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无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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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国1930年的那次选举中，纳粹党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那时我所采访的老兵们都还是没有选举权的孩子。希特勒的上台是他们的上一代人面对生存困境寻找强人时所做出的一致选择。但作为亲身经历过纳粹上台前后生活变化的一代人，这些老兵对希特勒政府的认同是毫无疑义的。这种认同使他们把纳粹发动的战争等同于国家的召唤，因而心甘情愿地在为国尽职的理念下走向战场，抛洒鲜血。

希特勒的政权出现在百废待兴的德国有其必然性。希特勒抓住了民间迫切希望改变生活现状的心理，因势利导地提出了消除失业、振兴经济的承诺。他在上台后对其承诺神奇般的兑现，大大提升了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一切同时又都是在为他的战争计划做铺垫。为了复仇和扩张，他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需要民众绝对的服从，需要一支具有战斗力和义务感的超强军队。他的这些需求在1933年到1939年的6年德国备战期内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

国内的一个学者曾经问我：“是6 000万德国人被希特勒一个人愚弄了，还是希特勒顺应了6 000万德国人的民心？”这是一个很难用一句话说清奈侍狻Ｊ率瞪希纱獾鹿呦蛘秸纳畈阍蚴俏薹ㄓ谜庵侄∫坏姆绞嚼椿卮鸬摹?

我对他的答复是：“长期以来，西方在诠释‘二战’的成因时习惯把责任归咎于希特勒的‘个人疯狂’和德国民众的‘整体过失’这两点上，这就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依我之见，德国发起战争的起因应归结于‘四大要素’：第一，希特勒关于德国生存与扩张的理念；第二，‘一战’后战胜国的长期压榨所造成的德国整体性反抗；第三，欧洲列强争夺和远征的传统在德意志这个欧陆后起民族身上的延续；第四，以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为代表的德国的进攻和扩张传统。”

在我采访的那些老兵当中，抱着要开拓德国的生存空间、要向英法复仇、要为德国夺回殖民地利益、要弘扬普鲁士军队精神的主观动机而参军的人一个也没有。政治、传统和外部环境对他们产生内在的影响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易察觉。但是，这些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从表面上看，无论是被动应征还是主动参军，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几乎都是“为国尽职”，其对纳粹领袖作为“国家化身”的精神认可，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在花山市，我曾经和原海军老兵迈尔就此事谈了上述看法，老人很同意我的“四大要素”论。因为谈得投机，彼此就有了一种“初级”的忘年之交的感觉。我们在他家小楼的客厅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把一大瓶葡萄酒喝得精光。

迈尔先生年过80，风度儒雅。他在战后就读于哥廷根大学，退休前一直在中学做教育工作。他的结发妻子是大学期间的同学，已于2001年去世。老人的两儿两女早已各自成家，都不在他身边生活。喜欢读书的老人似乎比较容易打发晚年的时光，他说他每天沉醉于博览群书，并不感到独处生活是如何寂寞难耐。不过，他家里悬挂着他夫人的那张巨大的照片表明，他对夫人仍怀念在心并希望以此方式与她日日相伴。

在战争中，迈尔先生曾作为一名海军军官领导一支65人的船队执行布雷和扫雷任务，先后到过北海、波罗地海、芬兰湾、大西洋和地中海。因为不需要直接参战，他在整个战争中毫发无损。和2/3的舰只被盟军击沉的德国潜艇部队相比，他简直就是福星高照了。而在和他同时入伍的花山中学的同学中，有1/3的人战死了。战后，他的中学母校曾组织过一次幸存老同学的聚会，共有25人到场。大家在谈到阵亡的同学时，纷纷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的义务感被罪犯们滥用了。”对此他感叹说：“流了那么多的血，经历‘二战’的军人们终于否定了自己追随过的‘国家代表者’的合法性，把纳粹领袖归纳为罪犯。这就是进步。”

我说：“德国民众被‘滥用’在先，觉悟在后，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老问题：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对此迈尔先生的观点是：“民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领袖来实现的。领袖代表人民时，人民就创造和推动历史。领袖专制独裁时，人民作为他们的工具被滥用就在所难免，一个‘国家义务’压下来，你就再无其他选择。德国人从‘二战’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拒绝独裁。”

在花山举行的老兵座谈会结束后，我开始挑选家访的对象，然后在老市长的帮助下逐个登门拜访。迈尔先生是第一个，接着就是老兵克诺内尔。

克诺内尔是毕业于布朗什维威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家住小城的边缘。那是一幢外观古朴而内饰豪华的白色建筑，小楼门前有一片绿地，背后是一片起伏的牧场，再远处就是茂密的森林，云雾飘来时，近处可见，远景模糊，那鲜明动人的层次产生出一种风景油画的效果。看得出来，主人崇尚自然，也非常注重生活的品位。克诺内尔博士出生于1924年，但看上去像是一个60多岁的企业老板。他面相年轻，精力充沛，穿着也比较考究。

