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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迈可(Mical Lindsay):我在晋察冀和延安从事通讯技术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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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迈可(Mical Lindsay):我在晋察冀和延安从事通讯技术工作的经历

林迈可(Mical Lindsay)

按:林迈可英国人,后入美国籍。他曾是北平燕京大学的经济学、逻辑学教授,也曾当过重庆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燕京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4年5月他来到延安,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专家,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党组织的掩护下,于一九四二年初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司令员留他在根据地参加无线电通信技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林迈可于一九四四年离晋察冀去延安,后离解放区回到英国,写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对八路军高效率的指挥、通讯、情报工作等作了详细的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曾来华访问。

本文摘自他写给高霭亭的一封信中谈判他曾在中国从事无线电工作的经历。

……………………………………………………………………………

一九四二年元旦我们到了肖克司令部。在那里我开始在他们的无线电台帮助工作。当我们到聂荣臻司令部时,他要求我留下工作,并且任命我为军队通讯部的技术顾问。我能够比较详细地告诉你的就是关于通讯工作。我为军队上的技术人员上无线电课,并且到各分区司令部重建他们的通讯装置。

我们的供应非常短缺,开始我们只有少数极简单的教科书。因此大部分教学工作只能从电学原理的第一个法则讲起。一次我们搞一个比较更为灵敏,选择性更强的接收机,以便同冀热地区通讯,我们需要导出一个在超外差收音机中,本机跟踪的公式。这个工作包括要解出三个三次联立方程式。我们集中了晋察冀数学人才从事这个工作,最后得到了答案。当我们在一九四三年终于得到了一本特尔曼(TeHnan)的《无线电工程》时,我发现我们的公式是正确的,只是非常复杂。幸亏我从燕京带出来一个万能表和计算尺,这是在晋察冀绝无仅有的。通讯部里存着一些无线电元件,我发现还有其他存货。无线电工程学习班中的一个学员提到在他工作的单位里有一批他们贮存的电子管和其他物资。我向聂将军说明,如果把所有的元件存货都集中到通讯部来,我们就可以装出更多的电台。于是他发布了一个命令,必须把这些东西移交过来。但是当时我们大部分还是依靠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里能够买到并且偷运出来的东西。我们还从拆卸缴获的日本装置中弄到一些元器件。日本人用的那种电台对我们是投有用的,因为它们的频率范围很窄。他们的微安表和射频电流表是很好的,同时收讯管也是可用的。但是,发射管不能用,因为他们的真空度不好,我们唯一的能源是手摇发电机。如果把低压输出定为6.3伏做灯丝加热电压,高压约为450伏。美国管子能承受这样的高压,而日本管子则要起辉。我们把接收机的输出功率管做为发射机的管子用。最好是6L6,但是,当时这种管于我们很少,我们仍要用灯丝电压为5伏的老三极管。

我的主要工作是用新的设计改造所有的无线电装置。老机器又重又大。发射机使用的是频率稳定性很差的哈特莱(Hartley)振荡器,我用一个主振荡器改造它们,在输出线圈上用抽头的办法调整功率放大器与天线负载的匹配。我们做出了一些比老电台又小又轻的电台。来自农村的术匠为我们做木箱。我们用一个电阻负载和日本的射频电流表估算出天线输出功率约为20瓦。我们使它们的频率范围尽可能宽,因为高频带适用于白天,远距离;低频带适用于近距离和夜间通讯。我们最好的机器可以从10兆赫到2.5兆赫(几乎每一个电台都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必须使用我们能拿到手的一致性很差的元器件)。

我们没有改变具有反馈的栅漏检波器和一个变压器耦台的低频放大器的接收机线路,但是我们把接收机做的小得多,甚至比新的发射机还小。除了我搞的微型机以外,所用的管子都是30S。

当我们制造电子管插座时,我们在精确的钻孔上遇到过一些困难。当有紧急任务并且要在天黑以后工作时,在只有半支烛光的植物油灯下工作是很不方便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并投有因为缺乏工具而停止不前。

到一九四三年底,我们在装配新的电台中,把所有的元件几乎全部用完,而且我已经给一些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们上了无线电工程课。所以我们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转到了延安。在那里我设计了发射机和定向天线,使得新华杜的资料在美国都可以收到。他们曾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最大的发射管只能给出600瓦。我认为用一个窄波束的定向天线,这些功率是足够用的。我很幸运地曾经从特尔曼的书里把这个设计公式抄录下来。从此以后,我担任了新华社英语服务部的顾问。

一九四四年七月当美国人来到延安时,他们提出一个在前线地区建立电台网的计划,以便把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消息送回。他们通讯队的官员给我看了一本美国陆军装备的样本,其中没有一个对我们有用。他们的可携带的概念是可装在一辆吉普车上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主机都在40磅以上并且频率范围很窄。其中仅有的小型机是战略情报局(Oss)为在德国占领下的欧州进行地下工作的人员设计的。这些也不太适用,因为它们是要在一个正规的供电电源下丁作,而且只能靠些晶体发送少数的频率。我说如果他们能供应我们手摇发电机和元件的话,我们可以制造出更适用的电台。我们利用战略情报局的装置中的元件制造了一台发射机的样机。其中有些性能比我们已有的都要好一些,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试用了一下,对它非常喜欢。

