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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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侵华日军兽行不完全档案》 作者:《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出版社:《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南京！南京》上映了，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这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们不得不再去重温72年前那满江的尸体，满城的血。更令我们痛苦的是，屠杀绝不仅仅只在南京，从抚顺平顶山到湖南厂窖，从河北平阳到江苏镇江，屠城，屠城，再屠城。70年前的暴虐和惨痛穿越了长久的时光，时至今日仍然令我们战栗。尽管记忆惨痛，但我们必须牢记，不仅要记住南京，还要记住那许多已经快被淹没在历史雾霭中的屠城血案。让我们记住这些地名:平顶山、厂窖、潘家戴庄、平阳、镇江、重庆……

厂窖1943

1943年的厂窖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争的号角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吹响，厂窖的农民们依然下田插秧，进湖打渔，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属于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遥远的事情。抗战他们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们是仇恨中带点恐惧的，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天候农时，能不能多收三五斗米，多打百十斤鱼。

但战争终归还是近了。

自日军于1943年3月发起“江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监利、华容作战)来，日本华中方面军已经在长江南岸夺得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滩头阵地，形成了对重庆方向的一个突出部。厂窖所属的南县遂成为抗战华中战场的最前沿。

战争，离厂窖只有60公里。

在战争中，距离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度量单位，而是一个可以弹性伸缩，难以捉摸的数字。它的真实长度取决于太多的因素。譬如进攻者的锐气和决心，譬如防御者的勇气和韧性。500公里可以很短，譬如1939年的波兰平原；25公里可以长到成为永恒，譬如1940年德军前锋和莫斯科红场之间的距离。不幸的是，1943年的厂窖和战争的这60公里距离，很近。

1943年5月5日，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发起“江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鄂西会战)。目的是打通长江航路，充分发掘内河航运潜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船舶损失严重。在中国战场上，内河航运船舶也越来越少；而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不能使用，仅停舶在宜昌附近的内河航运轮船就有11艘，空船总排水量近2万吨)并顺势歼灭鄂西地区的国民党第六战区野战部队。

在日本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拟定的作战计划书上清楚地写着:

为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准备了三次钳形攻势，第一钳就指向南县。

5月5日，日军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国民党军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5师阵地进攻。守军当即进行了坚强的抵抗，两军激战。日军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当晚，日军占领了长岭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

5月6日晨，守军第77师与第15师协力反击，与日军激战于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黄石嘴、八股头之线，反复争夺，血战竟日。至7日晚，日军主突方向上的安乡首先为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第73军与集团军及战区失去联系。第六战区为挽回颓势，8日曾组织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集中力量实施反击，但由于通信不畅，不少部队又失去掌握，在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又集中兵力向南县进攻。暂5师在日军夹击下苦战终日，伤亡极大，当夜突围至沅江地区收容。

5月9日，日军占领南县。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29集团军第73军经厂窖、酉港向常德方向“转进”。

随着第73军万余溃兵涌入厂窖，这个面积50多平方公里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州大垸彻底暴露在日军追兵面前。

1943的春天，厂窖和生活在这里的上万普通百姓就这样以受害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合围厂窖

为摆脱日军的追击堵截，第73军主力一万余人奉命向西、向南方向撤退。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冲的厂窖大垸，成了国民党军西撤的重要通道。随军而来的还有沦陷区的两万多难民，准备经厂窖西渡汉寿的酉港，前往常德。

5月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各一部，计3000余人，汽艇60多艘，兵分多股向厂窖地区展开水陆合围。

陆路两股日军，分别从南县、安乡出动，直抵厂窖大垸东、北各堤垸；水路两股日军，分别自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封锁水上交通和淞澧道各渡口，截断国民党军和难民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日军战机从汉口、当阳等地起飞，分批至厂窖上空轮番轰炸。

是时，云集在厂窖地区的万余名国民党官兵和两万多难民，加上本地的1.5万居民，绝大多数被日军合围在这个东西宽10多华里、南北长20多华里的陀螺形“口袋”中。

五月的春雨中，一场惨剧在洞庭湖边上演了。

尸横永固垸

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

5月8日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不堪。听说日本鬼子沿东西河道向厂窖地区来了，住在东堤一线的上千名村民、外地难民和一小部分国民党溃兵，都以为永固垸离河道较远比较安全，便纷纷朝这里逃命。

次日清早，数百日军从东堤一线扑向永固垸。

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120多名群众五花大绑，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成排跪下，要他们交出国民党溃兵和枪支，见无人作声，便大开杀戒。120多人仅3人生还。

