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942 Posted 2005年7月6日 03:22 Posted 2005年7月6日 03:22 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上） 作者 光亭 （有删节）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中德军事合作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GCD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 “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武器装备 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另外还装备了德制的MP18_I冲锋枪！ 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 sFH 18 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个人装具 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钢盔。 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编制序列 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基本编制如下：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一）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 （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二）师辖2个步兵旅： 旅辖2个步兵团： 团直属部队： 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1个通信连 1个特务连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直属部队：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营辖3个步兵连： 连辖3个步兵排：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三）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师总兵力约1.4万人。 附： 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BF1942 Posted 2005年7月6日 03:23 Author Posted 2005年7月6日 03:23 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中） 作者 光亭 军中翘楚 1931年1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计划下，中央军校正式开始编组教导总队，最初编制为两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官兵主要从原教导第2师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连、骑兵连和军校警卫部队中抽调的精兵强将。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总队长唐光霁少将，出身于西北军，毕业于著名的保定军校，之所以选择唐光霁，完全是因为他科班毕业，尤擅部队训练，而且北伐之后一直在中央军校任职。副总队长朱宗海，曾任教导第2师参谋处处长，原是中央军校的炮兵教官，他负责主持总队的参谋业务。所属两个步兵营主要用于编制试验，炮兵连装备德式75毫米卜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装备的具体应用，工兵连配备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骑兵连则鸟枪换炮，改装摩托车。 1932年3月朱宗海升任总队长，1932年9月保定军校6期毕业的高级教官章履和接任总队长。在此期间教导总队都只是纯示范性的实验部队。直到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情况才得以彻底改观。教导总队成为一支野战部队，副总队长周振强和张坤生，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与桂永清是同学。总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主任温祖诠），副官处（主任张炳东），经理处（主任王汉英）。部队扩编为第1团，下辖步兵三个营，团直属炮兵连和通信连，团长由周振强兼任。总队直辖军士营、特务连、骑兵连、工兵连、通信军士连、军官教育队、卫生队、军乐排和汽车队。总队扩编后调防南京孝陵卫（现南京理工大学所在地），位于钟山南麓，国民政府强令搬迁了六个自然村，圈出一大片土地建成教导总队的大本营。 1935年1月25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举行授旗典礼，蒋介石亲自到场，并对全体官兵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成为正式的战斗部队。 1936年教导总队再次扩编，成为三团制的师级部队，并增设参谋长一职，由符昭鶱担任。下辖第1团（周振强）、第2团（胡启儒）、第3团（张坤生），总队直属军士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连、通讯连、特务连、高炮连、自动车队、卫生队、军官教育总队、军乐排、修械所，并被列为1935年第一期整训部队。 1937年9月，教导总队一部参加淞沪会战。同年11月奉军政部命令扩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甲种师。所属六个团中，三个团（第1、3、5团）已完全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南京保卫战中教导总队损失惨重，余部退到汉口后进行整编，与戴嗣夏第46师合编重建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第46师。 铁卫禁军 第36师、87师和88师是一脉相承的兄弟部队。在中央军里，既不是胡宗南第1军系统，也不是汤恩伯第13军系统，更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而是出自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标准的嫡系中的嫡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扈从部队。 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六个团）。就这样紧随着蒋介石的地位攀升，他的警卫部队也完成了从卫兵队、特务营、警卫团到警备师的四级跃升。此后，警卫部队编制又多有改动。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师长冯轶裴，该师被公认为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合并为警卫师，原警备师所属第1、2、5团改编为警卫第2旅，原教导第1师所属第1、2、3团改编为警卫第1旅，原警备师第3、4团改编为警卫师特务第1、第2团，原警备师所属第6团被裁撤，人员编入各部。此时的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师直属两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两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 1931年3月，在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 第87师师长张治中，副师长王敬久，参谋长徐培根。 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参谋长宣铁吾。 而第36师与上述两师有着极深厚的渊源，1933年9月，正是在第87师和88师两个师的补充旅共四个团基础上，组建了第36师，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矩。 由此可见，这三个师的前身都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一直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部署在京畿重地，是最受蒋介石器重与信赖的部队，就如同是古时的禁卫亲军，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的美事，自然就无可争议地落到了这三个师的头上。 这三个师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中央军校教导师时代，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就对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师进行过系统的指导性训练，当教导第1师与警备师合编成警卫师后，德国军事顾问也就跟随教导第1师来到了警卫师。 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三个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单位，不应轻易将其调上战场。但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三个师都有参加，并担负重任。因此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此向蒋介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蒋介石发生了争执与冲突，这三个师在德国顾问心目中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 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1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改组军事委员会，并命令第十九路军全力防守上海，而德式师的第87师和88师负责南京防务。2月1日，国军再次调整京沪地区部队部署，第61师将江阴防务移交给第87师，开赴上海大场；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作为第十九路军预备队，另以一个团加强江阴要塞防御力量。 2月中旬，日军第24混成旅团、第9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鉴于日军增兵上海，十九路军势单力孤恐难持久，时任87师师长张治中向蒋介石主动请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分驻京沪、京杭地区的第87、第88师组建成为第5军，由第87师师长张治中兼任军长，统一指挥第87师、第88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此时总队长为唐光霁）和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等部开赴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序列。此时的第5军汇集了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全部是德式部队，是中央军系统内的绝对王牌精锐！这样的嫡系精锐尽数投入，国民政府抗日之心可见一斑。 第87师261旅在旅长宋希濂率领下首先从南京出发，并于14日当天正式接防上海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第87师259旅也在旅长孙元良（台湾著名影星秦汉之父）率领下于15日进抵南翔。与此同时，第88师也从经沪杭线开到南翔附近集结待命。 2月16日上午张治中率第5军军部从南京和平门登上火车出发，于当天到达南翔，开始部署所属部队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第5军在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展开，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其中第88师防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第87师担负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教导总队之一部警戒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以上部署于18日接管完毕。张治中同时担任左翼军指挥官(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官)，第5军军部也由南翔前推至刘行镇。 日军第24混成旅团从2月20日晨7时30分起，即在重炮和飞机支援下，向庙行猛攻，坚守庙行的第88师顽强抵抗，给予日军重大杀伤，阵地屹立不动。入晚之后，日军继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枪炮声竟夜不绝于耳。88师阵地工事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大都被毁，但是官兵隐蔽于破损战壕内，沉着不动，直等日军步兵接近，才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继而以肉搏拼杀。就这样血战两昼夜，日军累次攻击均因死伤累累不支而退。 22日晨，日军乘大雾弥漫突入庙行镇东面大小麦家宅88师264旅527团3营阵地，营长陈振新亲率部队反击，但在日军猛烈炮火拦阻下未能击退日军，陈振新战死于阵地，88师副师长李延年亲自督率264旅迅即投入全部预备队封堵缺口，战况殊为激烈，88师直属工兵营营长唐遁阵亡，264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黄梅兴都负了伤，仍未恢复战线，由于庙行阵地被突破，整个第5军战线都受到严重威胁，军长张治中亲率预备队教导总队主力（欠一个营）驰援，并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增援庙行；防守蕴藻浜北岸的87师261旅宋希濂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掖敌侧背；第88师也抽调部队对日军突破地区实施反冲击。右翼军十九路军得知庙行危急，也于9时许下令在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发起反击，第61师张炎副师长率第4、第5团由江湾西北的竹园墩出击，策应庙行守军。就这样，教导总队和87师259旅在庙行正面，261旅在左，61师两个团在右，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经激战后日军除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继续负隅顽抗，主力仓皇败退。日军残部直至晚8时30分，才被完全肃清。这一天的庙行战斗，战况之惨烈为一二八事变开战以来所未见，仅88师就有正副旅长负伤，营长伤亡9人，连排长伤亡20余人，士兵伤亡逾两千。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26日，国民政府发电嘉勉：“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 从25日起，日军改变战术，集中第9师团主力猛攻87师麦家宅阵地一点，至26日8时，日军经过10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向麦家宅阵地发起总攻，此时87师防御工事已全部被毁，守军伤亡惨重，因此阵地于11时失守。第十九路军立即调集61师和78师增援，以有力的反冲击将刚攻入阵地的日军逐退。 2月29日，日军第二批援军第11师团抵达上海，日军兵力增加后即于3月1日在淞沪全线发起攻击，特别是第11师团一部于晨6时在我军战线侧后的浏河七丫口登陆。尽管国军统帅部早就指示应对浏河一线严加关注，并至少应部署三个团的部队。但是连日激战，前线各部伤亡均很惨重，在兵力部署上实在是捉襟见肘，因此在浏河绵延数十里一线，此时兵力只有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和冯庸义勇军的一个连！日军登陆后，连陷浮桥、浏河镇等地，并向茜泾要隘猛扑，守军教导总队的一个连拼死力战，伤亡殆尽。张治中一面急调261旅两个团驰援，企图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一鼓歼之，一面报告蒋光鼐总指挥派兵增援。 261旅接到驰援命令后立即以521团、522团于9时许从顾家宅汽车站出发向浏河增援，但是只征集到汽车11辆，每次只能运送一个营。宋希濂旅长只好率先头部队521团第1营乘汽车出发，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后，即令521团第1营唐德营长率部迅速向茜泾营前进，尽快占领茜泾营，掩护后续部队展开。