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的中国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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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的中国陆军精锐部队

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淞沪会战中，由于战略指导思想错误，大批精锐部队陷入了“绞肉机”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黄金年代”的阴影——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主笔 蔡伟）

抗战前，中国国民政府抓紧时间完成了全国军队的初步整编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士兵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一号轻型坦克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 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论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中国从德国引进过一批37毫米反坦克炮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淞沪会战中被击落的中国“霍克”式战斗机，阎海文烈士就是在被击落后拔枪射杀多名围上来的日军后牺牲。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中国海军在短短数月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图为9月24日被日机炸沉的“宁海”号巡洋舰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壳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此地，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当时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日机拍摄的正在遭到轰炸的“平海”号巡洋舰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真诚帮助。资料整理:实习记者葛维缨)

在断壁残垣中行进的侵华日军

1937年8月20日: 各路人马，中国将领布局上海

司令长官的“大刀战术”

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冯玉祥就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情绪中。

1937年8月20日，冯在无锡锦园就职，多年来与蒋介石的恩怨似乎已经一笔勾销，“七七事变”后他一直主战尤力，外界甚至谣传他在中央会议上因抗战要求为蒋所不赞成而欲拔枪自杀。

“他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在当时，可以作为民众的一种抗战精神偶像而存在。因为1933年他就组织了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抗击日军。他出任第三战区长官，对社会上一般民众情绪影响很大。”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忻平教授说。

冯玉祥近几日一直在激战的前线视察，要不就是慷慨演说“牺牲小我”。16日，他写下了遗书7条留在家中，根据他的参谋部人员葛云龙记录，当时冯在视察中听到前线炮声，非常激动，说:“我年来奔走抗战工作，今日始听到我民族的怒吼声，何等痛快。”

日军飞机在上空一直跟踪着冯这群人，“势极危殆”。冯玉祥大怒着与张自忠等人说:“敌机如果投弹，自难幸免，我当呼‘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虽以身葬，必留着壮丽口号作为我民族企求解放的最后呼声。”

听到消息的蒋介石致电冯，告诉他要“多多指教前方将领，因为将领普遍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冯一直被献身的慷慨精神所驱使，当时他的回答是:“我的生活有二，一是骑自行车和打猎，二是等死。现在我们前方将领都是有血性、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南京大本营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淞沪一带的军事部署多有建议，战争中他来拜访前线的冯司令长官，提出多研究现代化作战方案，早做应对之策。冯很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工业赶不上日本，因此战术等项应不同于敌人。当年在喜峰口作战，我第29军的大刀也能特别奏效，又何惧敌现代化坦克。”

冯玉祥确实把重点放在了抗战情绪的鼓动上，据当时采访他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那时候我天天绕道公共租界去前线采访，在真如前线采访了冯玉祥将军，他身穿灰布棉军装，精神奋发，说:‘抗战不能单靠军队打仗，还要靠人民的支援。’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上海民众起的作用，又说苏州两位60多岁的老人来上海前线劳军的故事，他说自己被老人深深感动了。”

“实际上，冯的职位是名义上的，他实际上并未指挥过淞沪抗战。”忻平教授说，“蒋介石稍后就调派了黄埔系的两个高级将领负责指挥淞沪战局:8月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26日，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9月12日，冯就被调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距离他上任不到一个月。

这批黄埔系的军官显然与冯玉祥有截然不同的指挥方略。

秘密战争准备

8月20日，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遭遇了淞沪抗战中最让他难过的事件:他让自己的学生——坦克连的连长，开着几辆破坦克(刚在厂内修理过，好的坦克全部运往北方前线)直冲杨树浦，结果连人带坦克尽数毁灭。“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张治中的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在1936年2月担任京沪抗战秘密指挥部负责长官以来，张治中一直到此时还在焦虑中，当时为止的淞沪作战方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在1936年受命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秘密工作，他在苏州留园秘密设立“高级教官室”。后来又用了更隐秘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之名，带领参谋人员布置抗日备战，当时不仅构筑了遍及江南平原的防卫攻势，还做成各种军事研究报告、战时外交报告等。“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张记录留园，是因为每块假山石畔，都“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当时一切都是隐秘进行，张的下属张柏亭回忆当时在沪郊区修建国防据点:“利用警察派出所的名义，圈好地点，围上篱笆，找几间平房，再在其中的一间造重机枪、小炮等掩体。平时派警察或保安队守卫，战时拆毁篱笆，打开射口，即可御敌。”这样的工事在上海一共修建29座，可惜的是，在靠近日军据点的江湾等处没有修建工事。

