学良令，宋哲元率刚改编成中央军的29军移驻北平以东驻防。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刚刚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一面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脱，一面是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死守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未来“七七事变”中29军的主要将领赵登禹等人此时几乎都在喜峰口战事中亮相。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记录喜峰口战役的新闻电影和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由此广为流传。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但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1934年连续发生的“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步步退却。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在《何梅协定》签署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此时北平周围除了29军，已经没有其他中国军队。

此时的宋哲元命师长冯治安行军赶到北平，将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132师调往河北省任丘一带，由29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日本人默许了宋哲元的行为，试图利用29军曾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的背景，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得到宋哲元的配合，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人几乎得手。1935年日本制造的“华北事件”，最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完全让步，在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29军于是成为日后“七七事变”中方主角，面对强大的日本华北驻屯军。

谁也没想到“七七事变”的危机在1900年就已经埋下伏笔。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了八国在华有驻兵权，人数最多的就是日本。不过日军所有的算计最终还是没想到，宋哲元在动摇中最终爱国信念占据上风。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举行军事大演习，29军也同时举行对抗性大演习。双方兵力在无形中转换，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关东军入关，平、津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29军由于对自身实力的高估，导致对日军备战产生疏忽。1937年5月，宋哲元离开北平回山东乐陵老家养病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29军的战略被动还是和《辛丑条约》相关。根据条约，29军面对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而无力制止。到7月下旬，29军高层仍未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宋哲元面对日军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5、6、10、2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1旅团的庞大兵力仍如此向蒋介石汇报。直到6月26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6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赵登禹是最初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之一。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29军试图在8月1日发动反攻，赵登禹在29军军事会议上被命令率部进攻丰台，张自忠则被命令攻击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于7月28日凌晨提前全线进攻，29军面临仓促迎战和不能退却的两难。此时的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南苑部队。7月28日，日军对南苑的进攻，赵登禹部只有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变数发生在撤退途中。日军发现赵登禹部准备向北撤退到大红门，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设伏。赵登禹乘车向大红门撤退时被炮弹击中，炸断双腿殉国。同一天牺牲的还有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的遗体最终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在永定门外找到。

佟麟阁的贴身警卫后来回忆，当29军军部被打散后，撤退途中不断受到日军飞机轰炸。佟麟阁曾下令撤退的士兵都要统一编组，由军官统一指挥。但日军的空袭最终造成他腹部和头部的致命伤。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29军曾经拥有5个师，共计48个团、10万以上的兵力，仅张自忠的部队兵力就有3万人。29军士兵普遍装备捷克式步枪，配备有德式伯格曼冲锋枪和二十响驳壳枪，一度号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但当时的华北，也许没有一个人清醒意识到对手的力量。29军高级将领冯治安后来回忆“七七事变”的起因，谈到部下吉星文团长曾电话请示他如何面对日军在7月6日夜晚的挑衅。冯治安说:“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中国的全面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实际上是在中国军人缺乏预见和准备，却坚决的反击中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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