第1营刚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就遭到已占领茜泾营日军的射击，双方尖兵随即发生遭遇，由于距离极近，前哨部队之间展开的全是白刃肉搏。 直到下午3时许，521团团长刘安棋才率第2营到达浏河。日军飞机对浏河车站进行狂轰滥炸，汽车和车站附近的民房全被炸毁，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增援速度大受影响。而此时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日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低空飞行，对国军阵地实施密集轰炸，一时间落弹如雨，而浏河水域的日军军舰也以舰炮开火助战。4时许，日军主力向521团左翼迂回，而右翼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已死伤殆尽。这样在茜泾营苦战的521团1营，就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局面，加上日军海空火力轰击，伤亡过半。但全营官兵奋勇应战，甚至以残破之师几次冲入茜泾营镇内，与日军肉搏，终因日军火力灼烈，兵力又是众寡悬殊，未能得手。 下午6时，521团第3营才赶到。宋希濂旅长命令第1营坚守现有阵地，阻敌前进，第2、3营迅速沿浏河南岸布防，等待522团到达后，再乘夜反击。一直到深夜11时，522团因路程过远，又是徒步行军还没有到达。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抵抗数倍之敌，自中午至深夜，使敌人未再进寸步！此战中我军将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使敌以一个师团之众止步于茜泾营，而不得越浏河半步。教导总队之一个营孤军死战，521团之仓卒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解全线被围之危。同时，正面我军各部均遭到优势之敌全面压迫，我军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下午3时，第7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第5军右翼暴露，而预备队早已用尽，战线之空隙也无法补充，但是各部均竭力支持到天黑，才退守杨焕桥、水车头、谈家宅、孟家角一线。 鉴于浏河一线局势危急，又再无部队增援，面对整个战线侧后的这一无法弥补的缺口，蒋光鼐总指挥不得已于当晚21时下令全线撤退。 就在部队总撤退中，德式师也打出了威名：根据蒋光鼐总指挥的名利，第5军以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向罗店及浏河方面警戒。 晚9时30分，张治中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命令第88师由马桥宅向嘉定城撤退，第87师259旅由唐桥向娄塘镇撤退，261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向太仓撤退，独立旅第1团向蓬阆镇撤退，第2团则在钱门塘集结，第78师156旅也向嘉定集结。各部队接令后，都按时分路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第5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 就在各部奉命向新阵地嘉定、太仓转进时，第87师259旅517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与日军开展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最惨烈的战斗。 3月3日子夜1时许，517团由庙行行抵娄塘附近宿营，此地距离浏河仅十五华里，全团官兵迭经多日苦战，积疲未苏，征衣犹湿。忽然千余日军，自浏河猛扑而来，517团布置在娄塘镇、朱家桥、四竹桥的三个前哨连奋起抵抗。战斗打响后，日军兵力越来越多，其火炮也开始向国军阵地轰击。这三个前哨连所担负的警戒线达三千米之宽，且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力量相当薄弱，三处前哨阵地均遭重围，但各部均死战不退，将来袭日军抑留在娄塘附近。激战一直持续到3日8时，日军主力约四千人赶到，开始向517团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向国军右翼迂回。此时国军正在加紧构筑工事，匆促应战，兼之兵力终寡悬殊，日军竟突破前线阵地冲到朱家桥北岸517团团部门前，全团战线岌岌可危，就在此万分紧急关头，第1营第3连奋勇冲杀，将突入阵地之日军击退。 10时许，第259旅旅长孙元良急赴517团团部指挥作战，督令所部必须顽强抵抗，张治中闻讯后一面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第1团迅速增援，一面令位于太仓的261旅前出掩护259旅左翼，并令嘉定的88师固守嘉定城，屏障259旅的右翼。 此时娄塘一线日军已增至七八千人，攻势一浪接一浪，而517团孤军力战，弹药已将告罄，中午过后，各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日军越娄塘镇连占附近各村落，兵锋直陷贺家村。在葛隆镇指挥作战的孙元良旅长，于15时，亲笔书信一封，命人急送张治中军长：517团现受日军包围，团长失踪。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火速转移。 张治中接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孙元良，告诉他独立旅第1团即可到达，517团坚持到日落后即向葛隆镇撤退，在河川岸线占领阵地。16时，援军独立旅第1团终于到达葛隆，迅即控制最后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这时517团已到了最后时刻，朱家桥左翼也被日军突破，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冲击，在日军机枪火力下，我军战士前仆后继，有进无退，杀声震野，势不可当。日军竟然挡不住这一支部队的决死冲击，向后退去，娄塘镇之危遂解。517团残部一直杀到外冈与88师会合，后经昆山转赴新阵地。 娄塘一役，日军集中主力企图突破嘉定、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国军退路。若不是517团奋勇死战，一旦日军趋葛隆，陷钱门，直下铁路，第5军和第十九路军的退路就全断了，那后果是不堪想象了。 此役，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壮烈殉国，还有阵亡军官包括两个连长、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 3月3日下午，就在517团血战娄塘之时，第5军又接到蒋光鼐总指挥电令，后撤到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一线。第5军奉命撤退，第88师撤至常熟，87师261旅撤至白茆新市，259旅撤至石牌，军部进驻东塘墅，独立旅第2团及教导总队撤至东塘墅。3月5日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再战。 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至此结束。5月7日国民政府命令第88师开驻武汉，第87师驻常熟，后调南京。 第5军在淞沪抗战中，军官阵亡83人，伤242名，失踪26人；士兵阵亡1533人，伤2897人，失踪599人，合计阵亡1616人，伤3139人，失踪625人，伤亡总数高达5380人！——德国军事顾问为此痛心不已！
BF1942 Posted 2005年7月6日 03:24 Author Posted 2005年7月6日 03:24 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下） 十日强攻 七七事变后，上海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这时，原先驻扎京沪地区的德式师第5军中第87师在常熟、苏州，第88师在无锡、江阴，第36师则因西安事变已调往陕西，上海近郊周边地区只有江苏省保安团。因此7月13日，由何应钦主持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增兵上海，将在苏州的第2师补充旅（旅长钟松）调往上海。鉴于《淞沪停战协定》的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的限制，该旅随后改称独立第20旅，其第1团改称为宪兵第13团开赴松江，第2团则化装为保安团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又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命保安第4团集结太仓。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事变，1936年起就担任京沪军事指挥官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早已对南京、上海地区抗战部署和作战计划进行过初步研究，并草拟了《上海围攻计划》，也于同日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军司令，全权负责京沪地区抗战军事行动。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中日在上海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当晚，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即命令日本本土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队、佐世保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吴港镇守府第二特别陆战队等部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待命出发。次日上述部队登船前往上海，并于8月11日晚到达上海，使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总兵力达到5000人，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达31艘，还有9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海。 8月11日21时，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87师、第88师于今晚向预定攻击出发阵地推进，准备对淞沪地区的日军展开围攻。根据这一命令，张治中立即向各部下达进军上海的命令： 一、 87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进至市中心区； 二、 88师进至北站与江湾之间； 三、 炮兵第10团第1营及炮兵第8团进至真如、大场； 四、 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 五、 炮兵第3团第2营及第56师由南京、嘉兴向上海兼程前进； 六、 56师师长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第4团担任东起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主力控制于太仓附近。 各部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87师在江阴、苏州、常熟等地征集300多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87师在新式中央军整建计划中，曾作为机动作战摩托化运输的战术试验单位，多次进行过运用摩托化车辆实施远距离机动的训练，所以此次进军上海，87师能够迅速利用就地征集的车辆实施运输，组织有序行动迅捷，这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首次进行的师级单位摩托化运输，88师则在无锡、苏州地区登上紧急征用的火车，直接铁运上海。 8月12日，87师进入上海吴淞、江湾一带，88师到达真如、大场，装备德制150毫米重炮的炮兵第10团第1营在大场开设阵地，张治中的指挥部也从苏州到达南翔。至此，京沪警备军所属部队已进入预定攻击出发阵地。（上海市民见到这支部队的精良装备，即使是不谙军事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保安部队而是正规军，意味着中国已经彻底抛弃了当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不少团体、单位与个人纷纷前往劳军，极大激励了国军官兵的士气） 同日，京沪警备司令部撤消，所属部队改称第9集团军，下辖第87师、第88师、第56师、独立第20旅、上海保安总团、炮兵第3、第8、第10团，仍由张治中任司令。张治中报告蒋介石，各部已展开完毕，准备于次日先发制敌开始攻击。蒋介石却由于驻沪各国领事团提出的24小时内不要发生战端的要求，指示张治中暂时取消13日攻击计划。张治中对此深为惋惜，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错过了一举击溃日军在沪主力的良机。--如果真如张治中的计划于13日拂晓开始进攻，未必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12日19时，驻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七已下令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并进行战斗准备。 8月13日9时15分，天通庵车站附近的中日两军已经在对峙的前线开始了小规模的直接冲突，88师262旅523团第1营打响了第一枪，八一三淞沪事变终于爆发了！整个13日，双方交火频发，但都只是小部队之间的零星对射，充其量是前哨战，真正的战斗还未开始。当晚，国民政府下令第9集团军于次日开始向虹口及杨树浦之日军开始全面攻击。 8月14日，激奋人心的总攻终于开始了，上午中国空军大举出动支援，但是国军尚缺乏空地协同作战的经验，地面部队攻击准备尚未就绪，未能利用空军轰炸的有利时机发起攻击。15时，张治中下达总攻命令，18时炮兵开始火力准备，随后第88师对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起主攻，第87师则攻击沪江大学作为策应。激战在八字桥、持志大学、爱国女校沿线展开，战况殊为惨烈，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前沿被日军炮弹击中腹部当场阵亡，全旅伤亡近千，但是进展甚微。日军伤亡也相当惨重，仅在88师正面的第一、第三大队就阵亡中队长贵志金吾大尉以下106人，伤337人。当晚张治中下令暂停攻击。 15和16日，我军为准备第二次总攻，暂时停止了全线进攻。只有87师为取得总攻的出发阵地而于16日凌晨1时向油漆公司、爱国女校等地日军发起攻击，多处突破日军防线，日军调来坦克以及预备队，才阻止了87师的凌厉攻势。但87师还是攻占了五州公墓、爱国女校等地。 德国顾问根据几天来的战斗，认为我军伤亡大战果小的原因是攻击敌军最坚强的据点，以硬对硬，所以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必须改变战术，从敌人脆弱之处突破，割裂敌军战线之后再予以各个击破。遵循这一原则，88师指挥参谋人员和德国顾问一起研究制定了"铁拳计划"，挑选较有作战经验的精锐官兵组成突击队，配属各种近战武器，并有强大炮火掩护，力争一举突破日军防线，然后不顾一切持续深入突进，其目的不在于夺取敌据点和杀伤敌人，而是以持续不断的推进来破坏敌军阵地的稳定，造成不利于日军的态势，为主力部队大量歼敌创造条件。--这一战术思想正是日后德国在二战中大显神威的"闪击战"的精髓！ 8月17日清晨5时30分第二次总攻全面展开，88师的攻击目标，是日租界虬江路一线，88师先对目标区进行猛烈的炮击，接着步兵以机关炮和轻重机枪继续对突破点进行密集射击，虬江路沿线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几乎所有建筑物均遭摧毁，突击队随即在火力掩护下，开始突击。同时师主力部队则对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周边展开攻击，以策应突击队的攻击。87师则是猛攻日军海军俱乐部和海军操场，87师由于61师到达吴淞接替该师261旅的防务，使其能抽调生力军261旅521团作为突击的骨干力量，521团以两个轻装步兵营、一个37毫米战防炮连、一个工兵爆破队和通信班组成突击队（从突击队编成看，还是颇具多兵种合成的意味，而且是整个淞沪会战中惟一的一次使用工兵爆破队）。87师师部还特别要求突击队将攻击到达的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为凭据。由于采取了新战术，我军攻势凌厉，进展十分顺利，连续消灭日军十余个地堡，压迫残敌集中在较大之据点，当日87师进展最远的一支队伍，已打到了黄浦江边！ 在88师对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地进攻中，双方反复争夺，伤亡甚重，仅在法学院一处，我军就付出牺牲一营之众的巨大代价。87师259旅第7、第8连接连攻占日军海军俱乐部、日海军*场，但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引翔港镇的攻击，苦战终日也未得手。我军炮兵射击，命中率颇高，但因没有燃烧弹，无法彻底摧毁坚固目标。日军用坚固障碍物阻塞每一通道，并用装甲车作为活动碉堡，防御部署几乎无懈可击，导致突贯攻击最后还是不得不演变成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原先的意图没能得到彻底贯彻，因此虽然获得了不小战果，但还是失败了。