“七七事变”当日，张治中尚在青岛养病，第二天回到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区司令官一职。他将自己指挥的部队分批悄然调往上海。第二师的一团是化装为宪兵开进上海的。他的观点就是:“先发制敌打击日本。”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日军若有任何一点异动，则都应该主动发动打击。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此时的南京统帅部已经同意张治中的作战计划，11日深夜21时，张命令第87军的一部进至上海市中心区，其余各师编布上海郊区要塞，炮兵自南京向上海启程，江防主力控制于太仓附近。

他在夜半离开苏州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当日上海居民醒来，都问“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神速？”事先控制了交通工具的张治中就这样一夜之间进入上海阵地。曹聚仁记载当时88军进入上海，他得到友人电话通知，但当时普遍无人知晓，“午夜时分，一路灯明人静，连接到电话的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到早上，虹口闸北的居民才纷纷搬家，有如潮水，渐渐汹涌起来。公共租界的东区，就给搬家的狂潮淹掉了。西藏路上，车辆前挤后涌，杂以嘈杂人声，“有着世纪末的气象”。

8月11日南京统帅部的决定还是不够清晰的。研究本次淞沪抗战的学者江祖亮说:“规模是逐步扩大的，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投入几十万兵力打一场大会战。”是8月20日蒋介石扩大作战决策，将淞沪战场像火团一样进一步引爆。而其中陈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日，当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赴上海前线视察，20日返回南京，向蒋提出扩大作战的建议。陈的回忆资料记载:“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况，熊式辉云‘不能打’，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陈诚又要求向上海增兵，当日，大本营宣布陈诚为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队伍赴沪参战。

此时陈诚、张治中一批将领心中，不仅筹划着上海市区那楼宇之间的战地，更自恃上海郊外有“兴登堡防线”之称的“苏嘉”等几道防线。1935年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是个很了解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财力和官兵素质的人，他知道在中国要建立德国标准的陆军很困难，但是，建立“轻装快速部队”，依仗交通工具迅速集结是很有效的。

“当时的中央军校学员们很听从他的观点，法肯豪森称赞他的学员们是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台湾研究者文强很赞许法肯豪森当时起的作用，而这几条防线正是在法肯豪森指挥下修建的。

从1936年开始，法肯豪森就开始考察江南平原的防线，要求将暴露的武装全部转移到地面纵深处，由钢筋水泥筑成的防线围护着主要阵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当时的施工者全部是部队士兵。

“然而，许多工事层层转包，奸商趁机偷工减料，一些永久性的工事仅为孤立的小城堡。”忻平教授说。当时有人向军事当局报告:“进入这种工事，如同进入棺材，互相不能支援，除了与战地共存亡，别无出路。”日后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点。

但是，这些并不是张治中所能预料到的，此时，上海市区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中。从13日开始进攻的日军此时已经退缩，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北四川路到日海军司令部，呈长蛇状，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就是集中攻击其指挥中枢。

在废墟中运送伤员的中国担架兵

汇山码头的尸体

20日晚间，抵达上海后没有休息的宋希濂带领的中央警卫军改编的精锐部队36师接到命令，攻打汇山码头。第216团在白天侦察地形，夜间12点，炮火闪现在昔日的民房窄巷间，进攻开始，第一营的目的地就是汇山码头，但是沿路有两个日军据点。

据点在唐山路口的四五层楼上，日军一直向下俯射，居高临下的射击使中国军队无法前进。胡家骥团长在一小时的相持后带着部队逐屋争夺，他自己一直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两名卫士，一个牺牲，一个中了两弹，他自己受了五处轻伤，终于冲过了据点，过百老汇路，东熙华路，直逼汇山码头。马路上的日军于是纷纷逃跑到外白渡桥，向守卫英租界的士兵投降。

而汇山码头铁栅门内的日军却并没有投降的意思，借助江上军舰的炮击，他们坚决抵挡着中国军队。胡团长一度爬到铁门之上，士兵们更是层层跟上，但是军舰炮队的轰击和楼房上的日军放射的密集小炮弹更使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

此时张治中派遣的坦克出现。连长已经和张说过，车太坏，敌人的火力又过于猛烈，步兵也跟不上。但是张说:“那不行，你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坦克确实鼓舞了中国士兵的士气，两连步兵跟着坦克开始新一轮冲锋。可是一是没有经过步兵坦克的配合训练，一下子队伍陷入混乱。二是从修理厂出来的轻型坦克薄钢板根本没有阻碍炮火的能力，甚至经不起集束手榴弹的爆炸。结果坦克被击毁，步兵成群地被打死在坦克后面。

