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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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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6月,被罢免。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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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在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任职。“七七”事变后,叛国投敌,曾任华北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伪职。1940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曾设宴欢送,并呈递感谢状。王逆在致欢送词中称赞其功高勋著,此次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国人对他这种明目张胆,认贼作父的丑行,无不切齿痛恨。1940年10月,王逆应邀去日本访问,他参拜了靖国神社,还叩谒了天皇。归国后曾写诗抒感明志,其中一首诗称:“八紘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诗的开头即对日本军阀征服世界的迷梦加以由衷的赞颂,接着表露了对被接见的感戴心情,奴颜媚骨溢于言表。最后自称“外臣”,简直是“纳表称臣”,申明了甘心作奴才到底的心志。此外,王逆还多次主持了“治安强化运动”,派遣伪军深入华北农村,破坏生产,屠杀抗日军民,更是其罪当诛。

王逆被捕后即起诉,由冀高法院刑二庭长何承焯主审。王逆自知罪行重大,于是大耍花招,每次侦讯时都装聋作哑。1947年秋,王逆委托律师刘煌等,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声明。声明承认附逆降敌,有罪于国,同时却反戈一击,声称刑二庭长何承焯曾在伪司法总署任职,是一小汉奸。称“以小汉奸高踞堂上审大汉奸,将何以杜悠悠之口”。消息传出,九城轰动。南京司法部只得撤消何承焯职务,另委派吴盛涵为刑二庭长,重新审理王揖唐汉奸案。

在以后的侦讯中,王逆仍装病,对法庭询问,哼哼哈哈,不作明确回答。如法庭命令他解释访日诗时,他推称这是文人游戏之笔墨,无深大义。1948年秋,王逆终被处决,身中数弹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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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汝耕(1885--1947)汉奸。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早年在军阀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1927年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名义,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加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11月,在日本帝国的指使下,制造冀东事变,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1947年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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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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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1940年3月30日, 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的建筑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支离破碎,故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入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这天清晨,礼堂挤得满满的,没有热烈高兴的气氛,全场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开始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可今天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他讲话的大意为: (1)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 (2)历史上决元百年不和之战(3)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都没有,日本也并没有象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是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汪政府的成立颇为凄凉。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一百多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正副长官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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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

1923年1月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当时,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李登辉之父李金龙,毕业于警察官练习所,在日本殖民者手下充当刑警10余年。其兄李登钦曾在日军中服役,二战期间在菲律宾战场战死,其灵位至今仍摆在日本靖国神社。

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1943年东渡日本入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1946年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1949年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回台,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1957年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在“十三大”(即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主席。1990年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著有“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型态”、“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水准”、“农业发展的初期条件与政策”等。

2000年5月20日,当选台湾当局新“总统”,李登辉下台。

2002年5月19日,李登辉就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了分裂祖国的“七块论”。7月9日,李登辉又抛出了分裂祖国的“两国论”。这之前,李登辉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大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中国”、“中华”、“中国人”这些词含混不清;“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台湾是“无主之国”;台湾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毫无用处。两岸统一是“奇怪的梦”。李登辉大肆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血腥统治的“武功”,殖民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要“用科学的观点来评价”。他还说:“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日本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日本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启蒙者,也不为过”。

李登辉还以“言论自由”为名,默许“台独”分子极力鼓吹《马关条约》合法化,放肆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当台湾人民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李登辉却说“抗日战争纪念从台湾本土角度看,较有争议”, “不宜直接表态”;他还与日本军国主义遥相呼应,将“台湾光复50年”改成“台湾终战50年”;只字不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血腥统治,仅1898-1902年就杀害台湾人民1.19万人之多的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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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原汪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丁默邨在法庭上低首不语

  《五月的鲜花》: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啊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矮粗个子,头戴瓜皮帽,身穿青布短衣,口镶两颗金牙,脚穿一双黄皮鞋。”这是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的汉奸形象。

  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出过卖国求荣的败类,中国也不例外。组织伪政府,以“曲线救国”相标榜,为日军张目,实为个人谋官求职;在下者则替日军通风报信,陷害友人,以获得奖赏。日军在抗战初期攻城略地后,一些“资深汉奸”如王克敏等人却出面成立“新民会”和伪政府,接着梁鸿志也“荣获重用”,最后连汪精卫也公然卖身投靠,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扮演在凶残日军军酋身旁赔笑的角色。

  60年前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浩劫,很多人挺起了民族脊梁,凝正气于胸,溶不屈于血;也有那么一些人,对侵略者低眉顺眼,甘当工具与帮凶,人们对那些卖国求荣的人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叫汉奸。这些民族的败类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行径书于史册,每个字都痛得发抖。

  汉奸大逮捕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起,大汉奸们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从1945年9月下旬起,蒋介石委派军统局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开始逮捕汉奸,汪伪巨奸纷纷落网。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局局长戴笠向周佛海、缪斌和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9月23日,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等到进入军统局愚园路公馆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当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晚上,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

  在北平,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的一套。

  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在广州被诱捕。陈、褚二人在珠江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里被幽禁了半个月,后被押往南京。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邨和大间谍川岛芳子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罗君强(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心脏病复发,死于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此外王克敏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汪伪内政部长陈群、逃跑通缉的汪伪江苏省长高冠吾等自杀。

  1945年8月19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抓获,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押往苏联远东监狱。

