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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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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志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按道理,“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了。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向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手里原本抓着个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了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一百名“场兵”手持冲锋枪列队集合,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检查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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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太强了,国民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失败才怪呢。(另:空军果然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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