“我军官兵很多人壮烈殉国。”宋希濂认为这是中国军人的骄傲。当日汇山码头一战，36师伤亡570人，日军死伤400余人。

“这天虽然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张治中在记录当日战况时这样写道。而更深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落后装备无法击破日军坚固堡垒。张治中的战时“机密状况报告”中一再出现这样的记录:“命中虽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由于火力不足，我军激战终日，终未得手。”

但20日由王敬久带领的87师则自动将即将到来的胜利放弃。19日晚，四川北路阵地上的王敬久师在一居民带领下，通过一条无人看守的小路进入日租界，直逼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曾使中国军队兴奋不已。20日拂晓，张治中在南翔指挥所，很高兴地摊开地图，研究87师占领的街道名称，曾对他的参谋们说:“王敬久说部队疲劳，凌晨2点钟停止整顿，准备今晚猛攻，我允许了。”下面的参谋悄悄议论这不合理，如果白天日军调动，加上日舰支援反攻，则87师难以守住。果然，20日白天，部队退回原来阵地，损失颇重。

记录此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张柏亭后来听说，当日王敬久异想天开，将师部电话与租界电话接通，本人住进租界内用电话遥控指挥。师长如此，则下属当然不会力战，张治中劳而无功。

在日军抵达前，即被炸毁的桥梁

浦东竹林中的炮火

“我所指挥的右翼军的情况，是比较沉寂的。”当时国民政府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对自己的部队在战争初期的状况这样形容。但是，显然当时的上海市民不这样认为，右路军在战争初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浦东炮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誉之为“神炮”。

“当时领空领海已经为日本飞机和军舰所左右，敌人军舰在30艘上下，每舰有大炮12门以上，30艘军舰共有360门炮，力量比我们强得多。但即使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浦东炮兵仍沉着应战，先后击中敌舰在20艘以上，包括敌旗舰‘出云号’，可惜我们的炮口径小，威力不足，没能把它击沉，但在精神上已经给敌人以重创。”当时55师330团的团长孙生芝回忆。

所谓的劣势，是炮兵阵地使人难以置信的只拥有6门“卜福斯”山炮，这6门“神炮”的阵地隐藏在浦东洋泾的竹林、沟渠中，所以开战以来，日军的飞机不间断地出动，想击毁炮兵部队在黄昏和夜间的袭击，但始终无功而返。

当时在黄浦江对岸设立有秘密观察所，利用海底电线通信，协助指挥炮兵射击和修正弹着点偏差。“当时的战略，是要阵地和观察所绝对隐蔽秘密，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不盲目打击，提高命中率。我们支援浦西作战，不管白天黑夜，有求必应。”孙生芝回忆。

观察所设在浦西江边一所教堂的顶楼，辅助观察所设在英美烟草公司大楼楼顶，这些设备为保密全部用麻袋盖实，恐怕夜深人静时电话铃响，被停在同一大楼前面的黄浦江上的敌舰察觉。

“为什么敌人对这大楼不加以破坏呢？原因是‘出云号’经常停泊在楼下江面，这一位置是浦东炮兵弹道死角内，使敌舰有安全感，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浦东炮兵的观察所近在咫尺。”张发奎的回忆显得很兴奋。

炮兵们经常在夜间拖着大炮出动，8月战役初起时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是在浦东对日军机场的突袭，由于计算精密，8分钟打了800发炮弹，事后得悉，当夜击毁敌机5架。

身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很是钟爱这些炮，经常亲自去指挥射击。8月20日，在炮兵阵地附近，掩体工事正在加筑，几十名便衣岗哨不停地绕来绕去，严防一切闲杂人等的靠近。之所以加强防护，是因为阵地由于疏忽，差点毁在当时的上海记者手中，前些时候，一批记者来炮兵阵地访问，得到营长许可后，给竹林深处的“神炮”拍照。次晨，照片和访问详情刊登在报纸上。拿到了《时事新报》的张发奎大为震惊，迅速变换各炮隐藏位置，到中午，果然不出所料，日本飞机几乎炸光了洋泾附近的竹林，所幸各炮无恙。

8月20日，更多的中国部队正在赶往上海的途中，包括后来担任18军67师师长的黄维。8月13日，在柏林研究军事的黄维启程回国，由于国内战火纷飞，一路路程极为艰难，走走停停，到9月下旬才到上海前线。此时，15集团军的罗卓英部正在一个月后成为“血肉磨坊”的罗店布防，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士将在这里阵亡。

20日晨的《申报》及时地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昨夜的进攻，称“我军昨夜占领汇山码头，陆上残敌日内可告驱净”，并且声称这是“沪战以来大胜利”，很是欣慰。

[边锋战士]

向国军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