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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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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劳高地 1945.4.17

我记得第一次遇见恰登是在早餐时候的营地。

他正在用小刀将煮硬的蛋切成薄片。喏,就像切火腿那样……

这是我23年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可以那鸡弹切成那个样子。

没等我们第一批人爬出营棚,已经是中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跑到随军饭堂前排队,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从那边飘过来。

大家还在谈论着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轰炸,为自己能活下来,或者四肢仍健全而庆幸。

我们这一伙人在炊事房前面站在长队的前列。我们等得心里已经非常着急了,因为那炊事员一点也不知道,一直没来理会我们。

后来,卡特辛斯基忍不住开始喊他了:“赶快把你的汤勺拿出来吧,海因里希!大家都知道菜豆已经熟了。”

他睁开惺忪的眼睛摇了摇头:“你们先得每个人都到齐了才行。”

恰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儿了。”

那炊事班军士仍然置之不理。“在那么看来可能都到齐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到底又在哪儿呢?”

“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是在群葬墓地长眠啦。”

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动摇了。“可我已经煮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

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推说:“那么这一回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来,开饭吧!”

恰登脑中一下子闪出一个念头。他那尖尖的、耗子似的脸蛋立刻精神起来,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面颊不时地抖动,他往前走了一步,小声道:“按你说来,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是吗!”

那炊事班军士傻里傻气、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恰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还有香肠呢!”

那西红柿一般的脑瓜又点了点头。

恰登的鄂骨开始颤抖着。“纸烟也是一样的吗!”

“是的,所有的都这样。”

恰登立刻精神抖擞。“哎呀,这才叫做走运咧!全是给咱们准备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让我算一算——没错,正好是双份!”

西红柿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说道:“那可不行。”

“那有什么不行的,你这个胡萝卜头?”卡特辛斯基质问到。

“这可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准备的东西,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

“我们待会儿给你点厉害瞧瞧,”米勒嘀咕着抱怨着。

“饭菜我可不管,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西红柿坚持着说。

卡特辛斯基一下子涨红了脸。“这一次你应当宽宏大量一点,是不是?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而是第二连的,这就够啦。你就发给我们算啦!我们正是第二连的嘛。”

我们动手推搡那个家伙。谁对这个人都没有好感,有过好多次,都因为他的错,饭菜送到我们战壕里经常很迟了,而且都凉了,因为在炮火底下,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一些,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都必须比别人的连队跑好一段路。现在,第一连的布尔克倒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他虽然胖的像一只冬天的土拨鼠,可是一到关键时刻,他甚至会把锅子一直抬到最前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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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好都怀着这种毫无疑问的情绪,若不是我们连长到来,一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了事情的原委,只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随后,他朝那锅子看了看。“这些菜豆看样字还挺不错的。”

西红柿点点头。“是用大油跟肉一起煮的。”

那少尉瞅着我们。他非常了解我们的心思。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军士,后来从我们行伍中间升上来的。他揭开大铁锅的盖子,嗅了一下。于是他一边往前走去,一边嘱咐道:“给我送一满盘来,把所有的饭菜全部分发完。我们是用得着的。”

西红柿的脸上显得一片茫然。恰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

“这一点都不破费你的东西!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私人似的。现在开始给大家分吧,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可你最好别数错了。”

“你这个该上绞刑架的!“西红柿愤怒地吼叫着。他已经垮掉了;每逢事情弄得他难以理解的时候,他就干脆认输。好象为了要表示一切对他都毫无关系,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蜜。

今天真有点不可思议。甚至邮件也送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两三件信和报纸。我们闲逛到营棚后面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我们搬来了三只凳子,正好圈成一个圆形,大家非常舒坦地坐下了。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我们才站起来。

此时简直是天地悠闲无虑的时刻。我们头顶上是一片蓝天。天边悬浮着浅黄色的、给阳光照亮的侦察气球,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烟雾形成团团白影。有时候跟踪追击一架飞机,那么这些烟雾就想盗束一样紧随上去。

我们模糊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来自十分遥远的雷鸣。野蜂嗡嗡地飞过,就把这种声音吞没掉了。

在我们周围,伸展着一片四处野花绽放的草地。青草摇摆着细嫩的散穗花序,白蝴蝶翩翩翻飞,漂游在残冬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们读着信,看着报,烟不离手。我们摘下了军帽,把他们放在身边。轻风拂动着我们的头发。它也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只凳子就搁在那光闪闪、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丛之中。

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腿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不错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扑克牌。每打完一个三个人玩的牌局,就插进一次两个人玩的牌戏。大家能够长时间的待下去。

克罗普问:“海伊在哪儿?”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我们一致准备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家乡来信托我向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米勒把纸烟扔了,说道:“真希望他们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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