这一仗极其惨烈，双方死伤至为惨重，虹口地区终日枪炮声不绝，浓烟蔽日！ 18日，中国政府接受英美法三国提出的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因此蒋介石命令张治中暂停攻击。但是日本拒绝了该建议，于是蒋介石于下午又下令恢复攻击。 同日，36师已从西安星夜赶来，到达上海北郊的吴家宅地区。日军也在调兵遣将，从旅顺和日本本土紧急调来2400名海军陆战队，使其在上海的总兵力增至7000人。 19日，87师261旅522团因61师接替原防，得以全团抽身而出投入对市区的攻击，该团作为87师的先锋，由北向南攻击日军杨树浦阵地，一举突入日军杨树浦防线，激战至下午17时许攻占唐山路、公平路交叉路口，前锋已攻入岳州路，并继续向百老汇路挺进。36师集中两个团从杨树浦北侧南下，从522团攻占的地区出发向保定路推进。日军当晚以坦克支援步兵对87师和36师进行多次反击，均被击退。 20日凌晨1时，36师106旅继续向南攻击，于天明时分进至沙泾港、岳州路、昆明路一线，其左翼已与87师打通联系。张治中亲临江湾87师师部指挥作战，决心利用87师和36师突入杨树浦租界进至岳州路的有利态势，以主力向汇山码头突击，实现中央突破，切断日军左右两翼的联系，然后向两翼卷击。为此将刚从南京赶来的装甲团战车营的战车第1、第2连的六辆英制维克斯6吨轻型坦克配属生力军36师，以装备德制37毫米战防炮的教导营配属给87师，进一步加强其突击力。 下午，张治中下令87师协同36师向当面之敌猛攻，力求直突汇山码头。同时令88师佯攻虹口，98师警戒沙泾港以西。 36师师长宋希濂在新港开设师部，亲自指挥211团攻击沙泾港西岸之敌，215团和216团在战车第1连的配合下沿邓脱路和兆丰路向南猛攻，212团则沿舟山路攻击前进，掩护主攻方向侧翼。当夜24时36师开始主攻，作为前导的战车第1连奋勇冲杀，连破日军数道防线，但是步兵被日军密集火力所阻，未能及时跟进，结果坦克因失去步兵支援被日军击毁！后续步兵虽然失去坦克支援但依旧毫无踌躇猛攻不止。日军盘踞在道路两侧的高楼上，居高临下组成交叉密集火网，并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分队实施反扑。212团在舟山路华德路口遭到密集火力拦截，伤亡惨重，106旅长陈瑞河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215团的攻击也同样难以前进，第2营营长李增阵亡。部队见正面攻击无法奏效，便迂回侧后的小巷，准备从高楼后面攀窗而上，结果日军坦克突然杀出，以炮火封锁了巷口，再以燃烧弹猛轰，300多官兵葬身火海！216团前赴后继冲过百老汇路，一直攻到汇山码头大门前，但是没有随伴炮火摧毁坚固的码头大铁门，而四周日军弹如雨下，稍有迟误便有大量伤亡，团长胡家骥身先士卒攀爬铁门，官兵相继跟进，但是攻入码头的部队立即遭到日军猛烈侧射火力压制，死伤枕籍，胡家骥左右随从死伤殆尽，胡家骥也身中五弹！眼见无法巩固战果，死伤又重（216团伤亡高达570人），216团只好退回引翔港，日军乘势反击，宋希濂紧急投入师预备队工兵营才稳定战线。 21日就在第36师发动猛攻后，87师也开始攻击，战至午后先后攻占了精版印刷厂和康泰面粉厂，但是对日军在沪东最重要的据点公大纱厂却屡攻不下。 同日，另一支德式部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也从南京抵达上海江湾地区。 22日，双方依旧激战不止，但战线呈现胶着状态。 23日3时，36师经过短暂调整以3辆坦克和3个步兵营再次向汇山码头发起攻击，此次步坦协同比昨日大有进步，坦克接连摧毁日军多处阵地，步兵以血肉之躯吸引纵深日军重机枪火力，掩护坦克突入敌阵将其摧毁。战至5时，再次冲入汇山码头，并肃清码头日军。但日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军舰立即以舰炮猛轰，接着百老汇路两端日军在飞机支援下从两面反扑，国军坦克全部被毁，冲入码头的官兵死伤累累，一营之众仅数十人生还！被迫退回唐山路，此次突击功败垂成！ 但是几天来，国军各部的猛攻，已切断日军两翼，压迫其主力收缩至陆战队司令部和公大纱厂等几个孤立据点。杨树浦日军面对国军勇猛突击，惊恐之下竟纵火为障，百老汇路、公平路等地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更有三批共约四五百人慌不择路逃至外白渡桥，向守卫租界的英军投降！缴械后被关押在外滩公园。 8月23日，日军后续部队第3师团在川沙登陆，直接威胁到中国军队的侧后安全。因此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进攻日租界的战斗就此告一段落，从此后日军从守势转为攻势，战役态势也随之逆转。进攻日租界的战斗，中国军队投入以德式师为代表的精锐主力，鏖战整整十日，史称十日围攻。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却功败垂成，其中原因，除了日军拥有绝对优势的海空火力支援外，我军在作战初期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前五日实际只有第87师和第88师两个师），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设想，要是在8月14日就一举投入四个师，结局必然大不一样。此外，德式师在战斗中所采取的闪击战术，比较适用于宽正面大纵深的野战战场，而不是高大坚固建筑物林立的狭窄市区。而且德式师在攻击坚固建筑为依托的市区时，火力薄弱的致命缺陷一展无遗（虽有装备150毫米的重榴弹炮，但是因为市区里缺乏有利的放列阵地只能部署在市郊的大场，因距离较命中精度太差，又没有使用燃烧弹，效果可想而知！），更令人不解的是，德式师居然没有想到使用爆破战术（国共战争期间，解放军攻克坚固设防的城市主要就是依靠爆破战术！），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事史上在近代励精图治，进行现代化建设以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的过程中，运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德式师精锐部队所进行的第一次三军立体协同作战，德式师在战役中所展现给世人的风采，令战场上的对手日军也赞叹不已，在日军战史上甚至将淞沪会战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十日市区围攻也是德式师战史上最为壮怀激烈的篇章，然而其最后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扼腕！ 淞沪苦战 8月23日后的淞沪第二阶段作战中，36师、87师、88师虽迭经苦战，伤亡惨重，但是依然坚持战斗在第一线，除以主力继续攻击市区的日军，还不时抽调部队对外围日军进行反击，以巩固防线。 8月24日和25日夜，张治中从第36师和第87师各抽调两个团组成突击集团由第36师师长宋希濂统一指挥，向泗塘河一线日军出击。该两师在市区的四个团则退至租界交界地区固守。出击部队利用夜间连续组织攻击，以血肉之躯与日军舰炮与飞机的猛烈轰击相搏，伤亡甚重却无法歼灭当面之敌，与敌在泗塘河一线形成对峙。（教导总队中非德式装备的第2团于23日下午赶到泗塘河，但是在驰援途中就遭日军猛烈炮火拦截，还没参战就已蒙受了很大损失，实力大损，因此只打了一天全团伤亡就已过半，难以再战而退出战场休整。） 8月27日，在市区的国军部队调整部署，第88师和独立第20旅一部为右翼退守闸北，第36师和独立第20旅另一部居中，退守引翔港与沪江大学以北，第87师和新到达的第61师为左翼，坚守吴淞。 9月6日，日军为保证其在公大纱厂所建立的临时机场安全，以坦克一个小队、炮兵一个中队、步兵一个大队的兵力猛攻公大纱厂以北36师阵地，36师顽强抗击，击毙日军大队长饭田七郎。 9月11日，月浦、杨行相继失守，德式师所坚守的江湾、庙行一线成为整个战线的突出部，态势极为不利，因此命令第9集团军主力撤至蕴藻浜、庙行、江湾、北站一线。 9月21日，张治中调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第9集团军司令由朱绍良担任，87师师长王敬久升任71军军长、88师师长孙元良升任72军军长，36师师长宋希濂升任78军军长，但是这三个军部队均无增加，都只编有一个师。 9月26日又一支德式部队税警总团投入淞沪战场。该团甫到战地便接替第87师在蕴藻浜以南陈家行地区防务。10月2日日军第九师团、第三师团开始强渡蕴藻浜，激战两日之后，日军从侧翼突过蕴藻浜，税警总团阵地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况，但仍抱必死之决心奋战不止。严家桥、曹家宅两地守军死伤殆尽后阵地始为日军所占，税警总团立即在友军配合下进行强力反冲击，乘日军立足未稳重又夺回两地。日军旋以炮火猛轰，继而投入步兵，税警总团与敌苦战不已，多次展开惨烈的白刃肉搏，严家桥的守军第二次全部牺牲后阵地才告易手。10月15日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重而被调至后方休整。 10月24日至25日，第87师坚守冯宅、庙行、李家楼一线，正是日军主攻焦点所在，87师官兵浴血苦战，顶住了日军连续猛攻。26日黄昏，战线重要支撑点大场失守，致使庙行的87师、闸北的88师和江湾的36师侧后暴露，不得不向苏州河以南撤退。 德式师退到苏州河以南时，因连日激战的巨大损耗，其战斗力已降至最低点，时任炮兵总指挥的邹作华少将就曾回忆到："在江湾、闸北方面的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浴血苦战，元气大损，36师、87师和88师都是筋疲力尽，差不多没有战斗力量了。"但是，德式师各部士气依旧高昂，当大场失守的消息传来，闸北的88师官兵无不悲愤敌忾，一接到死守闸北的命令，全师上下均为得到迎击日军效命疆场的机会而欢声雷动！ 国军沿苏州河以南仓促建立防线，36师、87师、88师和税警总团等德式部队均在其列。 为掩护全军后撤，88师仍坚守闸北市区阵地，死守不退，给予日军重大杀伤，被日军称作"可恨之师"！目睹闸北之战的英国驻上海部队司令斯摩兰准将感叹到："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中国军队最后保卫闸北更壮烈的事了！"--88师自8月13日开战以来，一直就在闸北作战，最初是十日围攻，随着日军在宝山登陆后战役重心北移，88师对当面日军采取守势，形成对峙，直至10月27日撤离，足足坚守了两个半月，未失寸土。 国军全线后撤时蒋介石曾打算让88师留守苏州河北岸，征求88师师长孙元良意见时，孙认为孤军死守毫无价值，最后只决定派一个团留守，实际上孙只命令524团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1营45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死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从10月27日至31日夜血战四昼夜，抗击日军数十次攻击，毙敌两百余，最后奉命杀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这一壮举更是大振军威国威，写下淞沪会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 10月30日，日军向苏州河以南发动攻势，以税警总团所在的周家桥地区战斗最为激烈，税警总团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强渡。但日军最终还是在猛烈炮火的弹幕射击掩护下渡过苏州河，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亲赴第一线指挥，双方在刘家宅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每楼每屋都是经过激战。周家桥地区也成为整个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最重的战场之一，最终刘家宅和周家桥两村因守军税警总团死伤惨重而失守，时任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也身负重伤，身上共中13块弹片！次日36师赶来增援，与税警总团联手反击，鏖战终日，仍未能夺回刘家宅。 11月3日，日军继续猛攻税警总团阵地，第5团团长丘之纪阵亡，全团官兵死伤过半。第4团随即投入战斗，以凌厉的反突击攻入刘家宅，但只夺回了南侧一半的民宅，日军据北侧民宅顽抗，双方在村内逐屋逐室争夺，战况极其惨烈。战至18时，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大而由36师接替周家桥一带的防务。 11月5日，日军第10军（下辖第6、第18、第114师团及由第5师团第9旅团编成的国崎支队）在杭州湾登陆，淞沪地区的国军有陷入包围的危险，第三战区随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总撤退。由于命令传达手段落后，撤退命令到达部队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各级指挥部已很难掌握部队，撤退命令所规定的逐次掩护根本无法得到落实，形成了各自溃退的混乱局面。 德式师主力凭借平素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尽管部队已经进行四五次补充，原先训练有素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几乎损失大半，所余不及十之二三，但是其部队的军魂依旧，在此大混乱的局面下没有溃散，36师和88师于11月15日建制基本完整地撤至南京，87师于12月上旬从镇江撤回南京。 由于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组织混乱，原先依托吴福线、澄锡线等预设国防工事进行逐次防御的计划全部落空，加之各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撤退中又建制零落，战斗力大不如前，因此国民政府最初计划只使用不超过13个团的兵力在南京地区作象征性抵抗，主力继续后撤以保存有生力量。但是训练总监唐生智却力主死守，最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固守南京一至两个月，以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南京防御。 11月20日，唐生智颁布戒严令，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此时保卫南京的部队骨干只有36师、88师和教导总队，而且各部都是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未及补充整顿，兵力严重不足，只得放弃坚守南京东南既设国防阵地的打算，在复廓阵地展开防御，因此防御纵深相当狭小。具体部署为：88师守备雨花台及南京城南，36师守备江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南京城东，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 12月初，国民政府从第三战区和第七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加强南京防御力量。此时，南京卫戍区的总兵力才勉强达到十五个师，约十万人。其中德式师的精锐--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都在其列，但是这些部队经过淞沪会战的损耗，有的进行过四五次兵员补充，接受过德式训练的精兵所剩无几，平均只占部队员额的20%至30%，总体战斗力与开战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多只及开战时的四五成而已。蒋介石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特意改变将国军唯一的装甲部队--装甲兵团撤往湖南的计划，将装备17辆德制pzkpfw1-a型轻型坦克（即I式a型）的战车第3连留在南京。 12月3日，日军开始全线向南京推进，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至6日已陆续突破国军各部的警戒阵地，逼近南京外围。 6日下午，日军第16师团先头部队已突入南京近郊的汤山镇，卫戍司令部即令36师抽出一个团前去阻截。 7日，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南京外围第一线主阵地开始攻击。刚从镇江撤至南京的88师被迅即调往74军与66军结合部高桥门地区，36师以预备第2团配属战车连协同第66军、第41师向突入汤山镇的日军进行反击，但是日军后续部队已经到达，并抢先向66军、41师阵地猛攻，因此反击企图无法达成，预备第2团只得在东流以西抢占有利地形转入防御。 8日，局势更为紧张，日军先后攻占汤山镇、淳化镇、靖江、镇江、宣城等外围要点。国军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复廓阵地。由于撤退仓促，日军又衔尾紧追，一些复廓阵地尚未稳固即被日军突破。至9日拂晓，日军已进至麒麟门、苍波门、光华门、雨花台等地，并开始进行总攻城垣的准备。 9日上午，突入光华门的日军第9师团开始攻击87师260旅在工兵学校的阵地，凭借灼烈火力支援于10时攻占工兵学校，进而日军坦克部队开始以坦克炮火力直接轰击城垣，甚至还有小股日军先头部队已突入城垣。卫戍司令部一面调预备队宪兵第2团增援，一面严令87师组织反击。87师副师长陈颐鼎指挥261旅和269旅各一部从通济门、天堂村向日军侧后反击，经过反复激战，终将光华门一线日军击退，重新夺回工兵学校。但仍有少数日军潜伏在光华门城门洞内。 10日战况更为激烈，特别是在南京城东南，日军已扫清复廓阵地直扼城垣。卫戍司令部急调156师驰援，87师在得到援军后终于顶住日军猛攻。入夜后，156师选派精干人员坠城垣而下，将潜伏在光华门城门洞内日军残部肃清。 而雨花台地区的88师正当日军进攻锋芒，遭到日军两个师团主力和坦克、飞机的协同猛攻，第一线工事全部毁于炮火，守军死伤甚重，被迫退守二线阵地。 