袁国清屋场70多人；肖吉成屋场约100人；罗菊东藕塘40多人；王锡坤麻地20多人……

82岁的肖明生老人是永固垸屠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回忆起血腥往事，老人情难以堪:“我家住在永固垸，四代同堂，共有29口人。1943年5月9日午后，10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我家，父亲肖美和、叔父肖桂生和两个堂伯伯、一个哥哥、一个姐夫、一个侄儿共7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第二天日上午，我家死难的亲人还未来得及掩埋，日军又进村了。当时，全家还剩下22人，除我和大哥及侄儿外逃，留在家里的一大半是女眷。其中，老祖母已80多岁，侄女小的只有岁把。鬼子窜入我家，见几乎尽是女性，兽性大作，但遭到拼命反抗。鬼子恼羞成怒，将我祖母、母亲等18人全部推到附近一口深水塘边中，还用竹篙、土块扑打，直至淹死为止。只有抱在手上没被捆绑的小侄女毛毛，侥幸得救。我自己因全家遭此横祸，疯癫了近一年。”

在日军的疯狂杀戮下，永固垸里尸横遍地，被杀村民、难民1500多人。外地难民的尸首无人认领，只得由当地幸存者挖坑集体掩埋，一个墓坑内埋有无名尸首上千具。

甸安河，血水河

总面积4000多亩的德福垸(包括现在的德福、汉新两个村)是南县通往汉寿、常德的必经之地。垸子西头，有一条贯通南北、长约5华里、宽200米的甸安河，是阻隔东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堑。当日军合击厂窖时，几千名国民党溃兵和大批难民逃到了这里。

5月9日早晨，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的国民党官兵、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千名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3000多名国民党士兵被迫跳进甸安河中，在追击日军的机枪弹幕射击下，几乎无一生还。日军随后对各村进行大搜捕，抓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绳子串起来，集中到甸安河边的几个禾场上屠杀。

甸安河边的田里土里、房前屋后、河中岸边，到处是尸体。昔日清澈的甸安河几成血河。一场暴雨过后，岸上的尸体也被冲入河中，北风一吹，又集到甸安河南端，塞满了一里多长的河道。尸体腐烂后，臭气熏天，几里之外可闻。从此，当地人称甸安河为“血水河”——“甸安河，甸安河，尸体挤得个挨个；五里长河成血海，野狗无桥可通过。”

瓦连堤，绝户堤

5月10日，天刚蒙蒙亮，日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横贯厂窖大垸的瓦连堤扑来。7里长的瓦连堤上住着几百户农家，此时还有数千外地难民。

杨凤山屋场的巷口，60多个逃难同胞被日军堵在了这里。30多个男人绑成一串，赶进深水塘中全部淹死，20多个妇女被驱赶入一所民房，轮奸后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瓦连堤西端的风车拐，方圆不足半公里，被杀同胞700多人。幸存者王长生回忆说:“挨近风车拐南边的莲子湖，300多名同胞全被赶进湖里活活淹死。风车拐的堤面、堤坡上被杀的有200多人。汤二秀屋台上也被杀了100多人。风车拐共28户人家，被杀绝的就有13户。”

据幸存者刘银生回忆:农民陈腊九被日军抓到后，被绑在树上拷打，最后开膛破肚；农民汪宏奎，年过60，耳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便用刀将他的舌头与下颚割掉，使其巨痛几天后死去；一个周姓农民，被日军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上盐，再用坛子在其身上乱滚，皮开肉绽惨死；两个难民被日军绑在树上，用刺刀剖开肚子，取出胆囊，再用小瓶汲取胆汁“珍藏”。农民贾运生被日军抓住后，因想逃跑，日军竟用刺刀捅进贾的耳朵，来回剜戳，至死方休。

肖家湾村村民吴桂清回忆说道:“当时我才10岁，我亲眼看见一位20来岁的姑娘拼命反抗，就被鬼子倒插在水沟烂泥中，然后掰开双腿，举起东洋刀从中劈成两块！一个15岁的少女在自家屋后竹坡里被4个鬼子轮奸，全身被捅14刀。”

整个厂窖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多达2500多人，仅瓦连堤上就有67名。事后统计，瓦连堤一带遇害同胞共3000多人，其中73户被杀绝，330多间房屋化为了灰烬。

血满厂窖河

当陆路上的日军在厂窖垸里疯狂烧杀的时候，水路上的日军也在厂窖河中干着同样的勾当。三天之内，日军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龚家港的厂窖东西两侧河段中，屠戮船民、难民6800多人，烧毁船只2500余艘。