此外,我想你对日本人关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通讯工作的评价一定很有兴趣。当我一九六七年在东京时,遇到一个曾从事对中国无线电信息监听的海军军官。他说国民党的密码非常拙劣,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他们可以读出国民党机构用无线电发出的任何信息。而共产党的密码则好的多。他们直到一九四一年还不能掌握破译它。后来,一年以后,共产党又改成了一套新的密码,他们就从来没有能够破译它。

我们在一九八三年再到中国时,肖克将军告诉我,在国内战争中,新式的晋察冀无线电电台工作得很好。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学习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遥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粱骥、王士光、钟夫翔、旷泉吉、江文、林爽等。

2006-8-27 22:43 水晶无线电

Re:林迈可(Mical Lindsay):我在晋察冀和延安从事通讯技术工作的经历

林迈可——八路军中的无线电先驱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国际友人是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林迈可就是其中一位。林迈可原是燕京大学英籍教师,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做过一些事,珍珠港事件后,他携夫人逃离北平。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和生活,直至抗战胜利。他与中国**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为根据地的电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访问晋察冀边区

林迈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1937年12月,林迈可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来到中国。与他同船来中国的还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燕京大学是当时在敌占区唯一一所抗日自在的大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很机智地与日本人旋。司徒雷登校长在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在原则问题上宁可关门也决不妥协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林迈克。

1938年初,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报道说,在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在发展。林迈可十分好奇。经与燕京大学的几位年轻教师商议,决定利用复活节假期去充分了解一下这个组织。

1938年夏,林迈可和他的同事从冀中出发,来到了在任丘的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他们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然后,他们被护送越过平汗铁路,进入到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主任委员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在根据地,林迈可看到:群众举行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军队在操练,兵工厂的工人在紧张的工作,乡村小学校黑板上写着抗日标语,男女平等参政议政,以及根据地人民新颖的文化活动——在露天舞台上演出抗战话剧。他们还有幸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汗铁路的战斗。

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林迈可见到朱德总司令,并为总部通讯科检修了电台的通讯设备。

参加抗日地下活动

访问了晋察冀边区,林迈可深感边区抗战物资的匮乏,也为边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抗战的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他积极参加抗日的地下活动,由于拥有外国人的许多特别的权利和方便,他为根据地做了许多工作。

外国人在北平城门口不会被搜身。他经常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以及应八路军地下联系人的要求,购买无线电台零件。

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他找了一个在导师班学习,他认为老实可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他重新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林迈可的妻子。

燕京大学机械房的工人肖再田,曾和林迈可一同访问晋察冀边区,回北平后,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后来被日军宪兵队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林迈可和其他同情抗日的朋友们想尽办法营救他,当得知宪兵队司令官想要买一辆摩托车,索要足够的钱时,林迈可拿出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们一起凑足了钱,才将肖再田“赎”了出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林迈克带着妻子和班威廉夫妇驾驶校长的汽车,逃出北平。经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到达晋察冀平西根据地。

通讯部的技术顾问

在平西,林迈可夫妇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很快,他们与肖克将军夫妇成了好朋友。林迈可被安排在通讯部的电台工作。他从北平带来一只万用表和一支计算尺,成了这个根据地仅有的宝贝工具。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到了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驻地。受聂荣臻将军的邀请,林迈可担任通讯部技术顾问。他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工课程,由于没有教材,很多课程内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开始。

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部工作,任英语课教员。他们发现,用中文发报会有许多的麻烦,一个数码错了,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英语是以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于是,他们共同帮助部队用简单的英语来传递信息。

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在晋察冀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

为延安的无线电和新闻事业尽力

1944年5月,林迈可一家到达延安。第二天,朱德总司令由黄华陪同看望林迈克。黄华曾是燕京大学“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不久,毛泽东主席对林迈可一家来延安表示慰问,并特别问到林迈可孩子的健康。

林迈可一到延安就急于工作。朱德、叶剑英和他详细地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不久,他被任命为18集团军通讯部的无线电通讯顾问。

为了迎接美军观察组,林迈可夫妇参加了翻译组的工作。与此同时,林迈可还和美国人一道,设计了一个通讯网络,以便为美军飞机提供气象预报。

在延安,林迈可一方面为延安的通讯和新闻事业尽力。另一方面,他还主动撰写稿件报告边区概况,请经过和离开延安的外国人带走,或发送给合适的报社、政府机关,或任何对抗日根据地感兴趣的人。

林迈可在中国战斗和生活了8年,他的一儿一女都出生在抗日根据地。他用刚到北平时购买的一架德国造的蔡斯伊康照相机,把自己和平西、晋察冀、延安军民的抗战生活拍摄下来,从战争年代一直保存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迈可一家于1945年10月转往重庆经印度返回英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家人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多次应邀访华。他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老朋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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