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地区，教导总队拼死坚守，血战终日未失寸土！日军见正面强攻不成，乃调第13师团山田支队从其右翼加入战斗，迂回攻击紫金山。 雨花台一带激战犹酣，二线阵地工事也被日军炮火摧毁，守军且战且退，据守核心阵地继续战斗。日军第114师团直逼中华门，城垣及城楼均被日军炮火摧毁，少数日军乘势冲入城内，88师立即抽调部队迎击，几经苦战终将其逐出。 日军第10军直属的国崎支队在攻占当涂后于11日渡过长江，沿江西进直扑浦口。国军统帅部见日军已突破长江，南京局势日趋危急，为避免守军尽墨，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令顾祝同转告唐生智当晚撤退，但唐生智考虑自己曾力主坚守，现在又要突然撤退，怕背上骂名，要求最高统帅直接传达清楚后方才撤退，当晚蒋介石电令唐生智可相机撤退，唐生智这才开始制定撤退计划 12日，日军攻势更盛，雨花台核心阵地于10时许失守，守军88师264旅残部因后路中华门已被堵死，无法推入城内，只得在敌火力下沿护城河北进，结果死伤累累，残部于17时到达下关江边，乘坐88师自行控制的木船北渡长江撤至浦口。 日军攻占雨花台后，占据中华门外的制高点，对中华门一带城垣威胁极大，88师262旅冒着弹雨死据城垣，力战不退。88师师长孙元良竟在此危急关头率师部直属队擅自撤向下关，企图步264旅残部后尘渡江，在挹江门被36师师长宋希濂所阻，乃重回中华门。中午时分，日军集中炮火猛轰中华门城垣，中华门西侧城垣轰然而倒，日军随即蜂拥而入，88师抵敌不住，开始退入城内，中华门附近居民也为逃避战火向城内奔逃，难民、溃军拥挤道路，市内秩序由此大乱！ 36师于14时接到卫戍司令部命令，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戒严，严禁各部擅自渡江。而此时，日军第6师团已攻入中华门，第3师团等部也逼近中山门，守军在日军压迫纷纷后撤至乌龙山、紫金山一线，74军还曾准备在三汊河架设浮桥准备渡江，但被36师所阻。此时南京守军军心已经开始动摇。 蒋介石虽电令唐生智可相机撤退，但出于政治考虑还希望能多坚守一段时间，因此于12日又致电唐生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则民众多加一份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但是此令发出时，唐生智的撤退命令已经下达，朝令夕改只能增加指挥系统的混乱。 17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部署撤退行动，下发撤退命令及计划。其计划基本设想是各部均从正面突围，只有少部随卫戍司令部从下关渡江。但是书面命令下达后，唐生智又以口头形式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可用轮渡过江，向滁州集结。唐生智这一口头命令本意是为了能更多保存战斗力最强的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也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代。但是这样一来却使本来就已混乱的撤退更为混乱，上述各部自然不会向正面突围而选择从相对比较安全的下关渡江，而其友邻则不明就里，也跟着撤退。还有一些部队根本不按照规定时间开始撤退，有的会议刚一结束便开始撤退，有的甚至还未接到命令就已经自行开始撤退。在此之中，一些高级将领只是向所属部队打电话通知撤退，便不顾部队自己先行渡江，其中不乏德式师的指挥官，如原87师师长现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现任师长沈发藻会议结束后就没有回指挥部直接奔下关，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指挥部将撤退事宜告之参谋长邱清泉后就脱离部队先行赶往下关，而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就以先去下关与36师联系为由只用电话通知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自己先去了下关。 在撤退命令下达前，已有不少溃兵拥至挹江门，而驻守该地的36师因没接到撤退命令，仍执行原先戒严的命令，甚至出现面对溃兵如潮开枪制止的情况。更是加剧了撤退的混乱程度。撤退命令一下，失去指挥的部队纷纷沿尚还安全的中山路向下关撤退，挹江门左右两个城门洞已被堵死，只有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大队人马蜂拥争过，不少人被践踏而亡，其中甚至有在光华门指挥部队勇拒日军的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下关码头的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各部队争相抢夺船只，不少船只因超载而下沉，更有一些人见无船可渡，便利用门板等漂浮器材自制简易泅渡工具渡江，结果多葬身江心。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率司令部人员于12日晚从下关乘坐小火轮渡过长江，36师利用驻守挹江门控制小火轮的便利，在司令部过江后也乘坐小火轮渡江，因此损失不大。 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则没有36师那么幸运，大部没能渡过长江（留在城里的多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冤魂），只有少数官兵历经辗转渡江归队。 装备德制轻型坦克的战车第3连除3辆在战斗中损毁，其余全部在撤退中丢弃损失。 最后终结 教导总队从南京撤退之后，在武汉收容零散官兵，补充新兵，以储存在后方仓库的武器进行重新武装。1938年1月，军政部将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的湘军系统的第46师进行重新整编，将该师部分官兵并入第11师与第61师，以师部及所剩下的官兵与教导总队的残部合编成新的第46师。至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番号不复存在。 合编之后的新第46师师长为原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副师长李良荣(原航校特务团团长)和周振强（原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第46师下辖第136旅、137旅和138旅，其中教导总队残部编成第138旅，由马威龙（原教导总队第3旅旅长）任旅长。2月桂永清升任第27军军长，师长遗缺由李良荣接任。 1938年5月下旬第46师在27军建制内参加豫东作战，日军第14师团集中全力猛攻27军在杨固集、双塔集一带的防线，27军此时既无士气也无战力，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桂永清竟不思反击反而率部退向开封，只是命令配属作战的88师接替106师防守兰封，88师师长龙慕韩竟步桂永清后尘于5月23日擅自放弃兰封，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占战略重地兰封。德式模范师竟如此表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蒋介石闻讯后严令48小时内必须收复兰封。国军71军、74军、64军和27军全力反击，血战两天后于27日收复兰封，激战中46师再无昔日的赫赫虎威，三个旅长一死两伤（教导总队改编而成的138旅旅长马威龙阵亡），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全师伤亡达5000余人，却毫无战绩可言，收复兰封及周围要地的功劳均归于71军和74军。因此战后88师长龙慕韩被处决，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嫡系将领，桂永清和李良荣均被免职，第27军番号撤销，第46师仅剩3000多人，曾经显赫一时威风八面的教导总队基本已难觅其踪。46师的残部随着胡宗南的第17军团西撤，随后顺理成章地被胡宗南整编。1938年11月胡宗南系统的黄祖勋出任师长，下辖第136旅和第138旅。1944年1月该师划归第57军，1945年2月华南地区国军整编，第57军被裁撤，第46师也随之遭到裁撤的命运，所部官兵补入第54军第8师。 36师是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德式师中唯一建制完整的部队，但也因伤亡过重而调江西萍乡进行三个多月的休整补充。1938年5月豫东作战开始后即奉命参战，在开封地区作战中毙敌千余。1938年8月武汉会战中，36师终于不负厚望，创下了整个抗战期间最为辉煌的战功。9月1日，36师在富金山及800高地展开，与第3兵团其他各部一起构成战线阻击由合肥迂回武汉的日军第2军。9月3日，日军第13师团在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突破了71军在新集子与石门口的警戒阵地后直扑由36师坚守的71军主阵地富金山。71军军长宋希濂就是36师的老师长，他深知富金山一线是整个战线的关键所在，一旦失守日军将长驱直入，乘36师的身后国军后续部队还在集结之中，还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御之机直入武汉城下！因此可以说36师在富金山每坚持一天甚至一小时都是宝贵的！从当天上午10时，日军投入第26旅团主力，在24架飞机和全师团炮火支援下，向富金山猛攻不迭，均被凭险固守的36师击退。 日军攻击富金山的兵力从最初的一个联队逐次增加到整整一个旅团又四个大队，在飞机重炮的陆空一体火力掩护下，连日猛攻，36师利用富金山有利地形拼死坚守，与日军反复拼杀，予敌重大杀伤，未失寸土！ 9月7日，日军第10师团攻占固始，并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南下攻击富金山以西的武庙集，严重威胁富金山阵地侧后。宋希濂立即将军预备队88师523团紧急调到日军南下必经之路的坳口塘设伏，予来犯之敌重创，迫其退回固始。而在富金山正面，日军后续部队第16师团已进至六安以西，第13师团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力猛攻，从9日至10日，不分昼夜猛攻不止，36师浴血苦战，将日军的进攻尽数粉碎。 日军第13师团从11日凌晨起，倾全力猛攻。战至9时许，从富金山与石门口的战线结合部突入，36师在师长陈瑞河的指挥下，抱必死之心进行逆袭，官兵奋勇拼杀，前赴后继，与日军白刃搏杀，战况殊为惨烈。36师迭经多日血战，虽得到88师一个团的增援，但在此死伤甚重的时候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击退人数火力均占优势日军的如潮拥进，至下午16时，36师除富金山主峰制高点外，其余阵地全告失守。就在这样的紧急时刻，陈瑞河师长还是组织全师残部实施了最后一次强力反击，虽予日军极大杀伤，但36师所余兵员已不足千人，难以再战，因此宋希濂以61师从富金山右翼发起反击，抢占800高地至庙高寺一线，以掩护36师后撤，富金山至此方告易手。--36师坚守富金山九天九夜，以坚韧顽强的防御迟滞日军第2军的攻击，毙伤日军第13师团逾万人（其中第26旅团长沼田德重少将重伤，其所属四个联队长亡二伤二），为国军赢得了调整部署的宝贵时间，彻底粉碎了日军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役企图。因此9月14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全军嘉奖："……是则宋军陈师之壮绩，已获得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并号召全军学习36师的精神，"各奋英勇"，杀敌报国。宋希濂与陈瑞河双双获得华胄荣誉勋章。而德式师硕果仅存的36师此役从万余人锐减到800人，几乎损失殆尽，为德式师写下了最后的辉煌与荣光！36师里那些熬过了淞沪血战与南京保卫战的百战雄兵基本在富金山拼光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德式师最后谢幕是如此的悲壮与辉煌，真正无愧于国家的栽培与重任！ 此后的36师、87师和88师的番号依旧出现在国军序列里，但是昔日那支装备着全副先进德式武器，德国军事顾问一手培养，接受了先进军事思想理念的精锐之师，抗战全面开始仅仅一年之后就消耗殆尽了，其中在淞沪会战中未能一举肃清市区日军，痛惜之一；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为决策失误而毫无价值地损失在溃退中，痛惜之二！如果这支精锐部队能保存下来，在以后的战争，尤其是野战之中与日军堂皇对战，必能予敌重创大振军心！ 尽管德式师的装备、训练、战术等综合战力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堪称翘楚，可是与世界各大国相比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充其量相当于德国的轻装步兵师。不过至少在落后的中国大地上还曾有过这样一支让人惊叹感慨的部队，已经能让我们在心底涌起一阵激昂，只是他们本可以创造出更为辉煌与光荣的战绩！ 我们更不能忘却德式师在抗战初期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作战之中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其报国之忠，陷阵之勇，牺牲之烈，丝毫无愧于中国最精锐之师的赫赫声威！ 在国军德式部队中还有一支比较鲜为人知而又特殊的部队，那就是不属于军队系统而属于财政部的税警总团。1932年组建，共有6个团的编制，总兵力约2.5万人，也是德式装备（和德式师一样，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轻机枪多是从德国进口的捷克ZB26，重机枪则多为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7.63毫米毛瑟M1932，甚至还配备有"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支出）。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参加了蕴藻滨、苏州河以南防御等战斗，几乎伤亡殆尽而遭裁撤，余部被编为第40师，隶属于第三战区。 原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孙立人从香港治伤回国后，以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中的5000伤愈伤员为基础组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孙立人任队长，齐学启任参谋长。1939年缉私总队恢复税警总团番号，并在贵州都匀和四川五通桥等地重新进行整训，这一税警总团的名声要远比老税警总团响亮得多，人们印象中的税警总团就是指这支部队。总团长孙立人，副总团长齐学贤，参谋长何钧衡，下辖五个团又五个独立营以及直属特务团、学兵团等单位。 1941年，税警总团第2、第3、第4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38师（第1、第5团则被军统兼并，担负各地要害机关和部门的守卫部队），孙立人任师长，齐学启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隶属于第66军建制。新38师成立后参加军政部校阅，其综合战斗力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缅甸远征军。在印缅作战中最负盛誉的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就是新38师。后远征军失利后新38师撤入印度，接受美械装备与训练，并与新22师合编为新编第1军，也就是国军著名的五大王牌主力之一。 >STUKA19提供的虎啸部队（即36师）资料，深表感谢！ 36师富金山一役后，先经襄阳、随县在大别山区进行整补，后随71军北上退往陕南，其后又移驻河南灵宝，休整达八个月之久，逐步恢复了元气。1940年3月李志鹏接替陈瑞河出任师长，率部开赴晋东南地区与日军周旋数月，首战即力克长治，有力掩护国军调整兵力部署。后至陕南豫西地区休整，继而南下入川，于1941年7月进驻西昌。1942年3月，36师奉命进入云南，作为远征军的后援，5月日军击败进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并衔尾紧追撤回国的远征军。由于第66军不战而退，日军直入滇西，威胁昆明。此时36师刚刚抵达滇西祥云，立即征集车辆紧急开赴保山。36师到达怒江东岸的惠通桥地区后迅即索敌攻击，迅速肃清乘座橡皮舟艇渡过江的日军小部队，并构筑工事展开防御。日军因惠通桥被炸断，主力及重装备无法渡江，又见36师整军以待便放弃渡江东进的企图，在松山转入防御，双方形成对峙。1944年36师改隶第20集团军54军，参加了滇西反攻、强渡怒江、攻占腾冲等战斗。 87师和88师一直在71军的建制里，1942年5月因滇西告急，而被紧急调入云南，作为36师的后援迅速抵达怒江东岸，肃清渡江的小股日军后就地展开防御。1944年5月参加滇西反攻，经过激战攻占重镇龙陵，进而挥师南下，连下芒市、遮放、畹町，于1945年1月直入缅甸的芒友与驻印军胜利会师。87师与88师因在滇西反攻中牺牲巨大因此滇西战事刚一结束随即调回保山整补。此时正值日军发动豫湘桂作战，在广西地区连陷桂林、柳州、独山，贵阳告急，因此88师立即空运贵阳，迅速稳定了局势。在随后的广西局部反攻中，71军又作为主力之一参加反攻。日本投降后71军空运上海受降。