  一些汉奸虽然逃过了国民党的审判,但后来被我党抓获。

  妖艳女汉奸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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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号诚之,又名金璧辉,国际女间谍,其父是逊清肃亲王,1912年,年仅6岁的金璧辉跟随养父川岛浪速飘洋过海,前往东瀛,接受严格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改名川岛芳子。川岛浪速之妻与日本皇后系属同宗,因此芳子跻身于贵族,日本军政界不少要人与芳子熟识。

  她与其侄毓策划将伪满皇帝迎还北平,以复帝业。后任“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伪职。“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赶赴奉天,投靠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帐下。为尽快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方派遣川岛芳子作为密使,去天津迎接婉容。她用一口棺材将婉容运出了津门,送达关东军手中。此外,川岛芳子在热河组建“定国军骑兵团”,为日本侵略军效鹰犬之力。川岛芳子收买三友实业公司(一家毛巾厂)的工人袭击了5名日本莲宗僧侣和信徒,又率“支那义勇军团”对三友实业公司的工人实施报复性袭击,烧毁厂房。其后又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反诬是中国军人所为,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上海。

  1932年,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与中国守军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此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本军方及时送去情报。超级艳谍川岛芳子被日本军部视为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是日本“战争机器”的最佳润滑剂。

  日本投降后被捕,关押于北平第一监狱,1947年10月以汉奸、间谍罪被判处死刑。1948年3月25日被枪决。本版稿件综合

  头号汉奸汪精卫 投敌卖国墓被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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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三水。18岁时应番禺县试,中秀才。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速成科,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委员。1927年3月,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1930年任北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因反蒋,后被开除党籍。1931年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部长。1939年,汪精卫到日本进行卖国交易。随后,他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与日本秘密签约,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华政策的产物和工具,它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并且组织伪军进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击日寇之际,汪精卫的叛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重庆市民的反应最为激烈。磁器口镇上的一位老者说:“当时曾有老百姓造了一个像,让他跪在那里。”后来,汪精卫的跪像出现在南京等地,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葬于南京东郊梅花岭。汪精卫死前曾写过一首《自嘲》的绝命诗。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这首诗,道出了汪精卫临死之际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一代巨奸,就落得如此的下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爆炸挖墓,平毁汪坟。

  最初动机:为当国民政府主席,争权失利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最“幸”之事:三次遇刺,大难不死

  最终下场:命丧江湖郎中之手,死后焚尸扬灰

  二号汉奸陈公博 追随汪逆遭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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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

  陈公博(1892~1946)广东省南海县人。1920年秋,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后,参加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赴美国留学后,即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竭力鼓吹“抗日必亡”,散布“亡国论”。1938年12月,他追随汪精卫投敌卖国。汪伪政权成立后,他任立法院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成为群奸之上的“汉奸权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陈公博还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汪伪政权解散后,得知未能得到“予以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陈公博惊恐万分,涕泪交加,哀求暂去日本“旅行”。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重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陈公博等一伙汉奸。1946年2月,陈公博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

  最初动机:为报答汪精卫知遇之恩,追随汪投敌当汉奸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最“得意”事:一生几个红颜知己,跟元配夫人和平相处

  最终下场:临死致书蒋介石,不忘反共,仍被处极刑

  三号汉奸周佛海 作威作福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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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最初动机:追随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最尴尬事:包养梨园名伶,惹出情场风波

  最终下场:先判死刑,后改无期,病死狱中

  伪军

  “伪军”,伪政权的军队,特指我国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伪政权组织的军队。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国民革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日本不解决伪军给养,靠伪政府自筹。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调遣任意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还有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与在华日本军队的数量相当。根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个比例造成的奇异现象一直是战后被中国人民诟病的问题之一。

  “皇协军”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将一部分降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土匪武装等加以收编,称为“皇协军”。

  其任务是协助日本侵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王辑堂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10万,后来叫皇协军。向日本投降后做“皇协军”的汉奸军队许多是蒋介石的“国军”。“皇协军”里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迫于生计才当“皇协军”,但也有一些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卖命的,他们残害同胞,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维持会

  又名“治安维持会”,它是由各地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的维持地方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应日本人军需的准政权组织。是日军“以华治华”政策的根本体现。

  沦陷区的城镇大多是这个样子:居民大部分逃离,大火蔓延,囚犯越狱,土匪逞凶,地痞无赖乘机打劫,这当然不是日本人希望的社会他们需要有秩序的社会以便于其统治,进而榨取资源。但他们对乱局同样束手无策,由于人力不足,他们不可能亲自建立一个控制系统,只能组建一个以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主的组织,通过该组织恢复地方秩序并提供军需品和日常用品。

  于是,地方维持会应运而生,维持会由日军宣抚班组建,隶属于宣抚班并在其控制下进行活动。日军占领某个城镇后,往往多方物色该地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建维持会。

  维持会的职能,就其字面理解,应以维持地方治安和秩序为首要。例如,各地维持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市容,有的维持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帮助修复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桥梁、建筑物等。1938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以“解除人员困难、恢复地方秩序、劝导工商复业、恢复地方交通”为目标。但大多数维持会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为日军采办各种军需品事宜上,如“自治委员会”就对粮食、食盐、煤炭、食糖、烟酒等实行统制。因此,更准确地说,维持会是供应日军军需的准政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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