三面临水的厂窖大垸，水上交通发达。东北、西南两侧则有藕池河中支、淞澧洪道环流而过，另还有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400米的龚家港河横卧于垸内的东南地区。大批逃难的船只云集在此，通过厂窖大岛两侧大河向常德、益阳等安全河港逃亡，但很快被日军汽艇包围。

5月9日清晨起，日军沿河炸船、烧船。先是飞机轰炸，继而武装汽艇沿河来回追捕，逼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沿岸一线停靠下来。他们先是上船搜索，掳掠财物，继而放火烧船。只见河中火光冲天，大火昼夜不熄。船民、难民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数里可闻。

在汀浃洲一带，日军汽艇堵住湖口子后，将船上的船民、难民赶到附近河洲上，把人们三、五十人为一群，用绳索连串捆绑起来，再将绳子首端拴在汽艇后面，开足马力，把这一串串的人拖入河中淹死。在玉成堤上的河洲上，日军将捉住的30多个船民，用一根10来米长的纤绳，套住船民颈项，然后将在场的日军分成两队，各握纤绳一端，像“拔河赛”一样，不一会，这些船民便被勒死了……

堪比“扬州十日”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阵中日报》的记者袁琴心来到厂窖，她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的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6月6日，《阵中日报》刊发了报道:“此次厂窖、鸡窝岭、丁家洲、肖家湾一带，被惨杀军民同胞，为数万 人以上，该地同胞均已全部杀光，无幸存者，河水为之变色，迄今死尸仍未全部掩埋，当日河内之浮尸，有如厕内之蛆虫，无从估计数目。此即中古时代所作之‘血洗’，今日亲见于厂窖丁家洲者。”

6月26日《国民日报》也发表了记者兰天所写的《滨湖浩劫记》，称厂窖惨案堪比“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达数万之多，满地尸首，河水为赤，浮尸断流，惨绝人寰。有一船夫头部被砍12刀，胸前4刀，背后3刀，极人间之悲惨。”

抗战结束后，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李震一于1947年来到厂窖。实地采访后写下了《湖南西北角》一书，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我国八年抗战稀有的惨案。事隔四年，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我到厂窖，秋风秋雨的重阳刚过，云愁雾惨，草木萧萧，听一个身杀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

被遗忘的大屠杀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时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南京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日向敏明亦被枪决。30万同胞的鲜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还，但至少首恶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

可是，厂窖却被遗忘了。

指挥江南歼灭战的横山勇虽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但诉状中并无厂窖屠杀事实，而这个横山勇最终也被减刑，于1952年病死在巢鸭监狱。和他一样逃过一死的还有从1941年到1944年间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俊六，这位日本帝国的陆军元帅只被判了个无期徒刑，1958年就被美国人释放。

而在厂窖直接行凶的4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一位受到审判。其中，独立第17混成旅团的旅团长高品彪虽被国民政府列入了重要战犯名单，但他早在日军投降前就被调往关岛，美军大兵压境之际自杀身死。而其他三人——户田义直、小柴俊男、针谷逸郎都活到了日本投降，并且由于官阶较低，未受到审判。这三人中，小柴俊男在终战时已经做到了华南派遣军的师团长，而他的儿子小柴昌俊在2006年曾经访问了北京，当然，他并不是代表他父亲来道歉的。他的身份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历史修正主义者说，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凶顽伏法是因为远东军事法庭掌握了明确的证据，但厂窖惨案却非如此，所以无法将日军下层官兵的行为归咎于类似于横山勇和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但是，众所周知，纪律乃军队之所系。整个侵华战争和二战期间，如若日军各级指挥机构有意愿严明军纪，约束下属，又如何会从东三省到南洋这无以计数的屠城血案呢？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所参考罪名即有如下一条:“其他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包括命令准许违约行为、怠于防止违约行为。前者是指被告利用职权命令部下违反国际公约及战争法规，后者则是指被告藐视自己监督的责任，放任或纵容部下违反公约法规的行为。

身居其位而不约束部属，纵容甚至鼓励、教唆官兵杀人，如是观之，整个日本帝国陆军，从最下层的中队长直至陆相，皆有罪！

也许是厂窖地处偏僻，知者甚少，也许是八年抗战，血流成海，惨案桩桩件件已经多到让人麻木。总之，1943年发生在鄂西北的这场惨案很快被埋进了历史的雾霭中，并且为大多数人遗忘了。