BF1942 Posted 2006年4月19日 08:00 Author Posted 2006年4月19日 08:00 德国MP-18冲锋枪结构剖视图 分解的德国MP-18I冲锋枪 中国德式师和其他主力师的制式冲锋枪ＭＰ１８Ｉ！ ＭＰ１８系列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供单兵使用的冲锋枪是由德国工程师雨果·斯麦塞尔于1918年研制成功的，由伯格曼公司试生产，所以称为伯格曼MP18冲锋枪。后来，斯麦塞尔又对MPIS型冲锋枪进行了改进，投入批量生产，命名为MP18I 型冲锋枪，但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就是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前线仍装备了35000 支MP18I 型冲锋枪，每个连有6 名冲锋枪手。所以，MP18I 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被大量装备并广泛用于实战的冲锋枪。 MP181 首次采用了自由枪机式自动原理，从而为简化结构、减轻重量找到了最有效的技术途径。与机枪、步枪相比，该枪具有长度短、重量轻、火力猛、适用于近战等优点。其结构简单，性能可靠，发射9 毫米巴拉贝鲁姆手枪弹，弹匣容量32发。由于没有专门的保险机构，该枪只能连发，理论射速达400 发／分。该枪发射的9 毫米巴拉贝鲁姆手枪弹初速381 米/秒，有效射程200 米。 MP18I 及MP18的外型和结构为冲锋枪奠定了基本式样。以MP18I 为例，其枪长815 毫米，不装弹时枪重4l公斤。此后，美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均模仿MP18I ，研制出与MP18I 大同小异的本国冲锋枪。可以这样说，MP18I 对冲锋枪的发展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因此明文规定：德国不允许再装备MP18I 冲锋枪，由此，足可见该枪当时的影响。
BF1942 Posted 2006年6月16日 04:02 Author Posted 2006年6月16日 04:02 大家还可以从西北军宋哲元部的武器配备上看出伯格曼冲锋枪在当时中国军队中的地位。“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二十九军装备此时也令人刮目相看。士兵普遍使用德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ＭＰ１８Ｉ冲锋枪，连长每人1支德制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2门、榴弹枪2支、捷克ＺＢ２６轻机枪1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余挺，比中央军甲种师编制的274挺，多出一倍多。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ＰＳ：抗日第一名将张自忠将军的３８师真的是精锐！
BF1942 Posted 2006年9月1日 02:04 Author Posted 2006年9月1日 02:04 [专题]抗战早期的国民党陆军德械师简介： 摘自：《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德国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之背景分析 傅宝真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 一、绪 言 我国在抗日战争时，尤以至日军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加入对日作战的前 四年中，能够与具有世界一流武力的日本单独对抗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战 前中德两国合作发展在华南之工业与矿产已稍具雏型，而且中国的防卫武力 也刚开始训练到可以担负现代战争的重任，所不幸者，日本并未允许我国能 有充足之时间达成下一个目标，一方面试图利用其与希特勒德国的同盟关系压 迫柏林当局停止或至少不致扩大对华援助，再一方面当其惊觉到阻止中德合 作效果不彰及中国渐趋团结与统一之际，唯有及早选择全面战争之途。 即使战争摧毁了中国刚刚萌芽的工业及开战初期德国顾问所训练的中央 军主力亦在上海保卫战中丧失殆尽，然在中德经济合作下所建立的工厂却部 份拆迁至更远的后方，继续生产以供应前方的需求以及支援战时的经济，在 最艰苦的阶段，我国海岸线与港口几乎全被日军占领或封锁，海外补给断绝 ，德国援助停止，其他列强袖手旁观，但后方兵工厂所能生产的军火尚可勉 强供给前线的需要，出乎日本军阀与英美人士的预料之外，中国的抗战居然 支持下去，且愈战愈勇，愈挫愈战之势，考其原因即在中国当时已有雏型的 工业基础，用以支持抗战，不再像以前的「九一八事变」、「五叁济南惨案 」或军阀及满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被日本任意欺侮，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已有 稳固的领导阶层──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而这个领导阶层是战前非**德 国人士愿意合作的对象，奠定当时的工业基础；战时更有不畏艰险的中国人 民将刚安装好的工厂机器拆开与零件卸下，用人力搬至更远的安全地带。 本文的宗旨即在分析从一九叁四年至一九叁七年间中德合作在中国南方 内陆所发展之工业区，计划开发区域之范围包括江西、湖南、广西与贵州等 省，也就是沿着浙赣与湘桂等铁路，当时中国政府与德国几家大公司签订数 项合同，修筑浙赣等铁路，并将之延伸至贵州之贵阳；也就是从我国东南沿 海之杭州修建一条贯穿长江以南与西南蕴藏丰富地下资源广大山区之铁路系 统，藉以开采与发展该区，使之成为未来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基地之一。 本文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来自德国政府与在华担任顾问之档案以及当时 与德国合作筹划的资源委员会主持人──翁文灝先生之若干有关资料，我国 政府很少保留此方面的资料，也许是身处乱世，首都一迁再迁，有关的文件 非无即毁，同时也可能因当时中德合作极端保密，真相不易为外人所知，日 久渐为人所淡忘，但一件纯粹发生在我国国土内的事件，却处处需要仰赖国 外资料却是值得国人深思，抗战前数年中德关系非常密切，德国对中国的援 助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国内学者很少注意或甚研究此一问题，缺乏适 当的资料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前数年台湾的历史学者掀起了讨论抗战前 十年建国的热潮，并认为此段时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最成功的例证 ，誉之为「黄金十年」，但讨论会很少提及「德国援助」或「德国因素」， 过去的「友情」或「朋友的帮助」会因时间的久远而冲淡记忆，也容易将成 功大部归功于自身的努力，何况当时**政府未顾及友情，停止援助及召回 在华的顾问，后来又因承认汪精卫偽政权而致断绝邦交，至日本偷袭珍珠港 后中德处于敌对状态(我国向德意日三国集体宣战)。但历史学者应该持公 正态度追寻史实，则是不容否认的，**德国或法西斯集团与援助我国的非 **人士及机关是应该划分清楚的。 二、中德合作的历史背景及两国关系之回顾 「以夷制夷」是中国历史上对付外人的一项传统策略，但具体的「师夷 之所长技以制夷」却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大特征，如何地寻求外援 以及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资本以抵抗外侮或发展现代化之国家更是在正式与近 代西洋文明相接触后或至少在一连串败于外敌之手后才逐渐体认到的。德国 在此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最早之例可溯往至明末清初来自现今德国 科隆市的日耳曼人汤若望，汤氏属耶穌会之传教士，一度协助明廷製造火砲 以防御满州人之入侵，明朝覆亡后，汤若望復任康熙(太子时)之师傅，传授 西方科学观念，使其成为中国唯一大略瞭解西洋文明进步的皇帝。(注一)可 惜后继力不强，不久传教士被人诬害，虽得平反，但又因内哄及捲入宫内纠 纷，在雍正年间几被全部驱逐出境。(注二)使国家一度有机会可能步入现代 化之旅程为之中断近两个世纪，盖当时并无「师夷之所长技」的强烈刺激力 或压力，整个社会结构仍停滞于如金耀基先生所称的一种内在缓慢性移动的 平衡(Moving equalibrium)。(注叁) 鸦片战争后或至少在中国连续败于西方列强之手后，有识之士遂产生一 种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认为有不得学西方之长处，「师夷之所长 技」诚非传统中国社会所愿，亦非在当时环境所能全部实现，(注四)缺少有 如同期明治时代日本或稍早彼得大帝时代俄国之强有力的领导阶层及全盘计 画，仅靠少数具有零星新观念人士之推动，注定不会有显着之成果，李鸿章 可以算是第一位试图引用「德国经验」或(以现代的术语来说即可称)「德国 模式」以做强国强兵之发展，同时也可以用已对抗英国在华之优越势力，以 便同时收「师夷之所长技」及「以夷制夷」之效。李氏认为德国对华无领土 野心，可以结交成为忠实朋友，为了平衡英国在中国海关的垄断势力，清廷 聘请前德国驻海关监督德璀林 (Gustav Detring) 当任李鸿章之主要外交顾 问，(注五)北洋舰队之订购大部来自德国，德国要塞专家负责建筑负有北京 海防安全，且为中国最重要之军港──旅顺之要塞；防卫大砲则由德国最有 名之克虏伯(Krupp)砲厂提供，(注六)但在此俾斯麦时代之德国(一八七○年 代及一八八○年代前半部) 国策仍无法脱离相当保守之欧洲大陆普鲁士型之 强权政治，无强烈之野心向海外扩张，以避免造成与英国的对抗；(注七)而 所要关注者渠为其本身在欧陆之安全，孤立法国，并鼓励其积极向海外扩张 殖民地，使之忘却普法战争之仇恨，形成俾斯麦对外政策之核心。同时德国 亦鼓励俄国东进，使之儘量减少对欧洲事件的过问与法国结盟的可能性。 在此种情况下，李鸿章聘用前德国驻天津总领事穆林德(Mullendorf)担 任其对韩外交政策顾问正符合德国之意愿，因此穆氏并未忠于我国在韩之权 益，且秘密与俄国勾结。中法战争时，李氏原欲德国运用其影响力或牵制力 缓和中法冲突，但此与前述之德国国策相违背而未见效，(注八)李鸿章从此 不再对德国寄予希望，转而寻求俄国援助以制日，一八八五年以后北洋舰队 不再有新舰订购自德国，但对于聘用德国顾问一事并未中断，德国政府亦因 对华之贸易与军火武器之输出，鼓励清廷雇用其军事顾问，并给予应聘人员 种种便利，(注九)但我国首次具体的试用「师夷之所长技」以及「以夷制夷 」在甲午战时遭受到严重的考验，同时也证明「师夷之所长技」也绝非从「 船坚砲锐」单方面下手所可见效。 甲午战前数年，俾斯麦时代普鲁士型的德国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具 有极浓厚帝国主义色彩与世界强权的威廉二世时代，其在远东国际政治最突 出的表现即在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强租胶州湾与在八国联军的领导地位，但 在一九○七年以后，德国在国际上日感孤立，颇有倡导中、德与美三国联盟 之议，(注一○)此议虽未能实现，但中德两国在此阶段的文化、贸易与经济 关系却异常密切，(注一一)国人对德国有着不同的观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国内机会主义者认为对德宣战可以收回以往失去的权益，且可增进中国 的国际地位；甚至亦有欲藉此达成其政治目标或野心，唯有国父 孙中山先 生其所领导的(在野)国民党却不主张对德宣战，此举不但造成当时的南北分 裂，(注一二)亦奠定日后中德合作的良好基础，孙中山先生所欲建设的理想 新中国，在若干方面颇有以德国，尤以俾斯麦所缔造的第二帝国为模式，此 在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俾氏的社会福利、劳工及政府 控制国家重要工业 (如交通) 等政策均足为叁民主义所参考，(注一叁)实业 计划中的国际共同开放中国的构想是希望当时先进国家的技术与资本能配合 我国的丰富资源、充沛的人力以及广大的市场，合作来开发中国，以谋彼此 的利益，但孙中山先生并未列举以何种方式才能吸引外国投资与引进其技术 ，也为排除或偏向任何国家，只要能与中国平等合作。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与我国和平相处，而又能真正帮助我国之国家 ，只有美德二国，但美国由于第一次大战后孤立主义的影响，不但政府不积 极参与此类国外的合作，也不鼓励民间财团在其认为不安全地区投资或贷款 援助外国政府，(注一四)故孙中山先生只有把希望寄存在俄德二国，俄国虽 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予以相当的援助，但事后证明其具有新型的帝国主义色 彩，对中国的祸害而又无法估计，(注一五)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在积极争取德 国的援助。 谈起孙中山先生与德国的关系有很复杂的背景，但简单地可从思想与政 治行动方面分析，后者已有相当可观的中外资料将真相公布于世，无需在此 详述，主要起源于第一次大战时对德宣战问题及其所引起的南北分裂 (一九 一七年) ，由于孙中山先生对德颇具好感及反对宣战，导致若干合作之企图 以推翻段祺瑞内阁及援助南方之革命政府，(注一六)但计划均未实现，战后 中德命运相似，均遭列强压迫，本应彼此互助，但限于现实环境及德国不愿 再捲入远东政治纷争，通过正常的政治管道援助未被承认之南方革命政府似 为极不可能之事，但孙中山先生并未死心，在接受俄共援助的同时，亦试图 透过非官方管道(退伍军人与工业界)寻求德援，有资料显示是遭莫斯科之压 力而中止，(注一七)然而在其病逝前(一九二五年)在派员与德方有数次接触 ，以图组织一顾问团与经济援助开发中国南方，(注一八)并有少数德籍人士 已在广东工作，(注一九)由此奠定了北伐后中德合作的基础。 中山先生所以倾向德国，主要在于两项中心建国思想：「知」与「防患 于未然」。认为可能较其他国家更易获得实际之益处，所谓「知」即是「知 难行易」之知，亦即英文之 Know-how与德文之Kenntnis或Erfahrung，德国 不但在科技的知识上有卓越的表现，连在建国经验亦有多处值得我国借镜， 俾斯麦时代经济、社会与甚至外交政策之制定均详细地考虑到如何防止未来 所可能发生的弊端，孙中山先生很景仰当时德国所采行的社会福利、劳工保 险、解决劳资对立以及防止资本主义过份膨胀政策，民生主义也采取了其中 若干精神，尤以计画将交通(铁路)、邮电以及若干重要重工业收归国营。抗 战前中德经济合作的重心，即以此种理想为蓝图。 叁、早期合作之分析 由于俾斯麦的继承者并未追循前任的平衡外交政策，而导致俄法二国结 盟，最后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因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 但军力缩小，若干新武器也不能拥有，造成生产力过剩与为数甚多之无职军 官自谋出路，导致军事专家服务国外，最初几年以苏俄、土耳其与南美诸国 最为明显。(注二○)此亦为和约所禁，同时德国工业界与陆军亦密切合作， 后者以秘密基金资助前者在国外附属之公司或工厂生产某些被禁之武器，再 销售其他国家测验其性能，甚至有时亦设分厂或以合作方式生产，藉以换取 德国所极端缺乏的原料(如稀有金属)。国外的军事顾问在此方面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同时陆军将领也深信德国终有一天会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届时 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战略原料，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经验，德国早在一 九二○年代初即已开始蒐集各国之战争潜力与资源，并贮存国内所缺乏的原 料，以备未来扩军与战争之用，(注二一)但在一九二○年代初期，可能中国 军阀连年混战与政局的不安定，尚无法吸引德方的注意力。 一九二○年代中期前后，也许由于孙中山先生已在南方建立革命政府并 与德方数度接触，联络的管道终于建立，聘用顾问与引进德国技术一事虽未 成功，然在北伐期间驱逐俄国顾问后，转而与德国合作是极自然之事，德国 军事顾问团的组织虽不必在此详述，然其附带所产生的数项事件，却为未来 中德经济合作之建设新中国舖下道路。 (一)首任团长包尔上校(Max Bauer) 极力强调其本人是蒋委员长之经济 ，而非军事顾问，顾问团主要工作是在协助中国经济重建，团内的组成份子 包括甚多之技术专家，其中有一名地质学者开培教授 (Prof Keiper)被负与 调查及计画开采我国长江以南矿产之任务，(注二二)形成稍后发展华南工业 区之基础。 (二)北伐成功前后，由于聘用德国顾问，我政府对德展开一连串的外交 攻势，希望获得柏林官方之支持，除派遣元老外交家蒋作宾先生出任国民政 府首任驻德公使外，并有两个军事代表团与一个经济代表团，分别由陈仪、 张治中与孙科率领，访问德国各地，试图磋商中德军事与工业合作及学习德 国之长处，孙科是希望将孙中山先生计画建设新中国蓝图 (实业计画与建国 大纲) 之基本概念让有关德国人士有一番认识，进而争取其资本与技术，来 开发计划中最重要的十万公里铁路之修筑，新(大)港口之建设以及重工业之 发展，并且认为个别的德国工业家与公司财力有限，势需彼此合作，幕后有 政府的支持，方能担当此一庞大之工作，(注二叁)然而柏林外交部可能根据 其驻华公使馆的报告，怀疑孙科代表团之权限(究竟代表政府中的何种派系) ，(注二四)再加以德国政府正在此时改组，中间偏右的内阁被中间偏左者所 取代，该国的注意力由工业界利益转移至劳工问题。(注二五)包尔在华组织 顾问团是否能给德国带来困扰，已在议会引起激烈辩论，政府实在无意在其 认为不太安全的地区(亦根据驻华使馆的报告)从事冒险或投资。 (叁)但孙科访德却引起德国工业界来华投资的兴趣，该国工业联合总会 (Die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华 访问与调查投资的可行性，(注二六)该团由数位工业巨子与银行总裁组成， 但行期却因中德两国国内情势与世界经济状况延至一九叁○年春季。