我们的谈话是从闲聊开始的。他问我：“您是学日尔曼语言学的？”我说不是，我学的是工科。他说：“很好。学工的人研究历史和文学一般来说比较严肃和缜密。”我说我也希望这样，但有时还是犯低级错误。一来二去，我们的距离就缩短了。说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历史太长，语言和文字都太难，德国人很难真正了解中国，但大家都承认，中国人是高度智慧的。我们欧洲人还睡在树上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已经睡在房间里了。”我见气氛已经差不多了，开始把谈话转入正题，向他提出了打仗的“动机”问题：“您那时想过为什么去打仗吗？”

克诺内尔微微一笑，打开了桌上的一个盒子，里面赫然露出一枚勋章。我以为是军功章，他摇摇头说：“这是1938年12月16日德国政府发给我太太的祖母的一枚勋章，奖励她为祖国生育了8个孩子。当时离战争的爆发还有9个多月时间，德国需要人口，特别需要男孩子。战争结束后，这8个孩子中还剩下5个，这在当时的德国家庭中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我自己的家里，4个男人打了两场战争。父亲在‘一战’中把一条腿丢在了俄国战场。‘二战’中我们兄弟3人全都上了前线，哥哥像父亲一样也进入了俄国，但运气比父亲还差，死在了苏 联，剩下我和弟弟先后都负了伤。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为国家而出生，为国家而死伤，没有什么个人的选择。人们对义务的理解，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于三四十年代。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的束缚。当时的德国可没有现在这样的民主与和平观念，人们受纳粹宣传的影响很大。而我呢，当时是一个孩子，对犹太人、对GCD、对社会公正都没有任何概念，我们只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祖国做事的义务，我们这一代人是这样的，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也都是这样的。只要是国家需要我们扛枪，我们就得去。”

克诺内尔战前住在德国东北部小城瑙伊鲁平（Neuruppin）。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帝国水晶夜”事件，1 000多个犹太人的商店被砸，191个犹太教堂被焚烧，两万多犹太人被捕。这场疯狂的浪潮也波及到他的家乡，当他在第二天早上看见满街都是犹太人店铺被打碎的玻璃时，他第一次从大人们的嘴里听到“犹太人”这个名词。1942年，满18岁的克诺内尔应征入伍了，他先后到过波兰和法国。在德国投降前夕，他所在的部队陷入了西线美军和东线苏军的夹击，他和战友们把武器投进水里，纷纷跳进易北河，拼尽全力游向西岸的美军，没有一个人愿意落入身后的俄国人手上。

克诺内尔说：“在美军的战俘营里，我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始了解到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相，开始知道我们的国家在战争中对占领区的平民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一段非常残酷而无耻的历史。让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些反人类的行为是我们德国人干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我的孩子们不止一次地问我，这些都是真的吗？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跟着一起干？先是儿子问，然后是孙子问，现在又轮到了重孙子重孙女问。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是真的，但是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没有辨别的能力，一句‘为国家尽义务’就可以让我们为跟随犯罪政府提供全部的合法性。”

我问他：“那您怎样理解今天仍然在发生的战争和杀戮呢？”

他停顿片刻说道：“我认为只要有人类，战争和杀戮就不会停息。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他的进攻性和占有欲是一种先天编好的执行程序，战争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会永远和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避免重复前人的蠢行。”

为了进一步了解德国士兵在“二战”中的普遍参战动机，我查阅了很多书籍，目的就是想知道当年岁数稍大、比较成熟的德国兵是在一种什么心态下加入战争序列的。最后，我找到了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一段论述。施密特先生出生于1910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已经23岁，“二战”开始的时候29岁，战时他服务于空军，曾在德国防空指挥中心的参谋部工作过。在苏、德战争期间，他曾随军到过莫斯科城下。作为一个“二战”老兵，他在1989年为《战时德国人》一书做序时写下以下感言：

对于那些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已经成年的德国人，那些在战争过程中成年的德国人，那些在战后20年、30年、40年内成年的德国人来说，对战争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每一代人都倾向于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和评价前人。我们的儿女可以相信我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纳粹分子，却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抵抗纳粹的战士。他们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和平环境中长大，他们只需要很少的勇气就可以在机场的铁网外，在核电厂的围墙边，在导弹基地的警戒线旁群起示威，甚至还能够动用一些小小的暴力。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同样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去做类似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全面专制、独裁政府以及其对信息和教育垄断的恐怖。希特勒军队的多数士兵不是纳粹，但他们的身世、所受教育以及所谓国家的至高利益都要求他们去为祖国效力。即使是那些想要推翻希特勒和纳粹独裁统治的德国人，也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从而把祖国交给它的战争对手的想法。对于德国人来说，“二战”是我们对国家尽职的悲剧。我们对国家的义务感被希特勒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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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色色5.0]

写得很深刻

"让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些反人类的行为是我们德国人干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我的孩子们不止一次地问我，这些都是真的吗？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跟着一起干？先是儿子问，然后是孙子问，现在又轮到了重孙子重孙女问。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是真的，但是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没有辨别的能力，一句‘为国家尽义务’就可以让我们为跟随犯罪政府提供全部的合法性。”

德国老兵的态度是真诚而坦白的,这使我想到了日本.........

[死了都要钱]

太多了。。。我只看了几个字。。。有事要去忙了。。。一会再来看