习惯性屠城

研究抗战史，你会发现，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后期，出现的屠城惨案特别的多，1942年的潘家戴庄；1943年的厂窖、平阳；1944年的浙西，更有敌后根据地数不清的扫荡、清乡。在这个阶段，日军大本营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它的战争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尤其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的战略重点是与美军作战。中国成了一个它无法获胜又无法放弃的战场。因此，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维持现状，尽管在正面战场仍有大的会战爆发，但这些会战要么是为了改变局部的战略态势，要么是为了实现与中国战场无直接关联的战略目的(如大陆交通线战役)，与占领全中国无关。日军的主要作战行动，不管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还是正面战场的会战，其根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以战养战，同时尽可能多的消耗中国的抗战力量。具体到鄂西会战而言，日军的两个目的之一就是消灭该地区的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厂窖实际上成了日军这种战略指导思想的牺牲品——平民也是战争的重要资源。

从侵华战争开始至二战终结，屠城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借用一位曾驻中国的外国使节的话:“整个日本皇军，就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932年9月，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士兵200人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屠杀村民3000人，平顶山村被夷为平地。

1937年12月8日，江苏镇江沦陷，日军屠杀当地民众上萬人。

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遇难。

1942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屠杀无辜百姓1280多人，焚毁民舍1000多间。

1943年5月，厂窖惨案，3万同胞遇难。

1943年秋，侵华日军4万余人在河北阜平县平阳村一带“扫荡”，残杀无辜村民700多人。

1944年，为报复浙江民众保护空袭东京后迫降在浙江的美军飞行员，日军对浙西进行大扫荡，累计屠杀25万浙江百姓。

1942年2月起，日军山下奉文部屠杀新马华人超过5万。

1942年，日军制造巴丹死亡行军，15000美菲战俘在行军途中被虐杀，后继又有26000人死于战俘营中。

1943年起，为修筑泰缅铁路，日军前后虐杀战俘、劳工近十万。

1945年2月，日军制造马尼拉大屠杀，十万菲律宾人被害。

烧杀抢掠，屠城灭族，这是人类在前现代的蒙昧时期才做的事，我们已经很难用人类的思想来理解日军在20世纪所进行的这种人性倒退一千年的习惯性大屠杀。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暴力，但在刀光剑影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糟糕的战争和更糟糕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德国军队列队穿过香榭丽舍大道，这是糟糕的战争，但巴黎至少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仍然站立在它们原来的位置。日军进中华门，南京遂成一片焦土，浮尸满江，这，是最糟糕的战争。

他们还记得这些血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实际上就是战前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这里还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2001年，日本把远东军事法庭的旧址改造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市谷纪念馆。

如果你是一位参观市谷纪念馆的游客，导游会先请你观看一段介绍纪念馆历史轨迹的录像。录像首先展示日本昭和天皇骑马的照片，然后是日本陆军体能训练的场景。画面显示“日中战争爆发”，但所展示的仅是日本报纸对战况的宣传。其后，场景切换到“向英美宣战”。一分钟后，画面变成了“休战”时天皇向市民下诏书。而对无法绕过的东京审判。导游只解说当时东京审判的位置和格局，对于当年战犯究竟犯了什么罪、处了什么刑，只字不提。

在原来礼堂左侧位置，你会看到当年唯一替日本说话的法官——印度法官帕尔的判决意见书。在东京审判上，只有帕尔主张全部被告无罪。被告席如今也被改成了战犯们的“自白区”。

在二层楼道的墙壁上，你能看到历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的照片，其中，第35代校长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而在纪念馆内，他的身份是“校长”，而不是“战犯”。二楼的过道处，还摆着一排军刀，其中包括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的军刀。

这七十年里，我们看到了1971年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的惊世一跪；我们听到了1951年联邦德国的政府声明:“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我们还看到了1995年，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我们更看到了德国的大型企业出资50亿美元，设立“纳粹劳工赔偿基金”，德国政府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1100亿马克。不仅如此，德国还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了反犹太行为的非法性，而且不准为二战的侵略行径翻案。

这些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事件让我们感叹，为德国民族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全民赎罪意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所言:整个德国民族都是有罪的。

当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那个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身上时，我们看到了什么？靖 国 神 社终年不断的香火！拒绝对慰安妇的赔偿！连当年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法庭都搞成一个如此暧昧的“景点”，你能相信我们的邻居是在反省吗？你能相信他们的道歉是真诚的吗？你能相信他们还记得70年前亚洲各地流的那些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