中国官 方与民间对这些当时唯一与我国平等相处而又无政治野心的强国访客寄予无 限的期望，多认为是帮助建设新中国最适当的友邦，代表团访问全国各大城 市，当赴东北工业中心参观时，北宁铁路当局特备头等专车，供予最佳的食 物与招待，在天津的一项欢迎会中，前与孙中山先生对立的皖系军阀总理段 祺瑞居然对访客表示一九一七年对德宣战一事之歉意，并声称其往后将永远 是德国的朋友，(注二七)可见当时国人不分党派，均热望一个新中国的出现 ，但另一位商人却表示其对当时在华军事顾问团的看法，认为德国应多派此 类的工业代表团，而非「法肯汉」来华。(注二八)此时包尔已经逝世，其继 任者正在协助 蒋委员长部署中原大战，也因顾问团参与中国内战，转移了 包尔原有协助中国发展经济之梦想至纯军事性之参谋，训练与作战计画之设 计，(注二九)使其成为权力政治斗争的工具，蒙受若干批评与不白之冤，直 至一九叁四年色克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 接掌顾问团与出现较 前几年稳定的和平局面前，中德间经济方面的联繫工作大部由德国工业联合 总会承担，(注叁○)不过在此阶段，由于中德两国国内情势均欠稳定，并无 具体成果出现。 代表团返回德国后，向工业联合总会董事会提出一份详尽的报告，内中 指出，中国目前的动乱并不适于德国大量投资，但却相信内乱不久即会结束 ，中德合作的前景仍然非常乐观，工业界应为未来铺好道路，奠定合作基础 ，(注叁一)代表团团员可能由于在华受到热情的款待，体认中国是一个重人 情味的社会，搞好人际关系是办事成功的秘诀，故建议设法培植中国政府中 的亲德派(或势力)，支援在华德国顾问的地位与助其增强对中国领导阶层的 影响力，必要时不惜使用金钱以达到目的，同时报告亦建议加强中德文化交 流，提供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的机会，支援在华受有德国影响的文教机构 (如 国立同济大学等) 与德侨之传播媒体(如德文报纸等)，此种所谓「文化宣导 」(Kulturpropaganda)在一九叁○年代的确发生相当效果，我国留德学生人 数大增，虽然还赶不上留英美者，但却为中国造就不少优秀人才。(注叁二) 德国政府也很重视代表团返国后的报告，一九叁一年二月由教育、商务 及文化等部与工业联合总会代表举行一次会议，商讨相互协调与财政支援中 国年青的一代前来接受技术教育与在德获得实际工作经验，(注叁叁)但最感 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扩展中德贸易中，给予我方信用贷款以购买德方的工业 品与机器，此时正值世界经济不景气，德国国内失业问题异常严重，工业界 相信与中国合作可以解决部份问题，(注叁四)但我国政府当时财政非常困难 ，不可能有太多的外匯支付对外贸易，如果合作，德国工业巨子与银行界势 需给予我方信用贷款，此却需德国政府的担保或核准，而柏林外交部往往根 据其北京公使馆的观察，总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以往的北京政府并无多大 的不同之处，有时连自己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那里还有能力履行合约的 义务，所以不赞成德国厂商在华从事冒险的交易。(注叁五) 事实上，德国当时也非如今日有丰富的外匯存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 费及战后赔款使其国库之财源几近枯竭状态，一九二○年代中叶新马克之发 行系以德意志境内之不动产为抵押，战后经济的復健工作多赖美国的信用贷 款，此时美国亦遭受经济不景气，且资金多移用于国内，(注叁六)但德意志 国家银行总裁希培尔(Schippel，亦是访华代表团团员)认为贷款给中国以增 强对华贸易对德国是一个生死关键，并将此意通知财政部长，(注叁七)后者 将此事报告给总理白鲁宁(Heinrich Brwening) ，(注叁八)德国政府虽在此 时面临种种政治难关，仍然召开阁员会议，并成立一委员会研究此事。 (注 叁九) 不意此时 (一九叁一年春夏之交) 奥地利银行发生危机，波及到包括 德国的中欧国家，德意志国家银行在一周内失去两亿马克的外匯存底，柏林 银行亦在六、七月间发生挤兑现象，被提出两亿马克的存款，协约国家 (以 法国为主) 不得不同意德国暂停赔款一年，(注四○)年前代表德国工业商界 访华之团员雅谷比博士 (Dr.Jacoby,亦极力主张贷款给中国) 所拥有之银行 ：Danat 或称Darmstadter und National Bank ，也于七月十叁日关闭，跟 着其他银行休市叁周。此一连串事件不但打破了早期经济援华的希望，亦加 重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在一九叁叁年初取得政权，不过在此 阶段中德间的联繫及双方为合作所做的努力，却为一九叁叁年后的互助舖下 了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 四、「九一八」事变后刺激我国发展工业的因素 随着世界现代史上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九叁一年在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与一九叁叁年初在欧洲德国的国社党执政，给中德军事与经济合作带来 新的冲击力，又正巧此时在华继包尔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长之魏泽将军(Ge- neral Georg Wetzell)与我方军事将领相处不睦(包括蒋委员长)，导致战后 德国新陆军创建人色克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 被邀来华瞭解真 相，(注四一)最后接掌该团，以其声望及与德国军方、工业界之关系，逐展 开中德合作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强占我国东北与长城重要关口，进而威胁平津一代安全，不但使全 国有识之士，不分党派(除**外)，认为有团结一致、共抵外侮的必要， 同时也体认到国力的有限，东北的丧失使我国失掉最重要的工业区，包括占 当时全国五分之一的疆土，一半的铁路，五分之四的钢铁矿产，十分之一的 关税以及最大的兵工厂，(注四二)如果未来能够有效的抵抗日本进一步的侵 略，势必需要在不会受战争威胁，而且在具有丰富矿产的地方另发展一个工 业区，同时也可以有计划地开发当地的地下资源以换取德国的机器与技术援 助，华南与西南内陆符合上述条件，而且对外交通亦较其他地区便利。 「九一八」事变前我国工业发展虽仍本孙中山先生建国之理想，但政府 各部门并未能相互协调，不顾国家之财力各自设计出宏伟的发展计划。 (注 四叁) 事变后蒋委员长虽一度引退，但终因日寇侵略气势蔓延至上海而再度 復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中全力先安定国家内部，并动员全国有限 度之资源以便从事战争之准备工作，于是遂产生直属其本人之「国防计划委 员会」，最后演变成「资源委员会」之机构，专门从事国防经济规划， (注 四四)，发展与开采华南之矿产(尤以钨沙)以应中德合作之需求。 日本侵略我国促使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一次空前未有之大觉醒，体认到 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与有不分政治立场或见解共赴国难的必要， 以胡适为主，环绕「独立评论」刊物的学者表现的最为积极，(注四五)「书 生报国」使若干有名的教授与科技专家加入政府工作，其中最显着的例子要 算国际闻名的地质学者──翁文灝出任国防计划委员会之秘书长，(注四六) 对于协调政府各部会配合整体计划经济与重工业发展以便奠定未来抗日战争 的基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四七)彼与孙中山先生同样深信，支援其他 工业的重工业(如动力、钢铁、矿产与交通等)必须是国营，同时也认为引进 国外的资本与技术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注四八)但前者较后者更能提出较具 体的办法以促进国际合作。 翁文灝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并非留德学生或亲德派，但却体 认到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再抄老式(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旧路，而应以十九 世纪末叶与二十世纪的德国以及革命后的苏俄为模式，(注四九)由政府予以 适当的控制或规范。当时中德关系密切，且两国平等相处(已无不平等条约) ，合作对双方均会有利，但翁氏认为，国外投资者对中国工业发展已丧失信 心 (可能因为局势欠安定) ，而且投资的能力又极有限，(注五○)为了获取 外国的机器与技术，我国必须设法增加出口，以赚取外匯，且应减少不必要 的，(注五一)进口但当时所能出口的项目也不外于农产品、手工艺品与矿产 (注五二)，前二者能出口的数量极为有限，中国人口众多，如果粮食大量外 销，势必影响人民温饱，惟大量开采丰富的矿产，尤以湘赣地区尚深藏于地 下丰富之稀有金属如钨等，(注五叁)正为德国重整军备所急需，如果经由中 德经济与技术合作之途径，以贷款与机器助我方开发此项资源，再换取发展 国防与其他工业之援助，实为两全其美之办法。此后数年间 (直至抗日战争 爆发时) ，我国的钨产量与其输德量均增加数(四)倍，其原因即在于此。 五、希特勒执政后刺激德国与我国合作之动力 德国此时正值希特勒取得政权，为中德军事与经济合作铺下一条可行的 道路，以一个具有种族偏见 (自视日耳曼人为最优秀之民族) ，而又想与日 本结盟以征服欧亚大陆的狂人及其政党，不可能对中国具有好感及有心与之 合作，同时希氏的治国构想中根本就不重视以国际贸易来互通有无，因为如 此反而会造成与英国的对立 (发展海军亦然) ，牵制了其东进 (Drang nach Osten)的梦想，在快速征服东欧与苏俄的闪电战中，德国很容易在新建立纳 粹日耳曼式(Voelkish Deutsche) 的农业社会中获取所需要的原料以备下一 次的征服战，过份的工业化以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或争取海外市场，反而 会污染德国美丽的天然景观，(注五四)六十多年前的希魔即有此预感，颇值 得吾人回味。 但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希特勒又不得不迁就陆军将领的想法，后者并 不同意前者之天真梦想，(注五五)战争有些无法控制的因素会随时出现，上 次大战希里芬作战计划未能成功便是显着的例子，而战争一拖长，德国即因 为贮存足够的战略物资居于不利的地位，最后终至求和，陆军的看法颇受若 干工业巨子与当时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 Schacht)的支持。一九叁四年希 特勒正式撕毁凡尔赛和约，公开走上整军之途，武装部队之重整由陆军与国 防部承担；经济重整以支持未来之战争机器则由沙赫特负责，陆军、国社党 与大企业界彼此利益符合，相互利用，暂时形成一个联盟，(注五六)沙赫特 与国防部长布隆保 (W.Blomberg) 在此联盟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往后予 我国各种信用贷款及支持在南京之德国顾问团，二人均曾出力不少。 沙赫特在中德合作过程中之德方地位颇似翁文灝在我方之地位，以一位 非国社党员担任希特勒政府中重要部门之首长，在经受数年经济不景气后及 欲图重振德国在世界声威的需求下，其首要之工作在重建国家之经济与军事 实力 (希魔即以此做为其日后侵略其他欧洲国家与发动世界大战之赌本，故 沙氏在战后纽仑堡战犯审判中被判刑) ，但当时德国的情况比当时的我国好 不了多少，柏林政府负债累累，一九叁叁年秋季 (即希魔执政后半年) ，时 沙氏任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 (一九叁四年六月方兼任经济部长) ，宣布对外 债暂停付一年，復于次年颁布工业原料贸易管理法规 (Law Regulating the Trade of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以便控制德国对外贸易政策。 (注 五七) 在此新政策中，沙赫特准备以政府津贴支援对继续重整军备所急需之战 略原料进口贸易，其中包括清偿与以货易货协定，进口特许执照以及补助出 口货品以降低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与增强其竞争力，藉此可换取更多的外匯或 所需的原料，(注五八)当时德国的贸易颇似今日之台湾，多集中在美国与欧 洲市场，此二区人民购买力高，价格不会受货品品质之影响，但现今像台湾 欲分散市场至其他消费力较低之区域，政府必须予以某种奖励与补助，因此 传统之公开与多边贸易逐移转至与原料供应国之双边贸易，尤以外匯缺乏之 国家，索性即以以货易货之协定，以应重整军备之需求，(注五九)南美诸国 与我国即为此新政策努力之重要目标，军事顾问团在这些国家一向担任与德 国沟通及联络的角色，此时的地位更显重要，(注六○)此时又正值色克特在 **执政不久来华接掌顾问团，以其在德国陆军中(甚至在柏林政府中)之 声望以及在蒋委员长心目中之地位，较其他顾问更易将德方整军所需之原料 、我方建军武器之供应以及奠定未来抗日战争基础之国防工业、战略铁路与 防卫系统等问题，合成一体以谋解决。 六、色克特将军被邀来华的经过 一九叁叁年可以说是中德军事与经济十年合作史(一九二八至一九叁八) 的分水岭，在此前五年，中德两国均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虽性质与程度不 同) ，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但该年**取得政权后，虽亦面临党内 与国内的种种挑战，然大体尚能稳定局势；(注六一)而我国亦在当年五月与 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为求「攘外必先安内」而暂采妥协之措施，以换取华北 的和平、同年十月对盘踞在江西的Ｇ军，展开最后与最大一次的围剿 (第五 次) ，预计彻底消灭Ｇ军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蒋委员长在此时的 领导地位较以前任何时期更为稳固，除少数野心政客与残余军阀尚存有离心 之念头，全国各阶层，尤以知识份子，均体认到在此国难当头，国家必须要 有强固的领导重心。 由于中德两国同在一九叁叁年后呈现较稳定的局面，仍能为彼此间的合 作奠下一条路基，但实际开闢此条道路的却是色克特，一位在德国与世界军 事史上均负盛名之军事组织与战略专家。色氏之一生事业象征着普鲁士型战 争机器组织的一项特点──参谋长，彼即是沿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参谋长做直 线型地上升，而最突出的一次是在第一次大战时第十一军团任内，协助时任 司令的麦肯逊元帅在一九一五的哥利士(Gorlice) 附近突破俄军防线，进而 席捲俄属波兰全境与攻入俄国本土，(注六二)此役与一九一四年在东普鲁士 境内坦能堡战役 (Battle of Tannenberg) 齐名，均重伤俄国士气，导致一 九一七年的共产革命。 色克特在第一次大战后的一九二○年至二六年间担任德国新建之陆军总 司令，但我国绝大多数史书均认为其担任国防部长可能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所 致，由于凡尔赛合约的限制，德国只能拥有一支十万官兵的袖珍陆军，故色 氏在当时面对国内外最复杂的环境，将其铸造成一座防卫德国安全的铁塔， 不受任何政治风暴的污染，使其中每一个份子(军官与士兵)都极近完美与坚 固，(注六叁)以备未来在适当时机做无限制的扩充；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能发挥强大的威力，其基础即由此奠定。蒋委员长邀请色克特来华，亦即 想借重其在此方面的经验，但色氏的真正贡献尚不止于此。 早在一九二六年色克特被兴登堡总统 ( Paul von Hindenburg, 即指挥 坦能堡会战之名将) 免除陆军总司令职务时，我国即有意请其来华，但事未 成，(注六四)一九叁二年当顾问团发生领导危机，以及蒋委员长在强敌谋我 日亟时欲知强国强军之道，色氏又被邀来华。(注六五)第一次是在一九叁叁 年春夏之交，主要在观察我国建军与顾问团推行工作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 及提出具体的意见，临行前呈上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 (Denkschrit for Marschall Chiang Kai-shek) ，(注六六) 其中除了建议军事指挥系统的统 一、军官教育的现代化、军费审计的严格控制与人事升任必须根据公平之标 准外，还强调我国当时需要一段和平时间以从事国防建设，以及从长期的观 点看，发展现代化武力绝不可依赖国外武器的入口，而必须拥有自己的军火 工业，与欧洲军火公司的合作以及吸取其技术是我国从事抗日战争准备的首 要工作。色克特在此首次提到以中国的矿产直接交换国外机器与技术援助。 (注六七) 蒋委员长与色克特几次晤谈以及看到「陆军改革建议书」，对后者之才 华大为欣赏，(注六八)遂坚持其需再度来华，以便执行书中所建议之各点， (注六九)经过多次书电往返，面临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与色氏本人的健康问题 ，此位六十八岁的退休将领为了顾及双方利益，最后仍同意前来，推展中德 经济与军事合作最成功的一个阶段。(注七○) 七、色克特将军与我国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色克特第二次使华是从一九叁四年春末至一九叁五年春初，共十个月。 抵华时正值江西剿共已近胜利阶段，该省得重建以及整个国家均期待由此可 以进入一个较安定的发展时期，色氏并不主张剿匪战役结束后立即裁减大量 的军队，因为中国的局势仍欠安定。(注七一)但是估计仍有六十六万的士兵 会因战事告一段落及发展现代化的武力而陆续的解甲，(注七二)当时政府并 无如现今的完善荣民退休制度，如不做妥善的安排势必会造成社会的严重问 题。