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曝光始末：中国义士夜闯日本皇宫

[BF1942]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华的黑计划，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如何将此奏折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于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 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 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东方会议”闭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调整对华外交工作，修正分离与侵占中国的整体系统计划。1927年年底，田中义一首相将上述“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全部结果及其制定的侵华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 ‘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藉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G·M·D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

蔡智堪夜潜日本皇宫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与中野正刚等人在私宅饮酒，家中下人接到从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块大点心。中野十分喜欢中国口味，加上几杯酒后兴致正浓，于是，毫不见外地对蔡智堪说：“中国的大饼可否转赠于我?”

　　因为当时国内通常用邮寄食品的方式传递消息，蔡智堪机智地说：“此饼并未煎过，食之有害。”待饭后，蔡智堪送走了日本朋友，立即将这个来自沈阳的大饼切开，看见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的亲笔手书，上写：“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王家桢的大号。

　　当时，蔡智堪只知道田中决定武力攻占东北，尚不知田中在“东方会议”后，亲自拟定奏章密呈裕仁天皇的事。蔡智堪知道这是日本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由于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蔡智堪反复考虑，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决定运用国民外交手段，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拿到田中奏折。

　　于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许多人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的五茄皮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处得比较密切，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

　　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容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家桢。

　　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名字，电汇五千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牧野看后也感到高兴。他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后来，蔡智堪老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民十七年(1928)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执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七十二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约六七十张，标签上写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他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家桢。王见后大喜，立即将此送达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王家桢方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丁东京。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桢翻译成中文的，张学良立即让王家桢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了两百册中译本，立即呈送南京国民政府，并发给东北官员。因为是绝密文件，当时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看到它。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民国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国民政府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赖的情形后，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公诸于众。《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

《奏折》披露之后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泄密追查，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省定居。

　　1932年，经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阴谋企划的全盘实现。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于台湾台南，国民党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由蒋介石颁发褒扬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