德国人很重视华南一带的矿藏，如果能做有计划的开采，必须要将机器 与设备运入，然后再将矿产运出，修建铁路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也可以在矿 区与铁路附近建立工厂与兵工厂，如此可将部份解甲的战士投入生产与建设 行列，(注七叁)当时此区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依照德国顾问所拟具的防 卫计划，未来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华北与华东一带，凭藉长江的天险及其要 塞，华东的坚强防御工事与坚守华南广州唯一可守与有价值的出海口，日军 很难进入此崎嶇不平的山区。(注七四)新计划发展的工业区可以部份支援抗 战的需求，但德国顾问的战争概念乃是根据第一次大战的防御思想，未料到 未来战争的机动性。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广州与武汉即陷于敌手，进而威胁 到江西与湖南工业区的安全，新建立的工厂不得不迁往更远的后方或自行炸 毁，不过由此却将中国近代传统工业集中在沿海与外国订有条约的港口逐渐 移往内陆。 色克特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一位干练的助手：法肯豪森将军 ( 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以备前者在健康情形恶化无法任职时，可 以接掌顾问团，不过即使色氏在华时，亦将团内军事性的工作大部份交与法 氏处理，而自己则集中全部的精力与时间解决中国国防经济建设所面临的种 种问题，彼坦诚面告蒋委员长，除非中国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否则现代化的 武力将无从建立； (注七五) 欲支援现代的战争与发展其工业，则需要建立 战略性的交通网路，以便在战争时可将部队与补给品迅速地运送至前线，并 可将工业原料与产品及时地运入与运出工业区。中国人已有足够的经验与技 术自建公路，江西在剿共时，德国总顾问魏泽建议省主席熊式辉将军修筑以 南昌为中心的战略公路，成果良好，有助于清剿后的经济重建与工业发展； (注七六)；浙江亦在朱家驊主持省政时建有很好的公路系统，(注七七)现在 色克特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如何引进德国的资本与技术，来帮助中国建造 战略铁路以及运输工具──汽车与飞机。 中国政府缺乏充裕的财源以从事各项建设工作是每位德国总顾问工作上 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即使德国大公司愿意给我国信用贷款，亦会遭其驻华官 员之反对或拒与担保，所据之理由除了中国局势欠安定与偿还能力较差外， 尚因中德贸易早已呈现不平衡状态，积欠德方数目可观之款项与应输出之原 料。(注七八)不过一九叁四、一九叁五年后德国官员态度略有改变，一方面 是因中国局势较前安定，再者也因在德有沙赫特与国防部的支持，色克特个 人的声望亦是促成改变的因素之一，但是有时贷款或合作的范围要缩小或折 衷一些。
BF1942 Posted 2006年9月1日 02:05 Author Posted 2006年9月1日 02:05 八、中德经济合作的正式开端──江南战略铁路的兴建 色克特首先引进的公司是奥托倭夫 (Otto Wolff) ，一个在德国科隆市 起家的家族企业，与前者早在一九二○年代德俄军事与经济合作中是老搭档 ，当时两国在国际上孤立，虽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仍须彼此利用，凡尔赛和 约规定德国不能製造若干新型武器(如飞机与坦克等)，而俄国又无製造的技 术与资本，色克特时任陆军总司令，为了不使其国防武力过于落后，仍与若 干军火公司合作，秘密协助红军发展此类武器(亦暗中派有军事顾问)，以换 取操作经验与原料，(注七九)**取得政权后，由于极端厌恶共产主义与 斯拉夫人，此类合作逐告终止，(注八○)合作之公司亦纷纷随色克特至东方 找寻市场，中德合作在某些方面类似德俄合作之延续或转移。 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评论奥托倭夫公司领导德国工商界在华建立市场是引 导国际企业界(包括英美等国)对华投资的文艺復兴，(注八一)此项復兴非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强企图利用贷款或投资阴谋控制中国，亦未以任何财源 (如海关、盐税或铁路等)由外人管理或抵押，完全以平等、互使与互利为原 则，而且半数之董事操在中国政府或其指定之代表机构手中，由此导致新四 国(英、法、日与美)银行借款团 (The Four-Power Consortium)在一九叁七 年正式解体。(注八二) 一九叁四年至一九叁六年间奥托倭夫及其所合作的公司与中国政府所指 定的银行代表团(主要是中国银行)签订一连串的协定，修筑浙江玉山至南昌 ，南昌至萍乡与湖南株州至贵州贵阳等段之铁路，全长共九四七公里，浙赣 铁路中之杭州至玉山段此时业已修筑完成，如果再能延长至西南之省分，此 一占全国铁路总长(当时共九七六叁公里，一半约在已沦陷之东北)十分之一 ，(注八叁)贯穿中国南方心脏地带之大动脉，时具有军事战略与经济发展之 双重意义。政府军事当局预计，一旦对日战争爆发，京沪一带必将不守，我 方可以凭藉马当等要塞，守住以武汉为中心之长江中游地区，否则中国将被 截为二，(注八四)此长江以南所新开发之经济中心(或区域)，将成为支援抗 战的基地(或后方)，所能生产出的补给品将可经由株州，再沿粤汉铁路北运 至武汉，而开采出之矿产亦可南运至广州出口，以换取国外之军火与武器。 此两大铁路之交叉区──株州与湘潭将可取代东北之瀋阳──鞍山，成为中 国另一个重要工业区，计划中之炼钢、汽车製造与发电等工厂均设在此。德 国顾问异常重视新铁路的军事价值，故法肯豪森亲自参与中国当局与奥托倭 夫等公司之谈判。(注八五) 所谈判合同之精神亦可显示相互信任与合作之原则，玉山至南昌段之费 用由银行界与浙江省政府自筹八百万元建设基金，奥托倭夫公司提供相等价 值之筑路设备、铁轨与技术援助，无德人参与管理或监督，仅派会计稽核， 偿还方式是以未来铁路盈余与该区所开采出之钨与锡。(注八六)故当时中国 银行总裁张嘉璈认为此种合同是对中国主权尊重之一种新试验，如果成功将 开中外合作史新的一页 (亦即孙中山先生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理想) ，导致 外国更多之投资，(注八七)但对德国公司却是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其本国政 府仅担保百分之七十的损失，(注八八)不过此等铁路在色克特亲自的筹划下 ，中国人基于战时军事的需要与平时经济开发的重要性，显示高度的工作效 率，仅在一年半的时间 (一九叁四年六月至一九叁六年一月) 已全部完成， (注八九)南昌至萍乡段亦在一年多完成。 株州至贵阳段(湘黔铁路)共长六百二十叁公里，工程较大，故奥托倭夫 、克虏伯 (Krupp)及联合钢铁公司给予我方叁千万元之贷款，预计叁年完成 ，另联合钢铁公司又给予一千万元之贷款整修平汉铁路及其跨越黄河之大铁 桥与其他若干桥樑。(注九○)总共从一九叁四年至一九叁六年之两年间德国 给予我国修筑铁路之贷款共计六千四百叁十七万余元，依照当时之匯率值五 千七百叁十余万马克，此项数目照当时国与国之关系衡量，已使一位西方历 史学者将德国比照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企图在华南中部建立其经济势力 范围。(注九一) 九、航空製造与汽车工业的建立 铁路的兴建并不能完全解决运输上的问题，尤以在紧急情况时运送部队 与补给品至各据点以及平时偏远地区的联络需要靠卡车与飞机，故奥托倭夫 公司次一个目标即在协助我国筹建第一个汽车与飞机製造厂。自北伐成功以 后，政府在公路修筑方面有显着的成效，一九二一年全国只有七百叁十六公 里之公路，但至一九叁○年已增至两万九千里；一九叁五年增至五万九千里 ，(注九二)浙江一省在十年内已建筑了一千公里，(注九叁)不过汽车与卡车 却全部要从外国入口，色克特鑑于战时的需要，首倡中国能自製此项交通工 具，(注九四)一九叁五年奥托倭夫先生访华时，谈判即已开始，由于倭夫等 人拥有代姆勒──宾士(Daimler-Benz)汽车公司的股权，且是其董事之一， 故建议蒋委员长利用该公司之技术，先建立一卡车装配厂，然后再图发展至 全部自製。事实上法肯豪早已建议我军事当局采购代姆勒──宾士军用卡车 ，以配备德国顾问所训练出之中央军部队，理由是用德国笛塞尔(Diesel)引 擎之卡车较美国车省油。(注九五) 初步协议在一九叁五年达成，次年中国汽车製造公司即告成立，资本额 共六百万元，(注九六)装配厂选在株州，规定由奥托倭夫公司每年运交一千 二百架笛塞尔卡车的车身底盘，其他零件与车身可就地製造；另设一分厂在 上海专门製造轮胎、玻璃与皮带等，德国派遣技术人员来华协助机器与设备 的安装及训练中国技师与工匠，预计在一九四一年全部的德国工厂设备可以 安装完毕，中国可以独立自製代姆勒──宾士牌之卡车。奥托倭夫与中国汽 车製造公司签订五年之卡车製造合同，前者提供两千万马克之援助， (注九 七) 株州厂装配之第一批卡车在一九叁七年秋季出厂，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 ，奥托倭夫公司加速运送车身底盘，至一九叁九年为只已超过七千架，但一 九叁八年十月汉口失陷后，工厂被迫迁往桂林；广州陷乱后，进口之车身底 盘改道由香港，稍后经由法属之越南运至。一九四○年法国在欧洲战败，向 德国投降，日军趁机占领北越海防等重要据点，我国由海上而来之外援物质 大部被切断，奥托倭夫公司仍经苏俄与中国西北将已订购半数之货物南运至 目的地，(注九八)但一九四一年六月**又大举进攻俄国，最后运送路线 亦遭封闭。 再者协助我国发展航空製造业方面，奥托倭夫公司亦扮演相当重要的角 色，德国原欲助我发展空军，盖其本身因受凡尔赛合约之限制，不准成立该 军种，希望藉此合作，获得实际经验。顾问团成立之初，在讨伐阎、冯与桂 系等派作乱时，德国飞机与飞行员曾立有功绩，(注九九)但其雍克斯型飞机 (Junkers) 在一次空中表演时 (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场) 失事坠毁，可能 由此政府转而向美国与义大利寻求援助，训练新成立之空军。包尔与航空顾 问傅赫斯中校 (Fuchs，原属雍克斯公司之工程师)欲垄断之梦想完全落空， 后者认为此举是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策略，(注一○○)但据推论，我 政府可能不喜欢德国处处垄断，且其本身并无空军，又何能协助他国﹖ 不过在民航方面，中德合作却表现出相当良好之成果，一九叁○年欧亚 航空公司成立，首次树立往后合作之榜样，此公司股权与董事过半数操在中 国人手中，(注一○一)但也唤起了早年德国人建设叁B 铁路(通往东方通道) 的梦想。虽然国际航线在此时发展有许多障碍，欧亚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线的 建立却产生了政治意义，过去中央与边疆省份联络非常困难，离心力与半独 立状态很容易发生，现在以飞机担任快速的联络与交通工具，使双方的瞭解 与沟通不像以前那样不方便。(注一○二) 奥托倭夫公司能在航空製造业与我国合作，即是想再从已成功的基础上 (民航) 更进一层，而弥补失败方面(空军) 的损失，故与雍克司飞机公司合 作，助政府建立一製造厂与训练中国技术人员， (注一○叁) 初步协议由中 国银行团、政府当局与德国公司各先出资本额四百万元的叁分之一，蒋委员 长原则上同意，并在一九叁四年九月签订合同，共分十年，由雍克司公司供 应器材与引擎、训练及给予中国飞机製造师之合格执照，期望能在国内自力 生产。 (注一○四) 第一年计划製造五十四架单引擎之轰炸机，与二十四架 多引擎之飞机，以后按年增加，德国运送来华之器材估计最初每年约在八百 万马克，工厂在能正式运作后的首叁年可生产二百至二百五十架飞机。 (注 一○五)。 飞机工厂厂址本来首先选在南昌，后又改在萍乡，最后选在长沙， (注 一○六) 但建厂工作却因义大利的阴谋破坏一再延期。抗战前美、德与义叁 国欲控制我国航空发展(亦包括空军)的明争暗斗历史真相很值得国人研究， 但却要涉及到四国的文件与语文资料，所以很少有人问津。(注一○七)当时 若以列强的国力相比较，义大利的援华恐怕要算是最慷慨，而且是官方的合 作(政府对政府)，然而义大利人的技术并不高明，而且做事以马马虎虎着称 ，虽然颇能迎合当时中国人的个性，但就长远的利益而言并非妥当。最后德 国人略有小胜，首先要归功于蒋委员长身边一位最亲信的德国顾问斯特涅斯 上尉 (Walter Stennes，文件上均称其是卫队司令，但可能是安全顾问或侍 从之一)，此人原是**手下的一员大将(国色党冲锋队，即简称SA柏林区 的司令) ，负责希魔的安全，但终因政见不合而被开除党籍，且遭遇禁錮。 此时蒋委员长座机改用雍克斯五二型，此举可能是斯氏说服所致，在此以前 座机可能是意大利飞机与由意人驾驶，不许德人接近，斯氏遂建议蒋委员长 解聘意国驾驶员，由前者亲自指挥。不久意国空军总顾问亦因置其本国商业 利益于中国利益之上而返回国。(注一○八) 最后之飞机製造协定终在一九叁六年十月经政府批准后，建厂立即着手 进行，(注一○九)可惜距战争爆发仅有几个月时间，不可能有具体的成果， 同时也因资料的散失，未知运来之器材与引擎做如何处理；但德方文件却记 载，一九叁七年我方所订购价值七百零一万九千马克之航空器材，在年底以 前已有两百五十七万马克之货品运送来华。(注一一○) 十、工业外交与中德官方合作之达成 由于色克特巩固了中德合作的桥樑以及奥托倭夫公司铺下了在华投资的 道路，其他德国公司亦不甘落后，纷纷派代表或其首脑人物亲自来华瞭解情 况，但在此值得一提的却是，联合染料公司 (I. G. Farben) 的总裁埃格纳 (MaxIlgner) ，以及随色氏来华的克兰 (Hans Klein) 与其所组的公司哈布 罗 (Hapro)，前者不但在华发展已有很久的历史以及对我国抗战前化学与军 火工业的建立有过相当的贡献，(注一一一)埃氏本人还有一套发展中德工业 合作的策略，在其访华后曾出版了叁册《东亚报告》 (Ostasienbericht)之 书，做为亲华集团及工商界的投资与瞭解中国状况的指南。尤以作者不但是 德国化学工业之巨子，而且也担任与陆军间之联络人，与国防部战争经济计 划室主任汤玛斯上校(Thomas)之关系相当密切。此书无疑地会更进一步影响 军中之亲华态度，甚至流传至**手中。(注一一二) 埃格纳首先从心理上研究对华问题，认为中国领袖们都存有一种中德两 国命运休戚相关(Schicksals Verbundheit)的看法，而且即连发展政策的趋 向均在配合德国公司的投资与合作(指翁文灝的叁年计划，稍后再予分析)， 德国工业界毋须恐惧中国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过河拆桥，反而会因购 买力的增强，更进一步地与助其奠定基础的国家合作，(注一一叁)目前德国 所应做的：不但要加强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并且也要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及其 所属机构的重要工作计划。当时铁道部、中国银行及若干重要省份，尤以在 华南地区均有德国顾问，加强其影响力是协助对华经济发展成功的最佳保证 ，(注一一四)同时埃氏也体认到日本对华的侵略将会严重威胁到德国的利益 ，而且终有一天西方列强会联合起来制止，(注一一五)但时代似非如此，尤 以当**政权本身就计划侵略他国，又何能替中国主持正义﹖ 埃格纳与数年前代表德国工商界访华的团员们同样认为，中德合作最重 要的基础之一就是两国的文化交流，亦即德文之Kulturpropaganda。德国人 士在此方面较我国表现得积极，其理由可能不外前者欲在后者的国境内发动 工业外交，且活动资金较充裕，以及认为中国人必须熟练德国发展的模式与 其技术，故多能瞭解德国是合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培育留德学生、训练中国 技术人员、加强中德文经交流组织与宣传媒体、邀请南京政府官员以及各方 面之专家访德，在抗战前叁年已由早期(德国联合工业总会)之计划进入到执 行阶段，由政治领袖如孔祥熙、戴季陶与翁文灝至无以数计赴德之考察团， 均由德国工业界出面邀请及招待，而非由柏林政府当局，以便瞭解德国工业 之生产力，并参观西门子城 (Siemens-Stadt)、克鲁伯与雍克斯飞机工厂等 设施。(注一一六) 但不能说我方对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与合作则毫无贡献，朱家驊所创之中 德文化协会在此段时期曾协助即将提到的德国官督民营哈布罗公司与我方之 谈判，以及莱谢劳将军(Walter von Reichenau，稍后亦将提到)之访华等。 在德国工商积极进军我国之际，该会亦予各种适当之安排与协助，诸如房舍 之找寻，交通工具之安排及联络事项，由此也获得奥托倭夫、西门子与其他 公司之资助，另外德国各大城市之中国国民党之组织与中国同学会均曾致力 于中德互相瞭解及合作工作之推展，前者所出版之《新中国》刊物(Dasneue China)，旨在促使德国瞭解新中国之出现，中德两国类似之处与友谊之重要 性以及日本侵略对双方利益之损害等，但可惜经费有限，效果并不显着。 ( 注一一七) 由此德国工业界之积极努力，实施了早期在华投资的梦想，其所塑造之 架构导致中德政府间进一步的合作，但也经历小小政治风波，需在此略加分 析。 色克特在一九叁叁年第一次来华时，有两位与德国国防部及工业界有极 密切关系的商人随其来华，以图开拓市场及为该国扩军找寻所需之战略原料 ，其中一人便是克兰(Hans Klein，有人译成克仍任)。色、克二氏亦为一九 二○年代时德俄军事合作之老搭档，在抵达香港时，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派员 至港欲迎访客先至广州，色克特应先受南京政府之邀请而未便前往，仅克兰 与另外一位名叫普劳 (Preu) 者代表往广州会晤陈氏，结果达成协议，协助 该省发展军火工业与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小组，色克特在回程时亦赴广州访问 陈济棠。(注一一八) 稍后克兰赴南京会晤蒋委员长，亦达成类似的协议，并允给予中央一亿 马克之贷款，广州两亿，(注一一九)后者对前者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以换 取矿沙之方案颇感兴趣，但到底是否认可未经中央同意而擅与地方政府达成 之协议，则无资料可查，可能蒋委员长正忙于指挥江西最后之围剿工作，无 暇仔细研究克兰之方案，未置可否，而且陈济棠当时并无造反意图，且广东 位于Ｇ军基地之背，需要与之合作，但Ｇ军西移后，中央军与粤军相持而对 ，情势有所改变。此时克兰与陈济棠之勾结愈演愈大，前者并口口声声称以 获得蒋委员长之认可，德国公使馆虽表面否认克兰在华之活动与其政府有任 何关连，但却暗中警告国防部及克氏本人切勿捲入中国内争，国防部官员并 不瞭解中国政情的奇妙性，认为中国人均在准备抗日与充实武力，又何必有 中央与地方之分，蒋委员长以一国元首的立场却不以为然，中国自民国成立 以来，传统之地方武力对抗中央控制已妨害了国家之进步，在此大敌当前之 际，情势刚稍有改善，地方配合中央准备抗日故可进行，但擅自借用外力， 将会产生严重之后果。最后此项僵局还是靠一位在一九二九至一九叁○年担 任过军事顾问，现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之柯利伯(Herman Kriebel)协助打开的 ，此人是老**党员，与**私交很好，打了一份电报给后者，陈述捲入 中国内争之不当，希魔立即命令国防部终止与广东当局之交易。(注一二○) 此件不愉快的小插曲反而促成中德进一步的合作，柏林当局，尤以陆军 已体认到，如果双方均能蒙受其利，就必须经由南京官方之管道，而且克兰 本人此后亦将其全部之精力投注到中国抗战之准备工作，却变成蒋委员长之 经济(亦有人称之为军需)顾问，风尘僕僕往返柏林与南京 (后亦随政府至武 汉与重庆) 间，对于国军战力之增强与国防工业基础之奠定均有不可磨灭之 功绩。同时中央政府亦有一项意外的收获，当一九叁六年陈济棠反叛的企图 失败后，其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以及德国在该省得投资全部为南京所接收 ，包括白江口的兵工厂以及新成立的空军。(注一二一) 为了进一步的合作，中德两国政府同意将在北京与柏林的公使馆升格成 大使馆，且迁至中国首都所在地──南京，在未讨论正式的官方合作前，需 将克兰的哈布罗公司的发展作一分析。 如果要以德国重整军备所需要的原料交换中国准备抗日所需的武器与工 业设备，担负传统中德贸易的汉堡──不来梅(Hamburg-Brenmen) 商行已无 法适应新的需求。因此汤玛斯认为必须有一个像在一九二○年代德俄军事合 作时由政府监督或控制的公司，以求在华军事与工业利益的整体发展。 (注 一二二) 克兰以其与军方的关系，能采过去在俄国的经验组成哈布罗公司，德文 全名是Die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strielle Produkte，or Hapro 。此公司在当时颇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且带争论性，主要可能由于此时德 国整军尚未完全公开，再者也由于中国的情况较俄国复杂，尤以威胁到传统 德国在华洋行的利益，但仍然是一家私人公司，而克兰本人拥有其中绝大部 份的股权。(注一二叁)早在广东问题解决前，蒋委员长即已表示甚不希望中 德合作的德方由私人公司负责，同时顾问团与我国政府官员也并不满意哈布 罗公司垄断对华武器的交易，其品质有时不能完全适合我方的要求。 (注一 二四) 法肯豪森与兵工署长俞大维以拟定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能 在此期限内国人可以独立自造各种武器，不必仰赖国外输入，故希望与德国 兵工署直接接触。(注一二五)为了配合德方的需求及加紧国防建设的步调， 国防计划委员会在一九叁五年四月正式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仍由翁文灝主持 ，(注一二六)并于次年在长沙与南昌设立专门管理与控制开采锑与钨矿的机 构，(注一二七)且设立与哈布罗公司相对称的中央信托局，专门负责官方的 采购与输往德国的原料。(注一二八)为了取得柏林当局的信心及显示我国履 行合作的能力，翁氏在一九叁五年运交给德国两千吨的锰，(注一二九)德国 国防部立刻致送一封感谢的电报。次年四月八日，亦即我官方代表团在柏林 与德方签订一项政府间合作(以货易物)协定之同日，哈布罗正式改成国营公 司，由国防部之汤玛斯出任董事长。(注一叁○) 此项货物交换协定实际是一种信用贷款，由德国政府先提供一亿马克之 金额，我方以此可在德国采购所需之武器与机器，然后再以矿沙偿还，有效 期限是五年，偿还期为十年，金额可视偿还力而增加或延伸，故实际交换额 可能超此倍数。(注一叁一)当时史迪威上校是美国驻华武官，向华府陆军部 呈送的一份情报，报告此协定中有一秘密条款，规定我方将华南若干矿产开 采权让与德方，(注一叁二)但至今尚找不到任何资料以支持此说。不过此项 协定实是抗战前中德合作的新里程碑，显示沙赫特与翁文灝政策的成功，也 使中国政府在同年六月展开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之「叁年计划」。 十一、我国之叁年计划 「叁年计划」是我国抗战前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如果能够有机会全 部成功(指日本若不在其开端时即发动侵略战争或延后数年)，国民政府在大 陆统治的黄金(建国)时段将更为光彩或其历史都有可能重写，同时也显示当 时建国人才齐集一堂，共为国家的建设而努力，也就是蒋廷黻所说的以不寻 常的方式，快速地执行「大规模復兴发展计划」。(注一叁叁) 毫无疑问地，翁文灝的此项计划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并有德国专家协 助设计，更重要的是要与德国的发展密切配合，但足够讽刺的却是：德国在 欧洲大陆的重整军备是**侵略他国的帮凶；而我国积极发展国防与重工 业是欲有效抵抗日本在东亚的侵略，两件事本来风牛马不相干，现却扯上一 些关系：增强被侵略国的抵抗实力；也助长侵略国的凶焰。不过如果真正要 使中国之叁年计划成功，与德国合作或其积极援助是无法缺少的，此可就财 源与技术谈起。 「叁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以最短的时间，在华南中部一带新经济中心 创建最首要与最迫切的工业与原料基地，俾便支援未来的抗日战争与其他工 业发展，(注一叁四)当时即有如现今台湾的十大建设，除铁路与交通部不详 加分析外，兹将其他重要项目分列如左： (一)在江西省之吉安县设立提炼钨与锰的工厂，并加速附近此等稀有金 属矿沙之开采与输出。 (二)在湖南之湘潭建立中央炼钢厂，计划使当时的钢铁产量增加一倍， 以补足东北之沦于敌手之后，造成生产量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失。 (叁)发展湖南一带的铁矿，并加强湖北的大冶与四川彭县铁矿之生产， 且在最后一处设立铜矿提炼厂。 (四)加强华中、南与西南地区煤矿之开采，尤以从江西至贵州新建铁路 区附近，并在四川与江西设立煤油净化与提炼厂。 (五)发展支援军火工业之一系列之化学工厂。 (六)在湘潭建立中央机械製造厂，包括引擎、动力与器具工厂。 (七)亦在湘潭建立中央电机製造厂，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厂以生产零件 与机器。 如此庞大的叁年建设计划究竟要消耗当时政府多少财源，尚无法发现正 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单以炼钢一项而言，即估计需要八千万马克， (注一叁 五)而当时中央政府总岁入约在十一亿法币左右，八亿是直接税收。(注一叁 六)马克与法币的兑换率是1:33，依据哈布罗公司驻南京代表埃克特(Walter Eckert) 预估，中德以货易货协定可做轮迴式的交易至五亿马克。但当战争 的脚步愈逼近时，政府愈需要以此采购更多的军事装备及武器，所余用在工 业发展方面的款项实在不多，(注一叁七)与个别公司的合作，尤以在技术援 助方面，是另外一条可行道路，克鲁伯钢铁公司即训练我国成批之各种工匠 及技术人才，且协助彼等在其德境之工厂实习，藉以熟练操作购买之机器与 生产技术，(注一叁八)翁文灝本人也在抗战爆发前一个月至德与克鲁伯公司 达成钢铁建厂工作的协议。(注一叁九)各种设备，包括开采华中、南一带铁 矿的机器加紧赶运来华。(注一四○)在湘潭总厂的设施，包括工人与德国技 术人员的房舍以及通往铁矿区的铁路支线均在短期内完成，预计每年可生产 十万吨的钢铁，堪称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厂。但不幸的却是战争爆发后仅一年 多一点的时间，上海与广州均告沦陷，一九叁九年政府命令工厂迁至云南， 以便机器与零件可经由滇越铁路运入，但此也仅维持到一九四○年日军随法 国投降而进占越南。(注一四一) 为了要换取更多的德国机器与军火，我国势必要以最新的科学方法开采 更多的钨与锰，华南中部藏有世界最丰富，且品质最佳之金属矿物，正巧又 在此时钨在国际市场价格大涨 (可能由于一九叁六年起国际情势较前紧张， 若干国家均需扩充军备，造成求过于供的现象) 。该年钨的价格较一九叁二 年增加一倍；次年(一九叁七年)在欧洲市场最高时已涨至原来的七倍， (注 一四二) 大量开采与输出可增强我国在德国之采购能力与获得后者之技术协 助，但我国自一九一五年在粤赣边境开采钨矿以来，一直采用小规模的人工 土法，成本非常高昂，现既可获大利，资源委员会决定引用德国的技术，从 事大规模的开采与提炼。(注一四叁) 厂址选在位于距湘赣铁路上的清江县(江西省)与赣江上游的赣州相等距 离的吉安县，可将钨矿沙顺江运出，提炼后再顺江运至铁路处转运出口，一 九叁六年夏季资源委员会与克鲁伯及西门子派至哈布罗公司的专家合作勘定 厂址，并设计未来生产计划，预定年产量两千余吨，各种机器与设备立即由 德国运出，次年二月已开始安装，虽因淞沪战争在八月发生，陆续运来之建 厂器材部份落于日本手中，中德两国工程师仍然计划在一九叁八年八月正式 开工。但不久战火延伸至江西，工厂不得不在同年七月拆迁至较安全地点， 两年之心血等于白白浪费掉了。(注一四四) 一九叁八年后半期战争才威胁到赣南地区，但该年输往德国的钨沙量反 较上一年增加九百吨；较五年前增加四倍半，不过在一九叁八年输往其他国 家的钨沙却减少近六千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战争的关系需要换取更多德国 的武器与军事装备。实际上我国在一九四四年才失去对赣南的控制，在此以 前的四年中(一九叁九年至一九四叁年)每年平均的产量仍在近两万吨， (注 一四五) 不过由于广州的失陷，输出极为困难，由小飞机从大瘦运至香港； 香港在一九四一年失陷后又将钨沙运至桂林，暂时的通货膨胀、运费的高昂 以及人工费用的增加支出使钨的价值大不如在战前与战争初期。(注一四六) 尤以**在一九叁八年召回军事顾问与终止武器输华后，仅有小部份的钨 、武器以及机器零件能够秘密地运交到中德两国，有时还需经由第叁国，但 此也仅能维持到一九四一年中德正式断交时为止。 「叁年计划」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大多均因在开始实施时，遭受突然而来 的战争，而被迫走上与前几段所述两项建设类似的命运，唯有国防及其相关 连的工业，尤以军火製造方面，由于战前已略有基础与政府尽其全力将大部 工厂撤至更远的后方，尚能继续生产以支援前方的需要。以新经济区的湖南 株州为例，用德国技术与机器所建立的新兵工厂，当时已能製造二○、叁七 、七五与一○○公厘 (mm) 之各类型之轻重砲与其弹药，一九叁八年五月正 式开工，但在秋季即因武汉沦陷而被迫迁往至重庆。(注一四七)同时德国技 术顾问及兵工专家与我国兵工署合作所成立的各种武器，化学战及防毒研究 或测试中心也多安全地迁至后方。(注一四八) 十二、结 论 吾人很难预测，即使战争能稍延后数年，「叁年计划」是否可以全部按 期完成，不过按照当时的中国财力而言，的确是个很庞大与吃力的计划，而 且几乎要全部依靠开采出来的钨沙来换取德国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当时的铁 道部长张嘉璈即当批评过「叁年计划」过于理想，不顾政府的财力，低估在 华南开采矿业所需的费用与时间。张氏两年前(一九叁四年)曾任中国银行总 裁，与奥托倭夫公司签订过建筑浙赣、湘赣与湘贵等铁路的合同，主张以此 为模式，采稳健的步骤，以发行政府债券来发展新建设，再以开采出的矿沙 支付利息，等一项建设完成后再从事另一项建设。(注一四九)但彼却忽略中 国是在非常状态与日本侵略压力下，必须要以大刀阔斧的行动来推动发展。 故蒋廷黻批评张嘉璈既是「行动内阁」的阁员，却恐惧「行动」。 (注一五 ○) 中国抗战前十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力求国家统一建设与应付日本侵略的 交织史，当时我国的条件、财力与经验都不能单独担当此一重任，故希望寻 找一个国家帮忙或与其合作，而唯有德国在多方面(并非全部)能符合此项资 格。故中德合作就是在能满足双方部份的需要情况下而产生，先由一组德国 退伍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进而导引其国内工业组织研究在华投资的可行 性以及若干公司与我方合作从事经济建设与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最后导致 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我国的「叁年计划」也就是这种合作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方发展华南中部之工矿业，俾能供应德方更多的钨以配合其重整军备的需 求；德方也给予我国信用贷款、技术援助与军火供应，以助我国抗日战争的 准备工作与国家走上工业化。 但此种合作基础并非十分稳固，任何重大情势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合作的 进展，中德两国国情、政治制度、所处之地理位置以及面临的敌人都不尽相 同，而且合作的目标不但无法一致，最后还会互相抵触。合作中德方主持的 机构是陆军，其目的仅在希望获得较多的战略原料，突破处于劣势的现状， 期待有一天能够壮大与增强其战斗潜能。此种欲望却被**利用成为发展 第叁帝国与独霸欧洲的工具；而我方却希望藉着与德国的合作以增强抵抗日 本侵略的潜力，甚至有一天能改变后者在华已造成之侵略成果。故中德关系 存在着一项潜在的危机，**德国把日本看成盟友以对付其头号敌人──苏 俄；而我却希望藉着德国的援助以抵抗日本进一步的侵略；后者也就是利用 这个矛盾尽可能破坏中德间的合作。此种复杂的叁角关系可以表面上维持一 段时期，但终有一天会有裂痕出现，潜在的火焰会冲出裂口，把整个合作的 基础全部毁灭掉。 多数历史家认为「西安事变」是促使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要原因 ，理由事前一事变使中国表面上统一，**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准备一 致对外 (日) ，但在此同一时期内陈济棠反叛的流产与广西事件的解决，均 使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日趋坚固。且后二者 (两广) 的实力远较共党大过十数 倍，也同样地会使日本恐惧，提早发动战争，以免后患。但侵略者所真正顾 虑的倒不是中国政治形式或内在关系的变化，而是在作战的潜力，包括工业 基础已开始在增强，如果让第一个「叁年计划」完成，即会有第二个叁年计 划随之而来；如果让第一个一亿马克德国信用贷款及中德以货易物协定交易 成功，第二个亦会接着而来。中国表面的政治统一与团结不足以威胁日本， 盖后者一向认为前者是一盘散沙，但中国在日本盟邦──德国协助下发展强 国强兵之计，则不能视若无睹。以往柏林外交部对日本的质问与抗议总推说 是其国民 (顾问) 个人的就业问题与其公司的商业行为，然在一九叁六年中 德签有官方协定之后，德国陆军居然还派遣**最宠信的将领──莱谢劳 (Waltervon Reichena) 赴华研究如何改组顾问团(变成官方)与装备中国军 队问题，(注一五一)故「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所要求德国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回顾问与停止中德交易，并且威胁如果此事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将会 退出上一年所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注一五二) 德国政府一直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感到困扰，尤以在一九叁叁年希特 勒执政后为敷衍陆军的需求与实现其个人的政治理想而感到左右为难，中日 战争为希魔的窘境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中日两国中只能选择一个朋友，就 权衡商业利益与现实的政治考虑中而择其强者对独裁者而言是一种必然的结 果。但在十年的中德合作史中也不乏有真正热爱中国的德国朋友，为中国抗 战基础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法肯豪森与奥托倭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希特 勒命令顾问团撤退与终止中德贸易后，此二人(在德)仍然尽力为中国利益而 努力，(注一五叁)另外有数名顾问不顾在德家属安全，拒绝接受其政府回国 命令，前往重庆加入我国抗日的行列。(注一五四)就是在这种合作的精神下 ，我国抗战前的国防武力与工业基础方能发展一个雏形。可惜日本不准我国 再往前更进一步，但是中国人抵抗的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脆弱，配合高旺的 民族精神、广大的空间以及蒋委员长的卓越领导，使日军愈陷愈深而不能自 拔。
BF1942 Posted 2006年10月2日 02:49 Author Posted 2006年10月2日 02:49 据记载当时中国进口过一批88毫米Flak18高射炮，曾用于江阴要塞保卫战，但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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